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我們內心的衝突》
?帶著未解決的衝突生活,無疑會浪費巨大的生命力,這不僅是衝突本身造成的,還是由所有想要解決衝突的錯誤嘗試造成的。當一個人處於分裂狀態時,他很難全心全意地去做事,而總是企圖同時實現兩個甚至更多不相容的目標。
?隻有當我們願意承受打擊時,我們纔能有希望成為自己的主人。虛假的冷靜植根於內心的愚鈍,絕不是值得羨慕的,它隻會使我們變得虛弱而不堪一擊。
?任何決定都有錯誤的風險,所以一個人作決定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願意對自己作的決定負責,願意承受錯誤的決定所帶來的所有後果,不怨天尤人,還有就是要有能力對自己作的決定負責。他可能會想:“這個決定是我自己做的,和彆人沒有任何關係。”他必須要具有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的內在的力量和獨立性。
內容簡介
《我們內心的衝突》每個人都渴望健康成長,都願意成為更好的人。學會處置內心的孤獨、瘋狂和迷失,重建人生自信,纔能找到內在的安寜。本書通過對病人和自身心理的剖析,討論瞭人內心主要的衝突類型以及各種外在的錶現形式,分析並歸納瞭各種相互矛盾的態度和傾嚮以及被衝突睏擾的人在嘗試解決衝
突時遭遇的失敗情形,從心理治療的角度提齣瞭切實可行的建議。
作者簡介
卡倫?霍妮(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傢和精神病學傢,精神分析學說中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錶人物。霍妮是社會心理學的倡導者之一,她相信用社會心理學說明人格的發展比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適當,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著有《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我們內心的衝突》和《女性心理學》等。
倪彩,心靈療愈係暢銷書作傢,長期緻力於自我提升、心靈成長方麵的研究。她堅信,當一個人把問題從外部世界轉嚮內心的時候,就是成長與蛻變的開始;用心理學的眼光檢視自己和周圍,就找到瞭“我為什麼是我”“現在為什麼是這樣”的答案。
目錄
第一部分 神經癥衝突和解決途徑
第一章 神經癥衝突的辛酸_003
第二章 基本衝突_012
第三章 親近他人_024
第四章 對抗他人_036
第五章 疏離他人_045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_065
第七章 外化作用_080
第八章 虛假和諧的輔助方法_094
第二部分 未解決衝突的後果
第九章 畏懼_105
第十章 人格的喪失_115
第十一章 絕望_136
第十二章 施虐傾嚮_146
結 論 如何解決神經癥衝突_169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神經癥衝突的辛酸
首先,我要說明一點:有衝突並不意味著患瞭神經癥。總有一些時刻,我們的願望、興趣和信念會跟周圍的人發生碰撞。就像我們經常與環境發生衝突一樣,我們內心的衝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動物的行為,如交配、養育後代、覓食、防禦危險等大都取決於本能,有明確的規則,並超越個體抉擇。人和動物不一樣,人有能力做選擇,也不得不作決定,這既是人類的特權,也是人類的負擔。有時,我們必須要在兩個相反的欲望中作齣取捨,如渴望獨處,又渴望有人
陪伴;既想要學音樂,又想要學醫。或者,我們的欲望和義務之間也存在衝突,當有人遇到睏難需要我們幫助時,我們可能想跟愛人在一起;我們可能左右為難,既想跟他人保持一緻,又覺得應當錶達自己的不同看法。最後,我們還可能陷入兩種不同的價值觀的衝突中搖擺
不定,比如在戰爭時期,認為參軍是一種義務,但同時又覺得應當留下來照顧傢庭。
這種衝突的類型、範圍和強度,很大程度上由我們所生活的文化環境決定。如果這種文化是穩定的,恪守傳統,那麼可能齣現的選擇種類會很悠閑,個體所産生的衝突也不會太多。可即便如此,衝突依然存在:忠孝不能兩全;個人期望和集體利益相矛盾。如果這種文化處於快速變遷的階段,就還有高度矛盾的價值觀和變化多端的生活方式,個體必須做的抉擇也是多種多樣的,且非常睏難。他可以隨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獨行;他可以廣泛交際,他也可以獨自隱居;他可以追求成功,也可以對成功嗤之以鼻;他可以嚴格教育孩子,也可以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成長;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標準不同,也可以認為應當一視同仁;他可以把性關係視為人類親密關係的錶達,也可以認為完全與愛無關;他可以鼓勵種族歧視,也可以堅持人類價值超越膚色的立場。
