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通俗易懂,娓娓道来,故事性强。回归原典是研究学问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
内容简介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是引导人们品味儒家经典的入门书籍,通过解读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让大家重新品味春秋那个特殊的时代,品味《春秋》这本特殊的历史书。回归原典是研究学问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通过阅读本书,人们不仅会对《春秋》经传本身有相对全面的认识,而且能够举一反三,逐渐领悟静心品读其他经典的门径,从字句的考究、义理的辨析、意味的体悟等几个层面不断展开,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为自己的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人文素养。
作者简介
周萌,男,1977年生,湖南汨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出版专著《唐五代僧人诗格研究》《史海传灯照长天——〈资治通鉴〉司马光述评集讲》《决策与抉择——十五朝兴亡启示录》《宋代僧人诗话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目录
引言被误读的原始儒家理想
第一章春秋:时代与经典合一
一“春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二《春秋》是一本怎样的经典?
三《春秋》为什么旨在大一统?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两岸关系?
第二章兄弟阋墙:权力与人性
一郑庄公与太叔段的是非恩怨
二宋宣公兄弟情深引发的祸乱
三鲁隐公与鲁桓公的角色关系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以巴冲突?
第三章为政以正:政治与正义
一为什么陈佗之流没有合法性?
二为什么谴责火攻等战争方式?
三如何判定祭仲权变是否合理?
四如何看待拆迁引发官民矛盾?
第四章身不由己:女性与政治
一宣姜婚姻所折射的政治黑洞
二夏姬性关系引发的政治风波
三息妫为平息政治纷争的婚姻
四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的争议?
第五章与邻为善:外交基本法
一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价值准则
二鲁庄公以弱对强的外交选择
三齐桓公归罪袁涛涂的是与非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中日关系?
第六章伦理困境:法理与人情
一季友毒杀叔牙的法理与人情
二季友缓纵庆父的法理与人情
三曹羁事君的义理与自由尺度
四如何防治网络暴力而又自由?
第七章因信称义:政治向心力
一齐桓公坚守信义的政治能量
二为什么对宋襄公的评价两极分化?
三秦穆公知错能改的示范意义
四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诚信社会?
第八章礼崩乐坏:秩序与自由
一婚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二丧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三祭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四如何让幸福感与发展相伴随?
第九章乱世正道:现实与理想
一对赵盾于晋灵公之死的定位
二对楚宋两国讲和的理想记叙
三对宋共姬之死的争议性评价
四如何让公益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十章乱世忠良:利益与公义
一孔父嘉忠君行为的典范意义
二仇牧以身殉大节的力量源泉
三对荀息信守诺言的不同态度
四如何让反腐成为真正的利剑?
第十一章爱与信仰:为人与治国
一公子鱄的为人及其政治选择
二季札的为人及对让国的判定
三子产的政治改革理念及影响
四如何让教育成为社会稳定器?
第十二章走向战国:道德的分合
一对许世子止弑君的案例判定
二对伍员助吴灭楚的道义评判
三对卫国父子争国的礼法分析
四如何看待娱乐至上的新文化?
第十三章春秋笔法:历史的力量
一三桓当国与旧有制度的溃败
二大夫擅权与乱世的纵深走向
三新时代与旧道德的无形碰撞
四如何才能真正拯救中国男足?
第十四章圣人之道:孔子的理想
一对孔子政治思想行为的述评
二对孔子文化思想行为的述评
三“西狩获麟”的历史性隐喻
四如何实现文化软实力的重建?
第十五章鉴古知今:历史的智慧
一为什么孔子“志在《春秋》”?
二为什么《春秋》被视作律法?
三为什么今人要重读《春秋》?
四如何通过重新阐释复兴经典?
