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作傢雪珥,媒體稱其為“曆史的拾荒者”,以對一百多年前晚清時期中國那一場改革曆史研究齣名。本書是“雪珥-中國改革史係列”之一“區域捲”。本係列還有,之二:年代捲《國運1909——晚清帝國的改革突圍》》,之三:人物捲《絕版恭親王——風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之四:事件捲《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雪珥-中國改革史係列”,從年代、人物、區域、事件等不同的剖麵,重新勾勒描繪瞭一幅大清改革的路綫圖,可謂從19世紀到20世紀近代中國大轉摺的一部斷代史,其中風潮迭起,波詭雲譎,凝結瞭太多的中國人的命運。百年前那場改革過程中的創新、突圍與糾結、睏頓,通過作者極富當下感的筆觸,生動如在眼前。豐富的海外資料分析也使本係列獨具慧眼,對人事的觀察與結論,突破瞭以往許多陳詞濫調。作者也毫不避諱其“以史為鑒”的寫作使命,目的在於讓曆史照進現實,思考當下,如何纔能避免改革中的不摺騰?改革之難之重之關鍵在哪裏?鑒古而知今日,為今天中國的大改革多層思考,呐喊助威。
雪珥-中國改革史係列之《天子腳下——晚清政局與天津特區對外開放》,從一個地域,帝國權力核心邊緣的天津切入,再現瞭晚清政治、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這裏是晚清改革的主舞颱,幾乎所有的內政、外交上的大劇目都在這裏上演,影響全國乃至全世界。這裏,是*前衛的,也是*保守的;這裏,是*西化的,也是*抗拒西化的;這裏,生産瞭這個第1艘的潛水艇,也燒殺過教堂,大規模破壞過鐵路和電綫……。與我們一般以為的情況不同,晚清後6年,尤其是1909-1911年宣統朝的3年,國傢並非每況愈下,政治、經濟乃至國防都在不斷進步。1908年,清政府財政收入首次突破白銀2億兩的大關。1909年,全國各省都建立瞭地方議會,對地方政務實行非常有效的監督。但是,它為什麼又突然崩潰瞭呢?
雪珥:本名蔣文勝,中國改革史及戰略史學者。1991年畢業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曾在擔任公務員9年,獲得律師資格;中國*早的財經專欄作傢之一;曾在澳中兩國經營企業十多年。自2006年開始中國改革史的係統研究及寫作,同時研究中國戰略史及國際關係。擔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研究員、西悉尼大學澳中文化藝術研究院客座研究員;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員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傢族企業》雜誌顧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長江商學院等多傢商學院EMBA授課教授;《中國經營報》《國傢人文曆史》及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多傢報刊專欄作傢。
戴旭(著名戰略思想傢、中國空軍大校)——有人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而雪珥則在曆史的彼岸,對著這個摸瞭170多年石頭還沒有走過河去的民族大聲疾呼:切莫重蹈前朝的覆轍!也許追金逐利的濤聲會淹沒他子規一般的啼鳴,但浪花碎滅之後,我相信雪珥的赤子之心、睿哲之思,將如燦然的珠貝一樣閃耀在歲月的殘陽裏。
經濟學傢梁小民(摘自《生活周刊》2011年7月19日)——雪珥文筆通俗、流暢,讀他筆下的曆史,能像小說一樣地把整本書讀完,很受啓發。
何亮亮(著名媒體人、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 在大傢的一貫印象中,清王朝的最後改革是以“皇族內閣”的騙局和鬧劇作為收場的,充滿瞭荒誕氣氛。雪珥將自己定位於“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聞記者的敏銳和律師的嚴謹兩項從業訓練與經驗,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爬撿齣許多被忽視和遺忘的真相。
蕭三郎(著名媒體人、《新京報》書評周刊主編)——我曾在《中國經營報》上追看雪珥《李鴻章談心》等專欄,深為雪珥獨特的曆史寫作所吸引。 雪氏的曆史寫作,近來蜂擁齣版,坊間流行,獨具特色,個人以為,至少有兩點與眾不同之處:一是,重視對原始史料的挖掘以及實證,並纍有新見。這與他在海外緻力於收藏與晚清有關的文物保持著正相關的關係。這也是國內學者寫曆史文章所少見到的。二是,珍視曆史的“古為今用”。寫曆史文章,有人力圖冷靜復原當時的氣氛和現場,或標榜不帶情感的“零度寫作”,雪珥顯然不屬於此類。雪珥先生所聚焦的晚清改革史,其實明眼人很容易看清,雪珥先生之意,目光所看在晚清,心中所思在當下。祝賀雪珥改革史四捲文集齣版。希望更多的人從雪珥的曆史寫作中有所助益。
《中國經營報》總編輯 李佩鈺——我們腳下的石頭,其實前人早已經摸過瞭,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看得清彼岸,並有渡達彼岸的決心、智慧和勇氣。身處這樣一段曆史的亂流裏,我們更需要清楚地記得來路,而這恰恰是雪珥文字的價值。 ?
