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7
词文学兴于唐五代时期,鼎盛于两宋时期。宋代以后,词就成了各代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有清一代更被誉为词创作的“中兴”时代。夏承焘、张璋二先生精心编选的《金元明清词选》,将金、元、明、清各代的优秀作品汇集注释。前有作者介绍,后附简要评析,基本概括了数代词文学发展的历程和面貌,为读者领略词文学艺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书出版二十多年以来,便成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欣赏金、元、明、清词作的经典选本。
董解元(约1190年前后在世),名字、爵里无考,据《辍耕录》定为金章宗时人。其称解元,非科举之名,实为金元士子之普通称谓。主要著作有《西厢弹词》(亦名《弦索西厢》),据元稹《会真记》事而以团圆作结。为后世各种《西厢记》所自出。亦工于词,《哨遍》一首有名于时。
哨遍
太皞司春,春工着意,和气生旸谷〔1〕。十里芳菲〔2〕,尽东风、丝丝柳搓金缕。渐次第桃红杏浅,水绿山青,春涨生烟渚〔3〕。九十日光阴能几?早鸣鸠呼妇〔4〕,乳燕携雏。乱花满地任风吹,飞絮濛空有谁主?春色三分,半太池塘,半随尘土〔5〕。满地榆钱〔6〕,算来难买春光住。初夏永、薰风池馆,有藤床冰簟纱厨。日转午。脱巾散发,沉李浮瓜,宝扇摇纨素〔7〕。著甚消磨永日,有扫愁竹叶,侍寝青奴。霎时微雨送新凉,些少金风退残暑〔8〕。韶华早暗中归去〔9〕。
〔1〕太皞(hào浩)司春:古代传说东方之帝叫太皞,统管春事。《礼·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春工:把春天拟人化,称为春工,如东君、春神之类。“旸谷”句:言和暖之气生于日出的地方。《书经》:“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传:“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
〔2〕芳菲:花草香美貌。韩愈《晚春》诗:“百般红紫斗芳菲。”
〔3〕渐次弟: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春涨生烟渚:春水上涨到烟雾笼罩的小岛中。
〔4〕九十日:春天三个月共为九十天。鸣鸠呼妇:《埤雅》:“鸠阴则辟逐其妇,晴则呼之。语曰:天欲雨,鸠逐妇,即雨(下完雨)鸠呼妇。”《田家杂占》:“鸠鸣有还声者谓之呼妇,主晴。无还声者谓之逐妇,主雨。”
〔5〕“春色三分”句:用苏轼《水龙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词意。
〔6〕榆钱:形似钱串的榆荚。庾信《燕歌行》:“榆荚新开巧似钱。”
〔7〕纨素:素绢。
〔8〕扫愁竹叶:酒名有竹叶清。张华诗:“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酝醝。”又苏轼饮酒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侍寝青奴:青奴,即竹夫人,凉寝竹器。黄庭坚《竹夫人》诗:“青奴元不解梳妆,合在禅斋梦蝶床。”金风:秋风。
〔9〕韶华:犹言韶光,春光。前人评语:况周颐《蕙风词话》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金董解元《西厢记》,弹体传奇也。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董有《哨遍》词……此词连情发藻妥帖易施,体格于乐章为近。明胡元瑞《笔丛》,称董西厢记精工巧丽,备极才情。盖笔能展拓,则推演为如干字何难矣。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完颜璟
前言
词,本叫曲子词,原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是由于合乐歌唱的需要。宋翔凤《乐府馀论》所谓“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准确地说明了词的特点。
词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西晋以后,西域音乐陆续传入内地,它同汉族的传统音乐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新耳目的燕乐。这种新乐,很快就风行四方。到了隋代,已成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娱乐形式。为了给这种流行乐曲配上歌词,于是在民间开始了填词的尝试,如像《河传》、《杨柳枝》等,就是隋代群众的创作。入唐以来,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1899年在敦煌鸣沙石室发现的曲子写本,绝大多数都是唐代民间的创作。晚唐五代之际,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词家。从此,它由民间的地位正式登上了文坛,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词,在宋朝进入了全盛时代。两宋之际,作家之众,流派之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美,都是无与伦比的。词以宋称,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有强大的生命力。宋词的成就不只表现在它那美轮美奂的作品本身,而且还体现于它对后来词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大大开张了的词运,在宋以后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继续流传和发展着,直至近代,仍没有丧失其活力。那种认为“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的说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宋朝以后,在金、元、明、清各代文学中,词都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嗣响着宋人而且各具面目,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风貌。不但给予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关系到一代文献,有必要加以研究。本篇选辑金元明清词,就是这样一个尝试。一