毫無疑問,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中,我們必須經常麵對這樣的選擇,也能預料到這些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可令人驚訝的是,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衝突,更沒想過用有效的方法解決它。他們多半隨波逐流,經常被意外的事件所左右,不知道自己的立場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
在妥協,更不知道自己陷入瞭矛盾中。在這裏,我所指的是沒有神經癥的正常人。
要意識到矛盾的存在,並在此基礎上作齣選擇,是需要前提條件的。那就是,我們必須明白自己的願望是什麼,還要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麼。我們是真的喜歡這個人,還是以為自己喜歡這個人?我們是真的為父母的離世而悲傷,還是慣性地錶達自己的感情?我們是真的希望成為一名律師或醫生,還是因為這種職業受人尊重並能獲得高收入?我們是真的希望孩子幸福、獨立,還是嘴上隨便說說?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其實很難迴答。換而言之,多數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真實的感受和需要。
衝突總是跟信念、信仰和道德價值息息相關,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觀,纔能夠真正地認識到這些衝突。從他人那裏得到的價值觀並不是我們自己的認知,也不足以導緻衝突,更難以指導我們作齣決策。當我們受到新的觀念影響時,這些觀念就很容易被摒棄,被新的觀念所取代。如果我們隻是單純地接受彆人的價值觀,並拿過來當成自己的,那麼關係到我們自身利益的衝突就不會齣現瞭。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兒子從不懷疑心胸狹隘的父親,當父親讓他做一項他不喜歡的職業時,他的內心不會有什麼衝突;當一個已婚的男子愛上瞭另一個女人時,他已經陷入瞭衝突,當無法確定自己的婚姻信念時,他就會乾脆選擇一條省事的解決之道,而不是麵對衝突並作齣選擇。
就算認識到瞭這樣的衝突,我們也必須選擇或放棄相互矛盾的兩個問題中的一個。可惜,很少有人能夠清醒理智地自覺地放棄,因為我們的情感和信念是混在一起的。說到底,還是因為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做不到坦然放棄。
一個人作齣抉擇的前提條件,是他願意並有能力對自己的決定負責,這其中包括要承擔作齣錯誤決定的風險,並願意承受後果而不推托給他人。這裏麵包括“這是我的選擇,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現在很多人擁有更多的內部力量和獨立性。
無論承認與否,大多數人都被衝突捆住瞭手腳,所以我們經常會羨慕和嫉妒那些似乎一帆風順、不被衝突乾擾的人。這種羨慕是情有可原的。也許那些內心強大的人建立瞭自己的一套價值觀,或隨著時間的推移,衝突的影響已經不那麼明顯,作決定已經不那麼迫切,他們因而獲得瞭一種寜靜。但是,錶麵的平靜容易迷惑人,更多的時候,那些讓我們羨慕的人,因為冷漠、順從或投機,並沒有能力真正去麵對衝突,或是靠著自己的信念去解決衝突,他們隻是隨波逐流,或是用一些手段得到瞭一些實惠而已。
有意識地去體驗衝突,往往會給人帶來痛苦,但這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能力。我們越是去麵對衝突,尋求解決的途徑,內心就越能獲得強大的力量。隻有願意承受打擊,纔能掌控自己的命運。那些看似安寜而實則麻木的虛假冷靜,根本不值得羨慕,它隻會讓我們陷入軟
弱之中,而不敢麵對現實。
當衝突和生活的基本問題相關時,要麵對和解決它就更睏難瞭。但是,隻要我們還活著,就沒有理由去逃避。教育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認識自我、發展自我、樹立信念。當認識到與選擇相關的各種因素的重要性之後,我們就會找到奮鬥的目標和人生的方嚮。
對於神經癥患者來說,認識和解決衝突更是難上加難。有一點要說明,神經癥通常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我所說的神經癥患者是指那些已經達到病態程度的人,他對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識已經衰退瞭,隻有當他人攻擊到他的弱點時,他纔會有意識地、明確地體驗到恐懼和憤怒。即便如此,他的這些感受還可能被壓抑下去。這種類型的神經癥患者,深受強迫性標準的影響,失去瞭識彆和決定方嚮的能力。在強迫性傾嚮的控製下,他們喪失瞭放棄的能力,更不用說為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瞭。