李鴻章入津
李鴻章肯定沒想到,自己的人生與國傢的命運,都將在1870年的天津發生巨大的轉摺。
這座城市已經與世界緊緊地聯在瞭一起:
內戰後的美國,派齣瞭戰時國務卿、美國擴張主義的奠基人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齣訪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濃重敵意尚未消逝時,西華德就到達天津,隨後趕赴北京,會晤大清“總理”恭親王,給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國帶來瞭“閤作政策”,中美開始瞭長達近一個世紀的友誼……
遙遠的歐洲,法蘭西帝國在普法戰爭戰敗,巴黎再度爆發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國,這導緻大沽口外的法國艦隊,最後放棄瞭攻擊天津的計劃,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決……
當日耳曼的勇士們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率領下,行進在法蘭西的廢墟上時,那位日後被稱為“東方俾斯麥”的李鴻章,正率領他的淮軍鐵騎,浩浩蕩蕩地開進天津城。
他將在這座城市中,度過人生最為輝煌的25年,而大清帝國也將以這座城市為樣闆,書寫30年的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篇章……
與乃師曾國藩的極度低調不同,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入津,刻意地極為高調。
根據法國代理領事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記載,1870年9月18日,在大批軍隊的前呼後擁下,李鴻章入津,隨即發布瞭措辭嚴厲的公告,宣示瞭他將以鐵腕維護這座城市的穩定。
這支在8年前還在上海被各色人等驚為“乞丐部隊”的淮軍,憑藉其絲毫不亞於湘軍的戰功,以及遠好於湘軍的紀律,在湘軍裁撤之後,早已成為大清國防軍的主戰部隊,裝備精良,嚮天津城的“暴民”、也嚮西方列強,展示瞭雄壯的兵威。
站在望海樓教堂廢墟上的天津人,已經能夠清晰地感到:變天瞭。
這一年的李鴻章,年僅47周歲,從1862年齣任江蘇巡撫以來,他在帝國省部級的高乾位置上已經呆瞭8年,曆任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並且因軍功先後被封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真正實現瞭他年輕時寫下的理想:
丈夫隻手把吳鈎,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韆裏外欲封侯。(*李鴻章後來改為“覓封侯”)
梁啓超說:“彼時(調任天津時)之李鴻章,殆天之驕子乎,順風張帆,一日韆裏。”
“天津教案”爆發時,這位“天之驕子”還在湖廣總督任上,正率軍輾轉西北,剿滅叛亂。中途接到中央的緊急調令,立即抽調主力部隊,進入京畿地區,加強戰備,隨時準備與法國開戰。天津教案將瞭之際,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殺(“刺馬案”)。這同樣是一個棘手的“地雷陣”,牽扯到中央與地方、軍隊與民政、湘軍派係與彆的派係、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問題,中央隻能下令曾國藩迴任兩江總督,並且不斷催促上路。而直隸總督則由李鴻章接任。這是1868年李鴻章接任曾國藩的兩江總督後,第二次接任他老師的遺缺。
李鴻章到瞭天津,登門拜見曾國藩。
曾老師不待李同學開口,就先問道:“少荃(李鴻章的字),你現在到瞭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鴻章道:“門生隻是為此,特來求教。”
曾國藩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李鴻章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為安徽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
曾國藩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啓口說:“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李鴻章一聽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說:“門生信口鬍說,錯瞭,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又捋須不已,久久看著李鴻章道:“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分,總是站得住的。腳蹈實地,磋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李鴻章急忙應聲道:“是是,門生準遵奉老師訓示辦理。”
這些細節,李鴻章在年老時講給其下屬吳永聽,吳永則記錄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叢談》中。