按照传统的分期观点,金朝并不是严格的历史断代的标志。金朝是我国的一个兄弟民族——女真族在北部国土上建立起来的与南宋对峙的区域性政权。女真族,本是生活在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以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十二世纪初期开始兴起,发动了反对辽国奴役的战争。公元1125年灭辽。随即开始了对宋朝的掠夺性战争。1126年冬攻陷汴京(开封),从此建立了对北部中原一百二十年之久的统治。女真政权以武功立国,文化原很落后。入主中原以后,逐渐吸取了进步的汉族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以诗词而论,据元好问《中州集》的统计,录诗二百四十六人,除完颜、耶律履等少数作家以外,基本上都是汉人。《中州乐府》录词三十六家,除完颜和完颜文卿等数人以外,也都是汉人。金代的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金代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中,除大定、明昌间较为安定以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的。这样严峻的现实生活,反映到词里,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悲郁苍凉的气氛。况周颐所谓“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正是时代使然的。所以整个金代,词风与南宋大为不同。周邦彦、姜白石的格律词派,在金人中是很少影响的。响彻北国词坛的是苏东坡铜琶铁板式的豪放风格。前人用“苏学北行”来概括金人诗词的风格,是符合实际的。
金词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初期的词人如宇文虚中、吴激等,本是宋朝使臣,被强行留用而不予遣返的。处境如此,故不无危苦之词、家山之思。吴激的《人月圆》,昔人比之庾信的《哀江南赋》。蔡松年随父蔡靖由宋入金,仕至右丞相。其词则以雄爽见称,与吴激齐名,号吴蔡体。所作《大江东去·离骚痛饮》一阕,步韵东坡,境界亦复相似。这些词坛的领袖人物,都是宋代文臣,身处忧患,故多悲咽之声,遂使一脉北传,开金代词运。
中叶以后,世宗、章宗朝,与南宋议和,战端暂息,四十年没有大战。社会比较安定,文化事业相应有了较大发展。大定、明昌之世,经济和文化比较繁荣,史称“几埒于中原盛日”。这时主持文柄的是党怀英和赵秉文。他们都出生于金代。党怀英与辛弃疾同师刘瞻、蔡伯坚,仕金,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秉文为大定间进士,历仕五朝,著述颇富。词学东坡,格调清壮,含婀娜于刚健,颇具境界。赵秉文与党怀英、完颜为词友,而元好问、段克己兄弟俱出其门。对于识拔人材、造成风气起了重要作用,时人比之欧阳修。其它如邓千江、折元礼等并以大泼墨笔法写边塞题材,悲壮苍凉,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高宪为词,能得苏之清放,尝云:“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可见倾倒了。
代表金词成就的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元好问。元生于末世,饱经离乱,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反映到词里,就有一种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可称时代的悲歌和实录。况周颐说:“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又说:“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蕙风词话》卷三)这样的作品,即使求诸两宋名家也不多见,称得上是金词的上驷了。二
宋金之后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其孙忽必烈于公元1279年攻灭南宋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经过了七十三年之久。此后历传十一帝,于公元1368年为明所灭。这是一个充满赫赫武功、社会动荡和严酷的民族压迫的时代。在蒙古武力的统治下,生产,特别是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城市经济却随着海、陆交通等等的发达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度长期废止,文人地位大为贬低。这些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造成了传统文艺形式的衰落,而市民文艺却迅速高涨起来。代表市民文艺的元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代之胜的。词在元代文学中属于从属地位,因袭多而创造少,其成就自然不及元曲。但是,它去宋未远,流风尚存,而且词曲为姊妹艺术,相近之处很多。故元代词作,尚有可观的建树。早期词家,多为宋、金之遗:如耶律楚材、杨果、李治等出自金国;仇远、赵孟、詹正等出自南宋。他们的词作自然带有前代的馀风。然而,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也不能不受到纷变万端的时代风云的影响。所以,反映在元词里的风格,比金词要多样化一些。在前期的佐命元戎中,张弘范的《淮阳乐府》令词清俊,有小晏风调。而出身僧家的刘秉忠,其《藏春词》却充满了英雄气概。他的《木兰花慢·混一后作》,真有经纶天地、股肱八方的气势,是颇能表现大一统的开国气象的。王闿运评为:“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跋《藏春乐府》)是颇为扼要的。
元中叶诸词家中,刘因、许有壬、张翥的影响较大。刘因的《樵庵词》笔力雄浑,逼近东坡。许有壬的《圭塘乐府》境界高迈,有“长枪大戟”意度。然而多用直笔,蕴藉或有不足,风格与刘过为近。张翥是仇远的弟子。他的词守律严,措意深,与宋末格律派诸子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极受推重,有“飞鸿戏海,舞鹤游天”之誉。然而内容狭窄,情绪比较低沉,又多咏物之作,对于这些局限也是必须看到的。
元词在反映生活方面,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的佳作。如像王恽的《鹧鸪天》,描写说书女艺人,声口姿态,栩栩如生,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刘壎的《菩萨蛮·和詹天游》,揭露了“狐兔穴岩城”、“北语南人说”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的现实。罗志仁的《木兰花慢》,讥讽禁民酿酒的乱政,有力地抨击了元蒙统治集团作法毙民的腐败政令,意庄而语谑,是难得的现实主义佳作。
