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寂寞前行数十年,并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在学术研究上屡屡“捞过界”,并在他所“染指”的领域做出成果来——这是周振鹤教授作为一位学者的重要特征。虽然周先生堪称“大神级”的存在,但是这本《行不由径》并不会让你感到“遥不可及”,周先生会把他的求学往事、治学方法、学术成就、读书趣味用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
“做学问就应当跨界”,“学问的关键是求真,不管有无用处”,“读书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这些主张和人生态度,在周先生的言谈间都有精彩的体现。这对那些局限于自己的学术领地而又做不出成果的人,无疑会提供有益的启示,也能让那些深受学术无用论困扰的人重新鼓起寂寞前行的勇气。而对那些浮躁迷茫或为名利奔命的人,周先生的读书观,则如甘泉,如清风,能为我们涤除心尘,澡雪精神。
《行不由径:周振鹤演讲访谈录》收录了周振鹤先生近十年来的重要演讲、讲座及媒体访谈文章二十篇,内容涉及历史、文学、政治地理、语言、读书、治学等多个方面。作者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中国历史中的基本规律、学问与人生、中国古代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上海城市形态变迁等话题都有精辟论述。此外,作者对其四十年的求学往事、治学历程也有详细交代。其中“做学问应当跨界”,“学问的关键是求真,不管有用无用”,“读书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等主张,有如甘泉清风,为我们的心灵涤尘。
周振鹤,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1958—1963年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擅长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及《学腊一十九》《随无涯之旅》等学术论文集、学术随笔集十余部。
读周振鹤先生的书,读关于他的访谈和文章,感觉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只独立起舞的鹤,志向高远,治学严谨而又充满自信。他说自己是庄子式的性格,所以*一本随笔集名叫《随无涯之旅》。——澎湃新闻网
小序
上辑 演讲
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
——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孔子观史:中国历史“百世可知”
从城外之城开始
——上海近代城市形态演进
无法之法
——谈书籍装帧艺术
下辑 访谈
一个人做学问最好有九条命
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我就满足了
读书就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谈上海行政区划的变迁
历史与戏说的距离有多远
如何面对“网络语言入侵”
学问的关键是求真,不管有无用处
历史地理学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
不要迁都,要功能分疏
我们是非常时代的非常人
中国政区为何总在变
用道契“拼”成的外滩地区原貌
如何理解《上海年鉴(1854)》的重要价值
做学术研究,有时像解数学方程
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历史学可以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中国京剧传统剧目《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合称)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分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分。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分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二十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实。《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鉏麑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鉏麑,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分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分,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分,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左传》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分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鉏麑;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 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 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有这么浓的文学成分,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分,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分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视为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可以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分,未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分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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