神經癥衝突所涉及的問題,也是睏擾正常的人普遍性問題,隻是這些問題的種類截然不同,於是有人會質疑:能否用相同的詞語來錶達?我認為是可以的,但我們必須知道兩者的差彆所在。那麼,神經癥衝突的特點是什麼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和他人閤作研究機械設計的工程師,經常被陣發性疲勞和煩躁摺磨,其中有一次是由下麵的事件引起的:在討論某個技術問題的時候,他的觀點沒有被采納,而同事的觀點得到瞭大傢的認可。不久之後,大傢又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作齣瞭決議,之後也沒有給他錶達意見的機會。在這種情形下,他本來可以以程序不公平為由,據理力爭;亦或者可以毫無怨言地服從大多數人的決定,這兩種都是協調性反應,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內心感覺自己被忽視,但沒有作齣反抗,他隻是感到憤怒,而且這種憤怒隻齣現在他的夢中。這種被壓抑的憤怒,既有對他人的憤怒,也有對自己懦弱的憤怒,這就是他感到疲勞和煩惱的主要原因。
前言/序言
在對神經癥進行研究時,無論我們的齣發點是什麼,過程如何麯摺,最終我們都會認識到,人格紊亂與失調是神經癥的源頭。事實上,幾乎所有其他的心理學發現都包括這一內容,可以說這是一個再發現。各個時代的詩人和哲學傢都知道,內心平靜、頭腦清醒的人很少會患
上精神疾病,往往都是那些被內心衝突摺磨的人,纔容易淪為精神紊亂的受害者。用現代理論來說,每一種神經癥,不管它的錶現是什麼,都是性格神經癥。為此,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更應當努力地瞭解神經癥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弗洛伊德的起源理論很貼近這個觀點,隻是他沒能把這個觀點更清晰地錶達齣來。後來,有些學者繼承並發展瞭弗洛伊德的研究,特彆是弗朗茨?亞曆山大、奧托?蘭剋、威爾海姆?賴希和哈羅德?舒茲漢剋,他們更清晰明確地界定瞭這個概念。不過,他們對於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誘發動因的問題,並沒有達成一緻。
我和他們的研究基礎不太一樣。我認為神經癥和文化因素有一定的關係,這是我對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的假設進行研究後産生的想法。通常,我們都認為男人是陽剛的,女人是陰柔的,但這恰恰是文化因素對我們産生的影響。弗洛伊德正是因為沒有考慮到這一因素,纔得齣瞭一些錯誤的結論。我花費瞭15 年的時間來研究這一課題,並跟埃裏希?弗洛姆一起共事過,他在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方麵知識淵博,這也讓我愈發注意到,社會因素的意義絕不隻是停留在女性心理學上。1932 年,我來到美國,更加印證瞭自己的觀點。我發現,這個國傢的人,和我在歐洲國傢看到的人,在態度和神經癥的諸多方麵都有差異。唯一能夠解釋這一現象的,就是文化差異。最後,我把我的觀點發錶在瞭《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這本書中,主要探討神經癥源自文化因素,具體來說,就是人際關係的混亂和缺失,是導緻神經癥的
根本原因。
在我完成《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這本書之前的幾年裏,我一直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神經癥的內驅力上。弗洛伊德第一個指齣,內驅力是一種強迫性動力,他認為這些動力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本能,目的在於得到滿足和不能忍受失敗的心理。因此,他認為內驅力作用於所有人,而不隻是神經癥患者。可是,如果神經癥是失調的人際關係的産物,那麼弗洛伊德的這種假設是不能成立的。簡單來說,我的觀點是這樣的:強迫性的動力是神經癥所特有的動力;它們是患者從孤單、失望、害怕、敵視等感覺中,得到的麵對生活的方法;能否得到滿足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感;它們之所以有強迫性的特徵,是因為背後藏著焦慮。我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一書中,詳細探討過對感情和權利這兩種驅力的異常需求。
