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脚下 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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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作家雪珥，媒体称其为“历史的拾荒者”，以对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中国那一场改革历史研究出名。本书是“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一“区域卷”。本系列还有，之二：年代卷《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三：人物卷《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之四：事件卷《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从年代、人物、区域、事件等不同的剖面，重新勾勒描绘了一幅大清改革的路线图，可谓从19世纪到20世纪近代中国大转折的一部断代史，其中风潮迭起，波诡云谲，凝结了太多的中国人的命运。百年前那场改革过程中的创新、突围与纠结、困顿，通过作者极富当下感的笔触，生动如在眼前。丰富的海外资料分析也使本系列独具慧眼，对人事的观察与结论，突破了以往许多陈词滥调。作者也毫不避讳其“以史为鉴”的写作使命，目的在于让历史照进现实，思考当下，如何才能避免改革中的不折腾？改革之难之重之关键在哪里？鉴古而知今日，为今天中国的大改革多层思考，呐喊助威。

内容简介

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从一个地域，帝国权力核心边缘的天津切入，再现了晚清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里是晚清改革的主舞台，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上的大剧目都在这里上演，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这里，是*前卫的，也是*保守的；这里，是*西化的，也是*抗拒西化的；这里，生产了这个第1艘的潜水艇，也烧杀过教堂，大规模破坏过铁路和电线……。与我们一般以为的情况不同，晚清后6年，尤其是1909-1911年宣统朝的3年，国家并非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乃至国防都在不断进步。1908年，清政府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白银2亿两的大关。1909年，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议会，对地方政务实行非常有效的监督。但是，它为什么又突然崩溃了呢？

作者简介

雪珥：本名蒋文胜，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担任公务员9年，获得律师资格；中国*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自2006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EMBA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精彩书评

戴旭（著名战略思想家、中国空军大校）——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而雪珥则在历史的彼岸，对着这个摸了170多年石头还没有走过河去的民族大声疾呼：切莫重蹈前朝的覆辙！也许追金逐利的涛声会淹没他子规一般的啼鸣，但浪花碎灭之后，我相信雪珥的赤子之心、睿哲之思，将如灿然的珠贝一样闪耀在岁月的残阳里。

经济学家梁小民（摘自《生活周刊》2011年7月19日）——雪珥文笔通俗、流畅，读他笔下的历史，能像小说一样地把整本书读完，很受启发。

何亮亮（著名媒体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在大家的一贯印象中，清王朝的最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

萧三郎（著名媒体人、《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我曾在《中国经营报》上追看雪珥《李鸿章谈心》等专栏，深为雪珥独特的历史写作所吸引。 雪氏的历史写作，近来蜂拥出版，坊间流行，独具特色，个人以为，至少有两点与众不同之处：一是，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挖掘以及实证，并累有新见。这与他在海外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文物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学者写历史文章所少见到的。二是，珍视历史的“古为今用”。写历史文章，有人力图冷静复原当时的气氛和现场，或标榜不带情感的“零度写作”，雪珥显然不属于此类。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当下。祝贺雪珥改革史四卷文集出版。希望更多的人从雪珥的历史写作中有所助益。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 李佩钰——我们脚下的石头，其实前人早已经摸过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看得清彼岸，并有渡达彼岸的决心、智慧和勇气。身处这样一段历史的乱流里，我们更需要清楚地记得来路，而这恰恰是雪珥文字的价值。 ?

目录

目 录
本书初版自序
帝国的手术 001
开 篇 天朝的渡口 011
第一章 帝国的盲肠 023
024 _ 曾国藩“剃头”
034 _ 直隶廉政风暴
044 _ “天津教案”始末
055 _ 曾国藩“蹚雷”
第二章 首都2.0 版 065
066 _ 李鸿章入津
076 _ 天津静默升级
085 _ 日本人来了
092 _ 海河上的星条旗
第三章 丁戊奇荒 105
106 _ 抗灾总动员
117 _ 夺命大火
127 _ 盛宣怀下放
135 _ “爱国”的鸦片
第四章 越轨挤奶 149
150 _ 上海滩奶牛
159 _ 天津“越轨”
168 _ “世博会”搏一把
第五章 资本的贞操 177
178 _ 大清“比基尼”
187 _ 股市风暴
198 _ “房奴”富豪
206 _ 大盗“首善”胡雪岩
第六章 “床”下潜水 231
232 _ 李鸿章恋“床”
244 _ 潜水艇未挂龙旗
第七章 太后转轨 255
256 _ 骑着毛驴上北京
263 _ 大清“地铁”
274 _ 驴拉火车
279 _ 醇亲王“开瓶”
289 _ 慈禧太后出任“代言人”
301 _ 张之洞入瓮
311 _ 保卫大东北
321 _ 北京通车了
尾 声 拜金时代的道德教化 331
333 _ 圣训重来
348 _ “宣讲”好饭碗
代后记 雪珥的晚清 355
别 册 他人说 367

精彩书摘

李鸿章入津

李鸿章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在1870年的天津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座城市已经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

他将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而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篇章……