元词还有一个特点值得重视,就是产生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词家。如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李齐贤是高丽人,萨都剌是蒙古人,司马昂夫是色目(维吾尔)人,皆有词集流传。特别是萨都剌的《天锡词》,清旷雄奇,尤其为世所重。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乃是各兄弟民族所共同培育和创造出来的,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引以为骄傲的。三
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的统治算起,到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下北京为止,历时二百七十七年,史称明朝。朱元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推翻了蒙古贵族的暴虐的民族压迫,并且采取普查户口、兴修水利、实行屯田等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它法网严密,赋税苛重,阶级压迫仍很残酷。明代废除宰相,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又重用宦官,广布特务,推行八股取士,箝制人们的思想。这样腐败的政治,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的发展。大致来说,除了流行于民间的、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为特点的小说成就较高而外,其它方面都比较贫乏。以词而论,尤其显得萧条。明人钱允治在《国朝诗馀序》中批评说:“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拍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可谓切中时弊。所以从来治词学者,很少提到明词。明词的研究,真正成了一片荒地。虽然如此,也不能认为它一无可取而全盘否定。词至明代虽有所衰落,然而初期词家如杨基、高启、刘基等人,还各具面目,保存了宋、元的遗风。朱彝尊诩为“温雅芊丽,咀宫含商”(《词综发凡》),其格调与宋末词社诸家为近。中叶词人如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非无才藻,但一味逞才恃博,未免浅露芜杂,于格律亦多不合。至于马洪,以专工诗词,名噪东南,自称四十馀年仅得百篇而已。然而气骨轻浮,了无新意。朱彝尊斥之为“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而杨慎却盛称其“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聂大年又从而鼓吹之。抉审失当,相煽成风,遂使词格愈趋卑下了。
然而,待到明末清初之际,词坛上却放射出新的光芒来了。这主要是陈子龙、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等爱国主义词作的出现。对于这些作品,不但不能忽略,而且应当格外珍视和加以发扬。明代末期的剧烈的阶级搏斗以及接踵而来的满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入关和随后建立起来的清朝,标志着国内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巨大变化。民族矛盾,在开始的一个时期内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人们,反映到词坛上,就是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陈子龙,是起而转变风气的第一人。他的《湘真阁》词,屏绝浮华,以清丽之笔传凄惋之神,自创一派,对清代词风影响很大。其门生夏完淳也以身殉国,年仅十七岁。所作《玉樊堂集》,沈雄以为“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柳塘词话》),所谓早慧大节并成绝世者。明末以来的爱国抗暴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屈大均、王夫之和释澹归等民族志士的词中。面对着清朝统治者野蛮的暴力和严密的文网,他们英勇不屈,用武器和文笔坚持着战斗。上述诸家的词作表现了当时人民顽强的斗志,焕发着彪炳千秋的忠义之光。
还应提及的是:明代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百年间词谱、词韵、词选、词话之作不断问世。关于律调的有:张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词体明辨》,沈谦的《词韵》等。关于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等书。关于评论考证的有:杨慎的《词品》,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之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此外,在一些说部笔记里,如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祝允明的《猥谈》、胡应麟的《笔丛》等等,虽非论词专著,也都时有涉及。关于丛刻类,有毛晋的汲古阁刊印的《宋六十名家词》及《词苑英华》等。另外吴讷也汇辑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卷帙颇重,唯流传不广,仅有钞本传世而已。四
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代明而起,维持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虽然它的统治手段也很残酷,猜防甚严,但是中叶以前国力颇强,社会也比较安定,经济上有了恢复和发展。康熙、乾隆之世又馆礼儒臣,笼络人心。故在学术和文艺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词坛上也呈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论词者恒以清代比诸两宋,是有道理的。