雖然我內心銘記弗洛伊德學說中最基本的原理,但那時我知道,自己在這方麵的探索已經和弗洛伊德背道而馳。如果按照弗洛伊德所說,本能都是由文化決定的,那些叫作“力比多”的東西都是因為想在與彆人交往時得到安全感而産生的憂慮,所引起的對情感的異常需求,那麼力比多的理論就是不成立的。童年經曆固然重要,但應該從不同於弗洛伊德的理論來看待它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這樣就會産生很多不同的理論。為此,我覺得有必要明確地錶達齣我的觀點和弗洛伊德觀點的不同之處,所以後來我齣版瞭《精神分析新法》一書。
在此期間,我繼續研究神經癥的驅動力。我把強迫性內驅力稱為神經癥傾嚮,並在隨後齣版的書中描述瞭10 種這樣的傾嚮。那個時候,我已經意識到神經癥性格結構的重要意義。當時,我把這種結構視為多種相互作用的微觀世界形成的宏觀世界,每個微觀世界的中心就是
一種神經癥傾嚮。這個神經癥理論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那就是如果精神分析不是把我們當前遇到的睏難和過去的經曆聯係起來,而是用於理解我們現有人格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那麼隻需要專傢的一點點幫助,甚至無須專傢的幫助,我們也完全能認識和改變自己。當前的
情形是,人們對精神分析療法有著廣泛的需求,但真正能夠獲得幫助的卻是鳳毛麟角。從這一角度來說,自我分析讓我們能夠滿足這個至關重要的需求。因為那本書中的多數內容都在討論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把它命名為《自我分析》。
不過,我並不是特彆滿意自己對個體傾嚮的闡釋。雖然我對這些傾嚮本身已經有準確的描述,可我依然擔心自己隻是簡單羅列瞭它們的獨立形態。我能夠看到,愛的神經癥需要強迫性謙卑和一個形影不離的“同伴”,但我並沒有看到,這些個體傾嚮結閤起來就代錶著對他人和自己的一種基本需求,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學。我現在將這種傾嚮稱為“親近他人”。我還看到,強迫性追求權力和名望與神經癥野心之間有共同之處,它們大緻構成瞭某些因素,這些因素被我稱為“對抗他人”。雖然追求完美以及渴望贊美,都有神經癥傾嚮的特徵,也影響瞭神經癥與他人的關係,但最主要的影響似乎還是他與自己的關係。同樣,剝削需要看起來不如愛或權力需要那麼重要和廣泛,就好像它不是一個單獨的實體,而更像是從一個大的整體上取下來的小碎片。
事實證明,我的疑問是有道理的。在後續的幾年裏,我把研究的焦點緻力於衝突在神經癥的作用上。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一書中,我提到神經癥是通過矛盾神經癥傾嚮的衝撞而齣現的;在《自我分析》一書中,我又提到,神經癥傾嚮不僅彼此加劇,還會製造衝突。
弗洛伊德意識到瞭內心衝突的意義,但他將其視為被壓抑和正在壓抑的動力之間的較量。我注意到的衝突與之不同,它們作用於兩組矛盾的神經癥傾嚮之間,雖然它們最初是患者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最終還是會包含患者對自己的矛盾態度、矛盾品質
和矛盾價值觀。
越來越多的現象讓我意識到瞭衝突的重要性。最初對我衝擊最大的是患者對他們內心的矛盾一無所知,當我為他們指齣這些矛盾時,他們感覺莫名其妙,甚至毫無興趣。經曆瞭多次這樣的情形後,我意識到,他們的莫名其妙實則是對於處理這些矛盾的一種反感。最後,當他們突然意識到衝突後,就變得惶恐不安。他們的這種反應讓我明白,我正在玩“炸藥”,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迴避這些衝突,他們擔心這些“炸藥”會把他們撕成碎片。
後來,我開始意識到,患者投入瞭大量的精力和智力嘗試“解決”衝突,但這種努力是看不到希望的。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否認衝突的存在並製造虛假和諧的努力。為瞭“解決”衝突,患者們主要做瞭四種嘗試。
第一種嘗試是,掩蓋一部分衝突,讓它們的對立麵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種嘗試是,疏遠他人。現在我們對於神經癥性疏離,也就是孤獨的功能,有瞭全新的認識。孤獨是基本衝突的一部分,是一種對待他人的最初的矛盾態度,同時它也是一種解決途徑,因為它使得自我和他人之間保持一段情感距離,讓衝突無法發揮作用。
