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本书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师内藤湖南的经典之作,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著作。书中集中体现了内藤湖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和把握,内容体系宏大,论述精深,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史研究之典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内藤湖南的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中国史学史/海外汉学丛书》在他的庞大著作群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中国史学史/海外汉学丛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本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洋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1866—1934)是近代日本历史学界的巨匠,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内藤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总体性把握,他关于中国历史较著名的理论即是“唐宋变革论”,至今仍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范式。
目录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史的起源
第二章周代史官的发达
第三章记录的起源
第四章史书的渊源
一、史书的材料
二、《六艺》的形成
《易》
《书》
《诗》
《礼》
《春秋》
《论语》
三、“诸子”的形成
四、《六艺》外传
五、《楚辞》及诸国之代表著述
六、术数、方技之书
七、《汉书·艺文志》未载之书
八、先秦著作的发达程度
九、史官的地位
第五章《史记》——史书的出现
一、思想及记录统一的趋势与《史记》的出现
二、《史记》的著述目的
三、后代对《史记》的评论及邵晋涵的评论
四、《史记》编纂的体例
五、后人对《史记》编纂法的评论
六、方苞及章学诚的评论
七、以往评论的不充分之处
八、史部书籍的发端
第六章《汉书》
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一、纪传、编年二体的并行
二、由书籍分类法变迁所见之史部书籍的发展
三、正史编纂法的变迁
1.史料处理方式的变化
2.从一家著述到分纂的变化
3.正史体例及内容的变化
四、编年史、通史、类书体的历史
五、正史以外史部书的发展
六、史注的发展
七、史评的发达
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一、类书史学所受到的影响
二、史体的渐变
1.史学的古文复兴
2.《南史》、《北史》
3.古文复兴与经学新研究对史学的影响
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
四、史官的变迁
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
一、《新唐书》、《旧唐书》——史体的变化
二、《新五代史》、《旧五代史》
三、《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帝王学的变化
四、《资治通鉴》
《通鉴》的注释书
朱子的《通鉴》评论
五、《通鉴》的影响
六、正统论
七、郑憔的《通志》
八、经学的变化
九、金石学的发达
十、目录学
十一、《实录》与《起居注》
十二、《玉海》与《文献通考》
第十章元代的史学
一、《宋史》、《辽史》、《金史》的编纂及正统论
二、元代的史书及史料
第十一章明代的史学
一、《元史》的编纂
二、大规模的编纂物
三、掌故学之一变
四、李贽的史论
五、杨慎的学问
六、归有光的《史记》评点
七、胡应鱗的《笔丛》
八、正统论
九、王光鲁的沿革地图
十、焦竑的目录学
十一、金石书
十二、经世文的编辑
十三、类书
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
一、《明史》的编纂
二、黄宗羲与浙东学派
三、顾炎武
四、工夫之与胡承诺
五、徐乾学及其门下(一)
六、徐乾学及其门下(二)
七、修补旧史的史学
八、天文历算学的发达
九、考订旧史的史学(一)
十、考订旧史的史学(二)
十一、浙东学派的史学
十二、《汉志》、《水经》之学
十三、古迹的研究
十四、古史的研究
十五、西北地理之学(一)
十六、西北地理之学(二)
十七、金石之学
十八、校勘之学
十九、野史、别史与掌故之书
二十、官书
二十一、史评
附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章学诚的史学
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
跋
后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精彩书摘
《中国史学史/海外汉学丛书》:
关于《表》后世是有评论的,无论如何,正如郑樵所云,《表》的制作是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杰出之处(《通志·总序》)。然而,在以上凡例所表示的方针中,司马迁治史的缺点也显现了出来。上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即在司马迁所采用的历史材料中,有论说义理的《春秋》,有游说者不顾事实的话语,有历家根据历法推算得出的年月,有数家依照五行说所建立的古代帝王顺序,还有谱谍。其中,按照今日观点来看,真正可以成为事实依据的材料,只有系谱,和作为《春秋》一书材料的记录,以及组成游说者、历家之家言的那些材料;其他的则都是不同时期出于各自不同理由的各家观点。由于《史记》是综合这些材料写作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史记》是由记录的部分和著述各家的观点综合而成的。