後世學者,或據此認為李鴻章人品遠不及乃師,或據此認為李鴻章能圓融貫通比乃師更勝一籌,莫衷一是。其實,在原始的記錄中,李鴻章至少在口頭上是認可曾國藩對“痞子腔”的批評的。李鴻章告訴吳永:“我碰瞭這釘子,受瞭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迴心細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
師生之間有關“痞子腔”的對話,其實隻是曆史的孤證,無法證實,亦無法證僞。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處理天津教案這樣一件極為棘手的外交大案時,曾國藩為李鴻章打下瞭堅實的基礎。
梁啓超在他為李鴻章所作的傳記中,認為“李鴻章辦外交以天津教案為首”,而曾國藩“外之應付西人,已極竭蹶,而內之又為京師頑固黨所掊擊,呼為賣國賊,白簡紛紜,舉國欲殺。於是通商大臣祟厚,恐事決裂,請免國藩而以鴻章代之。明詔敦促赴任,是為李鴻章當外交衝要之濫觴。”
梁啓超說,李鴻章在直隸期間,“普法之戰頓起,法人倉皇自救不復他及,而歐美各國亦復奔走相顧,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問題,而此東方小問題,幾莫或措意。於是天津教案,遂銷沉於若有若無之間。”他大發感慨道:“中國當時之人,無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驚天動地之大事,固鹹熟視無睹,以為是李鴻章之聲望韜略,過於曾國藩萬萬也。於是鴻章之身價頓增。”
不幸的是,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與梁啓超其它很多急就章的東西一樣,並不確切。普法戰爭7月19日開戰,9月1日發生“色當會戰”,法軍全麵戰敗,次日投降,9月4日法蘭西帝國就被國內革命推翻。這段時間,在天津處理教案的,隻有曾國藩一人。考諸各種官方文獻,天津教案的善後,幾乎都是曾國藩在中央的指示下,一手完成。李鴻章到任時,基本已經塵埃落定,他根本沒有機會力挽狂瀾、並展現自己比曾老師更強的纔華。
最令曾國藩被國內外攻擊的,就是他在證據並不確切的情況下,殺瞭18名“凶手”為遇難的洋人們“一命償一命”。這種“曾剃頭”的典型做法,恰恰便是行動上的“痞子腔”,絕對難稱“誠”字。然而,這種“痞子腔”似乎有效地震懾瞭洶洶的民意,也至少平息瞭列強們對大清政府的憤怒與不滿。
更有意思的是,李鴻章在中鞦節前一天(9月9日,農曆八月十四),從直隸省城保定給天津的曾國藩寫瞭封信:“鴻章冒暑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略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眾怒,嗣後諸難設施。尊處能將凶犯議抵,依限議結。計鴻章到津接事,此外未瞭各事,必為一力承擔。”
這封信很清晰地錶明瞭:一、曾國藩早已得齣對教案的處理意見;二、李鴻章並不反對這種處理;三、因為這樣的處理方式很容易“犯眾怒”,李鴻章不願意沾手,希望曾國藩“依限議結”;四、李鴻章撇清自己,為的是今後的工作更好開展,防止“嗣後諸難設施”。毫無疑問,曾國藩已經將最為棘手的教案問題處理完畢,李鴻章最多隻需做個後續的“執行者”,把善後措施落實,根本不必挑任何擔子,可以輕裝前進。
曾國藩有一句名言:“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李鴻章就是他人生事業上最好的“替手”,他不僅要扶上馬,還要送一程。站在曾國藩打下的地基上,“李鴻章這位無冕之王繼承瞭那位‘一時曾負盛名,未幾就被人衊視的人物‘(曾國藩),在天津堅定地保持著他的地位約25年之久。”(美國漢學傢馬士H.B. Morse評價)
李鴻章從老師手上接過的天津及整個直隸,已經今非昔比。包括天津教案在內,曾國藩已經將該唱的白臉都唱完瞭,該趟的雷區都趟過瞭,將可能“初政即犯眾怒”的事情都做瞭。
最犯眾怒的是,無疑是整頓乾部隊伍。曾老師比較注重廉政建設,一上颱就抓,雖說療效如同曾老師的“銀屑病”(一種難治的皮膚病)一般,屢治屢患,但曾老師的毅力,也如同當年被太平軍打得落花流水時卻“屢敗屢戰”一般。
而李同學卻似乎更在乎乾部們的工作能力,對那些毫無效果、甚至成為虛僞麵具的精神“體操”與道德“按摩”嗤之以鼻。《清史稿》說李鴻章“纔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誌節之士多不樂為用”。那些不樂於為李鴻章所用的人是否就真是“誌節之士”,這尚兩說,但李鴻章“好以利祿驅眾”,實在也是曾老師的心傳。曾老師的“那支有主義的軍隊”(湘軍),並非靠著“主義”打勝仗,主要靠的也“利祿”,湘軍所過之處,如土匪洗劫並無二緻,隻不過,曾老師喜歡把“利祿”包裝在“主義”的盒子瞭,光鮮些。馬新貽被殺,一個主要的可能原因,就是他在秘密調查湘軍私分太平天國“國庫”的大案。在李鴻章的25年治理之下,天津乃至整個直隸地區,聚精會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成就斐然,但官場乃至社會的主鏇律的確是“一切嚮錢看”。
大清國的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認為李鴻章入津,簡直就是老鼠掉進瞭米缸,他在9月28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李鴻章被派到天津瞭,人們以為不論如何他總會強有力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教案),但是,正如傳說的那樣,他又在想撈錢。如果受足瞭賄賂的話,他將不會把問題嚮解決的方嚮推進多少。”據赫德自己說,在6年前(1864),當赫德奉命調解李鴻章與洋槍隊首領戈登(James Gordon Brown)之間的糾葛時,他不得不“付給李五萬多兩銀子”——這似乎是李索賄,其實,那隻是李鴻章藉機索要的一筆軍費,完全公齣公入的,李鴻章再貪,也不敢把這種公開的款項放進自己的腰包。兩人之間,其實是權力之爭,李鴻章成為赫德在海關內部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礙。
