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15
1. 本書是著名學者陸建德先生談論清末民初一些傑齣人物如林紓、嚴復、梁啓超、袁世凱述等人的作品、思想、事跡,並論及民國初年國傢治理的學術著作。圍繞“海潮大聲起木鐸”這一主題,作者不僅重點分析瞭林紓的翻譯與著述,對他的思想也進行瞭溯源。
2. 作者以溫文爾雅的筆觸不動聲色地描寫齣這些晚清人物行走在曆史的迷霧之中,他們的摸索在一個世紀之後仍有可貴的價值,他們都對晚清、民國時代的政治、思想、文學領域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循著作者的思路,讀者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人物側麵。雖是本小書,卻凝聚瞭許多智慧,自有其溫和的魅力。
陸建德,浙江海寜人,生於杭州。長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工作,曾任《外國文學評論》和《文學評論》主編。主要著作有《破碎思想體係的殘編——英美文學與思想史論稿》《思想背後的利益》《高懸的畫布——不帶理論的旅行》等,近期從事魯迅研究。
海潮大聲起木鐸
——再談林紓的譯述與漸進思想
文化交流中“二三流者”的非凡意義
——略說林譯小說中的通俗作品
再說《荊生》,兼及運動之術
不妨略剖賣文錢
——“企業傢”林紓與慈善事業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護國戰爭前後嚴復與梁啓超的“對話”
附錄:
陸建德談民國初年的國傢治理
去年7月,我曾打算把當時四國嚮粵漢和川漢鐵路貸款引起的風潮中,我所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寫信告訴你,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忘瞭動筆,接著革命爆發,吸引瞭全部注意力。
雖然它目前已經成為陳舊的曆史,然而可以從中看齣這個國傢的人民所采取的一些方法,也許還有點意思。在這次貸款的風潮期間,一些自稱與警察當局有關的日本人,同中國學生中各省同學會的主席都有接觸,並竭力勸說中國學生盡一切所能采取嚮本省拍電報等辦法,挑起反對計劃中貸款的風潮。……在我看來,這件事很值得重視,因為它顯示齣日本人所采取的達到其目的的方法。
這些留學生在日本人的攛弄下發急電譴責貸款,堅持鐵路民辦,在後來標準版本的保路敘述中,他們反而是“政治覺醒”的楷模。日本被排擠在提供貸款的國傢之外,自然擔心自己在“天府之國”的利益受損。當時梁啓超還在日本,他獲知四國貸款的消息後,寫瞭《論政府違法藉債之罪》,基本上也是唱譴責“賣路”的調子。這篇旨在打擊、推翻清廷的文章勢必也在留日學生中起瞭錶率的作用,是否有人授意?但是一年前,梁啓超撰長文《外債平議》分析外債利弊,在“最宜利用外債之事項”中,“用以大築鐵路”為其中之一。他當時還指齣川漢公司強製性集資,看起來巧妙,實則是剝削農民之舉,附股實際上是隻有政府纔有權利徵收的“義捐”、“田賦附加稅”或財産稅,“私法人的集股”居然變成“公法人之徵稅”,自然“大悖於公正之原則”。介紹這些保路運動中的細節是想使我們同情地理解林紓和嚴復的難處。
1917年年初,鬍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先後在《新青年》發錶,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意在廢棄古文。林紓反應激烈,寫瞭《論古文之不當廢》。他用歐美存留拉丁文來維護古文:“知臘丁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兩年後他又寫瞭《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重申古文不滅。已經開始用白話文寫小說的魯迅在《新青年》給予林紓迎頭一擊:“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衊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瞭‘現在’,也便殺瞭‘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一度傾心於世界語,一直到30年代還主張漢字拉丁化。古文是否當廢,現在已經不必討論,然而關於新文化運動,我還想說幾句。
《再說“荊生”——兼及運動之術》是我在外文所工作時寫的,我想證明《荊生》中的“偉丈夫”指的不是徐樹錚,而是林紓自己,這樣林紓就不會有抱“軍閥”大腿的嫌疑瞭。我在寫文章的時候對新文化運動的幾位代錶人物略有不敬,現在有點懊悔。近年來,我越來越感到新文化運動是我們所繼承的優秀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由它催生的現代文學時間跨度不過區區幾十年,成就卻是不朽的,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高峰之一。莫言近日錶示,他願意用自己的所有作品換一篇《阿Q正傳》,可見魯迅在他心目中的獨特地位。魯迅在作於清末的《文化偏至論》裏提齣“任個人而排眾數”,道齣瞭個人解放的先聲。個人解放的理念在《新青年》中進一步光大。陳獨秀的《一九一六年》發錶於1916年1月15日齣版的《青年雜誌》第一捲第五號(1916年9月1日齣版第二捲第一號改名為《新青年》),他呼籲國人“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他寫道:“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已屬人之奴隸道德也。”本書中所談人物將如何看待這些文字?這是我給自己和讀者留下來的問題。
自 序
文/陸建德
這本書論及以林紓和嚴復為主的幾位清末民初人物,書名《海潮大聲起木鐸》是康有為詩句,藉來嚮林紓和嚴復溝通中外的翻譯事業錶示敬意。這兩位赤誠的愛國者在人生道路上做齣過今人不以為然的選擇:林紓不認可辛亥革命,自稱“清室遺民”;嚴復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有人稱他“帝製餘孽”。事後諸葛亮總是容易做的。米蘭·昆德拉說:“人是在迷霧中前進的。但當他迴過頭來評判往昔之人時,他在他們的道路上看不到一絲濃霧。他所處的現今也即他們遙遠的未來,站在這一點上,他們的道路在他看來一片光明,一覽無餘。迴頭看,人看到瞭道路,他看到前進中的人們,他看到他們的錯誤,但迷霧不再有瞭。然而,所有那些人,海德格爾,……戈特弗裏德·貝恩、聖-瓊·佩斯、季奧諾,他們都在迷霧中行走,我們不妨設問一下:誰最盲目?”昆德拉想說的是我們自己最盲目。評判晚清人物,尤其應該意識到他們身邊的濃霧。
以往我們經常根據曆史事件參與者公開打齣的旗號來評價相關事件的性質。晚清新政期間,四川紳商獲準集股建造通往湖北的鐵路,但是公司管理不善,陷入睏境。1911年5月,清廷得到英法德美四國銀行貸款,宣布瞭意在利民利國的“鐵路國有”政策,不料引起一套“愛國保路”話語的猛烈爆發。這年8月9日,《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裏循在一封私信裏錶達瞭他對清廷這次融資的樂觀:“最近這次鐵路大藉款,亦即一韆萬英鎊的湘鄂川鐵路大藉款,其條款比以往的所有貸款都較為對中國人有利,然而我看不齣任何理由擔心這筆款子會不用於它所以藉貸的目的。”莫裏循通常極有見識,這次卻誤判瞭。保路運動直接導緻清廷崩潰,各省宣布獨立。對很多覬覦中國的日本謀略傢而言,武昌的軍變提供瞭韆載難逢的機會。其實,他們在保路運動中也有鼓煽之功。1912年3月28日,中國基督教男青年會的英國職員瓦萊士從日本東京密告莫裏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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