第三種嘗試有點特殊,它不是疏遠他人,而是遠離自己。他的整個現實自我對他來說,變得有些不真實,於是他創建瞭一個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來取代真實的自我形象。在這個理想的形象中,衝突的各個部分都被美化瞭,因而衝突不再錶現為衝突,而是成瞭豐富人格中的不同組成部分。這些嘗試幫我們解釋瞭之前很多不能理解也無法分析的神經癥問題,也把之前無法歸類的兩種神經癥傾嚮進行瞭歸類。對完美的追求,錶現為要努力達到理想自我的標準;對贊美的追求,被視為患者需要外部的肯定,讓其確定自己真的是他那個理想化意象,這種意象與現實的差距越大,對贊美的需求就越難得到滿足。在所有解決衝突的嘗試中,這種理想化意象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影響著整個人格。不過,它轉而製造瞭一條新的內心裂痕,因此需要更進一步修補。
第四種嘗試,主要是消除這一裂痕,盡管它曾經悄無聲息地掩蓋瞭其他衝突。通過我說的外化作用,患者會認為內心的活動是發生在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著遠離現實自我,那麼外化依然是一種激進的分裂方式。換而言之,它又製造瞭新的衝突,也就是
進一步放大瞭原來的衝突,特彆是自我和外界之間的衝突。
上述是我列舉的患者為“解決”衝突而做的四種嘗試,一部分是因為它們有規律地在神經癥中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另一部分是因為它們造成瞭人格的深刻變化。但是,它們不是唯一的因素,還有其他不太有普遍意義的方法,如絕對正確,主要是消除內部疑慮;刻闆地自我控製,是通過純粹的意誌力把破裂的個體連在一起;憤世嫉俗,通過詆毀所有的價值觀,消除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同時,我逐漸看清瞭這些未解決的衝突的後果,如各種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對道德和操守不可避免的損害、由於感情糾葛而産生的深深的絕望。直到我理解患者完全喪失希望的狀態後,我纔注意到施虐傾嚮。現在我知道,它是一個對自己感到絕望的人,通過替代性生活來補償的嘗試手段。這樣的人對於報復性的勝利有著無休止的欲望,他們會全身心地投入到施虐傾嚮中。為此,我開始明白,破壞性剝削需要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癥傾嚮,而是某個更全麵廣泛的整體的一種錶達方式。我們暫時無法用更精準的術語來描述這一群體,也就將其稱之為施虐狂。
就這樣,一種神經癥理論齣現瞭,它的動力中心是親近他人、對抗他人和遠離他人這三種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患者一方麵擔心自己人格分裂,另一方麵又需要維持自身的完整功能,因此就開始不顧一切地努力解決衝突。雖然他可以製造一種僞平衡來解決這些衝突,但新的衝突又會不斷産生,持續不斷地需要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消除它們。這種維係統一性的努力,讓神經癥患者變得更有敵意、更加絕望、更加恐懼、更加疏遠自己和他人,導緻病情不斷加重,很難真正地解決衝突。到最後,患者會變得絕望,繼而在施虐行為中尋求補償,而這種做法無疑又增加瞭他們的絕望,産生瞭新的衝突。
這就是神經癥的發展和神經癥人格結構的悲慘狀況。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把我的理論稱之為一種建設性的理論呢?首先,我的理論消除瞭不切實際的樂觀,這種樂觀讓我們誤以為隻需要簡單的手段就能治愈神經癥。我之所以認為它有建設性,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在第一時間處理並消除神經癥絕望,還因為它雖然承認神經癥糾葛的嚴重性,但還是提齣瞭積極的、樂觀的觀點,不僅能緩和潛在的衝突,還能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這些衝突,幫助我們為整閤人格而努力。神經癥衝突無法靠理性的決策來解決,患者們的那些解決方式不僅可能是無效的,甚至還是有害的。但是,這種衝突可以通過改變人格中促成衝突的狀態而獲得解決。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變這些條件,它能讓人變得不那麼無助、恐懼、充滿敵意,也不再那麼疏遠自己和他人。
弗洛伊德之所以對神經癥治療持有悲觀主義,在於他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長。他認為,人注定是要受苦和被毀滅的,人的驅動本能隻能被控製,至多是“升華”。而我認為,人既能夠也渴望發展自己的潛力,成為一個優秀的人。但是,如果他與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不斷受到乾擾,他的潛能就可能會喪失。我相信,人隻要活著,就能夠不斷地改變。隨著對神經癥更深入的瞭解,我的這一信念也變得愈發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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