词至清代而复兴,一时人材辈出,各种风格流派争镳并驰,词人专集,多如繁星。据叶恭绰《全清词钞》的统计:初选得四千馀家,成编仍有三千一百九十六家之多。比宋代还多出了两倍。论词之作也层出不穷,水平远远超过了明代。其中最著名的,属于律调方面的有:万树的《词律》,王奕清等的《钦定词谱》、仲恒的《词韵》、戈载的《词林正韵》;属于评论的有:沈雄的《柳塘词话》、毛奇龄的《西河词话》、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彭孙遹的《金粟词话》、徐的《词苑丛谈》、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的《乐府馀论》、张宗的《词林纪事》、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刘熙载的《艺概》、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诒的《词学集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在选本方面有:朱彝尊的《词综》、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谭献的《箧中词》等。在丛刻方面则有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江标的《灵鹣阁汇刻宋元名家词》,吴昌绶的《双照楼刊影宋元本词》及朱祖谋的《彊村丛书》等,而后者尤以精博称。
清词流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的过程:
初期的词家如钱谦益、吴伟业、宋琬 、曹溶等人的作品,虽也杂以兴亡离乱之感,但仍未摆脱明词的苶弱风气,并无特殊成就。比较出色的是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他的《饮水》、《侧帽》二集,宗尚李煜,情致深婉 ,小令尤清丽真切。王国维以为:“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按应谓明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可谓赞赏备至了。然而凋零过早(死时才三十一岁),力量未充,没能更好地发展其才情和创造力,是很可惜的。
真正转变词风、别开一派的是朱彝尊。朱词宗南宋,主张用姜、张的雅正矫革苏、辛的显露,而归之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仍是南宋风雅词派的宗旨。他又选唐宋以迄于金元之词为《词综》三十卷,标举醇雅,力斥淫哇。对于转变明人浮泛的风习,是有作用的。所著《曝书亭词》敛才就范,巧于用典,佳者亦有气韵。但视界不阔,骨力不足,其弊则流于饾饤与肤廓。然而一时和者甚众,与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等号浙西六家。其他如曹贞吉、徐、严绳孙、钱芳标、丁澎、汪森等,又从而羽翼之。此后,厉鹗继起,主持坛坫。数十年间,浙西一派,声势几遍天下。
与朱彝尊同时而驰突于词坛之上的还有陈维崧的阳羡词派。他的《湖海楼词》骏发踔厉,有目空四海之概,词格近于稼轩,精神较朱彝尊为积极。不过他雄爽有馀而沉郁不足。谭献在评价朱、陈二派的得失时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二)这种批评是有眼力的。
嘉庆以后,张惠言、周济继起,常州词派由此而产生了。他们不满于浙派的委靡堆砌和阳羡派的粗犷叫嚣之弊,而拈出“意内言外”的宗旨,强调“寄托”,反对无病呻吟和单纯咏物的作风。张惠言所辑《词选》一书,主张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周济选有《宋四家词》,力宗北宋。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这对于尊崇词体,开拓词域,起了一定的作用,被称为词的中兴和光大的功臣。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寄托,有时流于晦涩,并犯有拟古的毛病。这些不足也是应当看到的。
晚清以来,外患愈亟,丧师削土,国势危迫。忧国之士,蒿目时艰,不能不感激奋发,思有所振作。他们的满腔忠愤不平之气泄诸词中,就有一种特珠的回肠荡气的感染力量。这些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有着很高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像林则徐与邓廷桢等抗英将领的酬答之作,所表现的轸念国忧、鼓励战友的思想情绪,是非常深沉和强烈的。梁鼎芬的《菩萨蛮·甲午感事》,文廷式的《广谪仙怨》,都是感念时局的名篇。同光以后,国脉如缕。清末词流如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聚于都下,组成宣南词社。念怀国运,极深哀感。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庚子秋词》写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以沉郁的词笔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可谓实录。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词作,它们使晚清词坛大放异彩。比如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感怀》等作品,忠义奋发,声情俱壮,思想境界也不同凡响。这是英雄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誓言,值得我们格外珍视。五
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词起源于民间,反映生活本来比较广阔。可是自从转入文人手中以后,逐渐被打上了有闲阶层的烙印,成了他们用以章绘句和表现舞阵歌围享乐生活的习用的艺术形式。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甚至掺进不少低级趣味的成分。不少杰出之士坚持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为词的健康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金元明清词选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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