与乃师曾国藩的极度低调不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入津，刻意地极为高调。

根据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记载，1870年9月18日，在大批军队的前呼后拥下，李鸿章入津，随即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公告，宣示了他将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这支在8年前还在上海被各色人等惊为“乞丐部队”的淮军，凭借其丝毫不亚于湘军的战功，以及远好于湘军的纪律，在湘军裁撤之后，早已成为大清国防军的主战部队，装备精良，向天津城的“暴民”、也向西方列强，展示了雄壮的兵威。

站在望海楼教堂废墟上的天津人，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到：变天了。

这一年的李鸿章，年仅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呆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真正实现了他年轻时写下的理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后来改为“觅封侯”）

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这同样是一个棘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曾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师生之间有关“痞子腔”的对话，其实只是历史的孤证，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件极为棘手的外交大案时，曾国藩为李鸿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在他为李鸿章所作的传记中，认为“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而曾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祟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

梁启超说，李鸿章在直隶期间，“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他大发感慨道：“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身价顿增。”

不幸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与梁启超其它很多急就章的东西一样，并不确切。普法战争7月19日开战，9月1日发生“色当会战”，法军全面战败，次日投降，9月4日法兰西帝国就被国内革命推翻。这段时间，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只有曾国藩一人。考诸各种官方文献，天津教案的善后，几乎都是曾国藩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手完成。李鸿章到任时，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他根本没有机会力挽狂澜、并展现自己比曾老师更强的才华。

最令曾国藩被国内外攻击的，就是他在证据并不确切的情况下，杀了18名“凶手”为遇难的洋人们“一命偿一命”。这种“曾剃头”的典型做法，恰恰便是行动上的“痞子腔”，绝对难称“诚”字。然而，这种“痞子腔”似乎有效地震慑了汹汹的民意，也至少平息了列强们对大清政府的愤怒与不满。

更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在中秋节前一天（9月9日，农历八月十四），从直隶省城保定给天津的曾国藩写了封信：“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怒，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事，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承担。”

这封信很清晰地表明了：一、曾国藩早已得出对教案的处理意见；二、李鸿章并不反对这种处理；三、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犯众怒”，李鸿章不愿意沾手，希望曾国藩“依限议结”；四、李鸿章撇清自己，为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好开展，防止“嗣后诸难设施”。毫无疑问，曾国藩已经将最为棘手的教案问题处理完毕，李鸿章最多只需做个后续的“执行者”，把善后措施落实，根本不必挑任何担子，可以轻装前进。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李鸿章就是他人生事业上最好的“替手”，他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站在曾国藩打下的地基上，“李鸿章这位无冕之王继承了那位‘一时曾负盛名，未几就被人蔑视的人物‘（曾国藩），在天津坚定地保持着他的地位约25年之久。”（美国汉学家马士H.B. Morse评价)

李鸿章从老师手上接过的天津及整个直隶，已经今非昔比。包括天津教案在内，曾国藩已经将该唱的白脸都唱完了，该趟的雷区都趟过了，将可能“初政即犯众怒”的事情都做了。

最犯众怒的是，无疑是整顿干部队伍。曾老师比较注重廉政建设，一上台就抓，虽说疗效如同曾老师的“银屑病”（一种难治的皮肤病）一般，屡治屡患，但曾老师的毅力，也如同当年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时却“屡败屡战”一般。

而李同学却似乎更在乎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对那些毫无效果、甚至成为虚伪面具的精神“体操”与道德“按摩”嗤之以鼻。《清史稿》说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那些不乐于为李鸿章所用的人是否就真是“志节之士”，这尚两说，但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实在也是曾老师的心传。曾老师的“那支有主义的军队”（湘军），并非靠着“主义”打胜仗，主要靠的也“利禄”，湘军所过之处，如土匪洗劫并无二致，只不过，曾老师喜欢把“利禄”包装在“主义”的盒子了，光鲜些。马新贻被杀，一个主要的可能原因，就是他在秘密调查湘军私分太平天国“国库”的大案。在李鸿章的25年治理之下，天津乃至整个直隶地区，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斐然，但官场乃至社会的主旋律的确是“一切向钱看”。

大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认为李鸿章入津，简直就是老鼠掉进了米缸，他在9月28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李鸿章被派到天津了，人们以为不论如何他总会强有力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教案），但是，正如传说的那样，他又在想捞钱。如果受足了贿赂的话，他将不会把问题向解决的方向推进多少。”据赫德自己说，在6年前（1864），当赫德奉命调解李鸿章与洋枪队首领戈登(James Gordon Brown)之间的纠葛时，他不得不“付给李五万多两银子”——这似乎是李索贿，其实，那只是李鸿章借机索要的一笔军费，完全公出公入的，李鸿章再贪，也不敢把这种公开的款项放进自己的腰包。两人之间，其实是权力之争，李鸿章成为赫德在海关内部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碍。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此时的李鸿章，自然还没想到自己要做坚固的天津“桥墩”。9月30日，他正式接过了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一个月后（11月4日），他就接办天津机器局。多年拿刀的手，终于握上了机器的闸门……

前言/序言

总序（作者：皮钧）

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

“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到最高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凯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

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 天子脚下 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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