李鴻章在直隸總督的位置上,一乾就是25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說:“中國人的名字,除瞭孔子,知名度沒有超齣國界的,但李鴻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國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樣……總督的職務按說是要輪流擔任的,但李鴻章卻是個例外。他作為直隸總督二十多年,其官職像橋墩一樣堅固,任憑潮漲潮落而巋然不動。終身任職的希望鼓勵他思想豐富的大腦設計齣一個又一個改良計劃,而一個陌生的流浪者沒有勇氣這麼做。”
此時的李鴻章,自然還沒想到自己要做堅固的天津“橋墩”。9月30日,他正式接過瞭直隸總督關防印信,一個月後(11月4日),他就接辦天津機器局。多年拿刀的手,終於握上瞭機器的閘門……
總序(作者:皮鈞)
改革麵對的是沒有“劇透”的曆史——改革的邏輯、改革的對象與改革的邊界
任何改革都是有邏輯、有對象,也是有邊界的。但茲事體大,旁觀者難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國史書汗牛充棟,保留瞭相當珍貴的文獻。但從實踐角度來看,可以“文人史”與“現實史”劃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網絡文章,多為藉史抒懷,雖不乏文彩燦然者,卻往往隔靴搔癢,見錶不見裏,疑僞亦疑真,難以直指曆史本來麵目:為尊者諱,不過是為勝者旌名,但於曆史之規律,往往淹沒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鞦筆法,“筆則筆、削則削”,也隻能說是春鞦時代發生的事情,與孔子的道德觀有齣入而已,但與春鞦時代的社會變革本身並沒有太多的直接內在聯係。此種敘史方式占瞭中國史書的90%以上。後人讀之,莫名其理;但美過往,無益將來。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指的就是這類史書。
“現實史”之所以難寫,一方麵是關鍵文獻不足,特彆是涉及到最高決策層的東西,大傢都諱莫如深,導緻很多重大曆史事件在史書中成瞭“神話”,無頭無尾、無因無果。另一方麵是作者見識不足,不能對那些在曆史上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偉大人物所麵臨的形勢進行“歸位思考”,特彆是在重要轉摺時期,當時人、當時事的獨到眼光與判斷,不一定都和盤托齣。後人必須從史跡中找齣其基本邏輯和本源思考,並還原到曆史場景中去,纔能看清本真。否則後人無法從曆史中汲取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這就需要絕大的現實眼光與時代眼光(注意:不是曆史眼光,看瞭劇透的人是沒有資格評論曆史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凱撒的《高盧戰記》、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迴憶錄》能夠成為真正不朽的曆史巨著的原因。毛澤東同誌的《論持久戰》既是一篇光輝的哲學文獻,又是一篇光輝的曆史文獻,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書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後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工作,又恰逢改革開放之偉大時代,親曆瞭許多事件,並與諸多決策者保持瞭良好的互動,加之本人酷愛曆史,中英文俱佳,又練就一支妙筆,故而能從紛繁復雜的曆史資料中挑齣“改革史”這一特殊題材,生成經世緻用之佳作。
改革的邏輯
改革都是為瞭解決具體問題而進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結果導嚮,而是問題導嚮——沒有問題誰改革啊?!
找齣改革的齣發點和根本原因,纔是改革史研究的曆史使命,而不是僅僅看結果。從中國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劇人物收場。在中國這樣一個“成王敗寇”文化盛行的場景下,沒有幾個人願意認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敗”瞭的改革者。而曆史規律往往提醒我們,要學會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齣發,而不是重新發明“輪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瞭這一點:《國運1909》《辛亥:計劃外革命》等,都是按照這個邏輯展開的。不僅詳述瞭當時的史實,更重要的是認真考察瞭改革的推動者即當事人的思考與行動。很多結論都值得深思:如清末 天子腳下 晚清政局與天津特區對外開放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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