由于在《史记》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综合能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材料能够原样地遗留了下来,而因为《史记》能够将它们进行了精巧的综合,反而形成了一种正确与不正确并存的历史。并且,由于存在着一个“雅驯”,即合理观点的标准,所以即便是古代传说,其中不雅驯者也一定被抛弃了。这种利用传说对记录尚不充分的时代所进行的研究方法,在今日来看则不能不说的确是个缺点。其实,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中,有关古代的记述肯定都是由这类形式而编纂的,只不过没有谁能像《史记》这样坦率地明示自己的取材方法而已。比如日本的《古事记》、《日《中国史学史/海外汉学丛书》纪》也一样,只是未明言取材方法罢了。因此,司马迁的这一表白,反而成为了我们了解古史形成情况的依据。对于这些年表以往学者基本上未加注意,但的确是应该慎重研究的内容。总之,从今天的观点来说,即便是有着种种缺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那种对当时诸多材料的综合,是一种非凡的手法。
其次是八《书》,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说的那样,这主要是讲制度文化变迁的。其中有一些本文的内容在今本中已经亡佚了,例如《律书》中就有这种情况:《太史公自序》说《律书》主要是记载军事的,但在今本《律书》中有关军事的内容已经没有了。不过,八《书》的写作方针是很明确的,尤其是有关文化变迁的记载,《史记》中有着可称之为凡例的表述。这在《封禅书》赞中是可以见到的:“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由此可见,由于有司所掌之详细礼仪记录已经存放于官吏那里,所以自己在这里重点描述鬼神祭祀的表里关系。实际上,《封禅书》很巧妙地记述了封禅的表里:详细揭示了人君痴迷宗教而受方士欺骗的状态。八《书》的写作大体上采取与此同样的方针,即并不着重记述有司记录中已存在的内容,而是重点描述了促成实际变迁之原因的真相。而这一点在后世效仿他的史家来说基本都没有做到,后世的正史多数都仅仅是将有司的记录原封不动地予以抄录而已。
其次是《世家》,关于《世家》,《太史公自序》认为就整体而言写的是辅弼天子的那些人物,而从世家的各种记述,或者像《太史公自序》中各世家赞所述那样,司马迁当时对此是有自己主张的。那就是能够成为天子而永远存续,或者能够成为诸侯而使家族长远存续者,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他认为其家族的前代曾经对人民立有功绩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陈杞世家》中他表述了这种观点,说:唐虞之际其家对人民有功德者十一人,其中五人的后代成为了帝王,其余者皆显为诸侯。认为对这些家族要各自立为《本纪》,或立为《世家》。例如他认为作为舜之后代的陈虽灭亡了,但陈的末孙则是齐的田氏;杞虽灭亡了,夏之禹的末孙勾践则成为了越王。总之,这些人物都是在前代有功德者的末孙,所以才得以长久存续。而另一方面,有功德的人也自然地因此被承认具有了可以成为世家的资格。例如孔子,他虽然并非诸侯而仅仅是个士大夫,但从孔子为天下制法,传《六艺》于后世的意义上司马迁写作了《孔子世家》。最不可思议的是《陈涉世家》,即秦乱之时由于陈涉首开反秦契机,诸侯起事才得以灭秦,所以将其列入《世家》。《太史公自序》日:“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还特别将其与前代作了对比,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这是司马迁所引之公羊家观点,与之相比较他又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因此记载日:陈涉虽然起事仅仅六个月而亡,但汉不绝其祀,续其血食。将孔子列入《世家》和把陈涉立为《世家》,在司马迁来说具有同等的意义。
……
前言/序言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是近代日本历史学界的巨匠,他的业绩在其殁后虽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于今日仍然璀璨辉煌,在世界学术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不仅限于中国史,即便在日本文化史方面亦留下了巨大的成果。他不仅精通传世的历史文献,还率先向世人介绍了甲骨文、敦煌文献、满洲史料等新发现的史料,对甲骨学、敦煌学、满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群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至于此书的成书始末,正如其嗣子内藤乾吉以及高足神田喜一郎在原著序、跋中所叙述的那样,是根据他在京都大学讲课的内容结集成书的。史学,是人类对自身经历的过去予以自觉认识的学问,湖南是将中国上古至清代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认识轨迹,作为一部庞大的史书著作史予以描述的。
当然,在上古时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称之为史学的学问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应该称为史学前史的时代,湖南是将其作为记录的起源进行寻求的。他在本书的开头曾说:“关于中国的历史即记录的起源,是可以将记录的起源与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时予以考虑的。”即他对史学史的初源的认识是从考察记录的起源开始的。在此,他认为历史就是记录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人类的生活在记录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但是,那毕竟是从人类自身被认识以后才成为有意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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