结语历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
附录《春秋公羊传》心解
一隐公(前722—前712)
二桓公(前711—前694)
三庄公(前693—前662)
四闵公(前661—前660)
五僖公(前659—前627)
六文公(前626—前609)
七宣公(前608—前591)
八成公(前590—前573)
九襄公(前572—前542)
十昭公(前541—前510)
十一定公(前509—前495)
十二哀公(前494—前468)
边民心记(代后记)
精彩书摘
被误读的原始儒家理想
国学热是近些年来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但在讨论国学,尤其是儒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必须好好澄清,只有这样,才能追源溯流,正本清源地理解儒家。事实上,今人对于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存在诸多误解,这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儒家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孔子(前551—前479)算起,儒家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后出的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前人而言,已有很大的出入。若是笼统地判定儒家好或不好,恐怕无法简单地给出非好即坏的答案。正因如此,只有对儒家发展史做出分段,仔细考察儒家思想的嬗变历程,尤其是转折之处的关键性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儒家的发展脉络,从而真正贴近历史地理解儒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具体讨论儒家的哪位思想家、哪个观点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之处。一般而言,儒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主阐述时期,指春秋战国,大约三百年。德国雅斯贝尔斯有个著名的概念叫“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北纬二十五至三十五度地区,东西方出现了一批哲人,他们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也为各自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孔子。可以说,只有回到这个时期,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儒家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阐述的。其实,诸子百家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天道的体察,对人道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历史使命义不容辞的担当。换句话说,正因他们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才有更紧迫的责任感寻找出路。如何才能使这个糟糕的时代重回正轨?人类到底该何去何从?诸子百家都在追问与反思,只是各家所提出的方案和道路不一样而已。当然,他们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诸家都是基于自己的独立理解自主阐述,不仅给这个乱世诊病,还希望开出长期有效的药方。儒家也不例外,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言而喻。
第二个阶段是糅合阐述时期,指秦朝到宋朝,大约一千五百年。从秦朝开始,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阐释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糅合他家思想成为主要方式。这是因为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儒家固然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把思想定于一尊,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环境,也会使这种思想失去迸发创造力的原始动力。因此,儒家只得外寻,通过他家思想激发自身的原创力,例如汉代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魏晋玄学即是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隋唐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佛化的时代,宋明理学更是充分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这个时期较长,著名的思想家也很多。
第三个阶段是依附阐述时期,指元明清,大约六百年。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来说,这是巨大倒退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专制越来越严苛,读书人被压抑得抬不起头来,儒家思想也完全沦为专制的工具。然而,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清宫戏,尤其是对康雍乾这些帝王大唱赞歌,这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无一不是专制魔王,只要稍微看看这个时代的文字狱就知道,思想控制到了何等严酷的地步,多少人因文字狱而人头落地。在这种文化白色恐怖主义的时代,读书人不敢阐释思想,只能蜷缩起来做考据了。
第四个阶段是反思阐述时期,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现今,大约一百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思想文化若不能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停滞不前。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回过头看,那时的许多观点可能偏激,未必完全站得住脚,例如鲁迅先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这场运动本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自我净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也为它的重新出发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儒家的发展简史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儒家学人的阐述很不一样,依附阐述时期的思想观点自然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有些甚至背离了前人的轨道。今人谈论儒家,很容易简单地用后人否定前人,例如有人说,儒家哪里可取,不是提倡裹小脚么?问题在于,孔子虽是儒家的鼻祖,但他得为后学的说法负责么?合理的判断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孔子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至于后人的阐释,恐怕只能各负其责了。因此,只有回到原始儒家,亦即儒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分清各自的责任。当然,原始儒家的理想相当庞杂,但以下四点受到的误会较深:
第一,等级,还是平等?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爱呈不断递减的趋势。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甚至格格不入,因为如今是追求平等的社会。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治国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成年人也未必要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即使如此,等级依然客观存在,社会依然是金字塔结构,要是变成扁平型,恐怕是无政府主义或丛林法则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还有更合乎人性的追求吗?若是联系有关“正名”的说法,则能更好地体察上述八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种表述,而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当时卫国发生了父子争国的事情。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恶,刺杀南子失败后出逃晋国,卫灵公去世后,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国君,而蒯聩借重晋国与自己的儿子争位。这段话里的卫君正是卫出公辄,站在辄的角度,蒯聩是父亲,从道义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应当主动让位给父亲;站在蒯聩的角度,辄是遵从卫灵公的遗命继位的,等于秉承了父亲的意愿,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理应遵守本分,不应与辄争位。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恰恰相反,父子争国起因于他俩只是伸张各自的合法性,而完全忽视了彼此的道义和法律义务。孔子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意在说明,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
孔子把父子争国视为恶行,因为他的着眼点在于义务而非权利,但这在后代逐渐跑偏了,尤其是“三纲五常”的提法,使得义务本位朝着服从本位转变。“三纲”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白虎通义·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又《纲纪篇》:“‘三纲’者何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礼纬·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号》“三纲五纪”注)
这里讲得很清楚,原先并没有“三纲五常”的说法,孔子只是讲社会分等级,个人有相应的身份义务,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突出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主导性,这不是义务本位,而是权利本位了。这样一来,尊君抑臣的观念得到了有效发挥。董仲舒的阐述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专制帝国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在形态的构建,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思想文化等内在形态的构建。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很大,受到的非议也很大,因为他不是纯儒,而从“三纲”的阐释移位可知,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与先秦已有深刻的差别。
与儒家讲等级相反,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墨子·兼爱上》)
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而且,不顾现实地抹平一切差异性,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孟子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主张利我,墨子主张兼爱,孟子把他们归为无君无父,等同禽兽。意思是说,文明是需要某种秩序感的,杨朱放大个体的独立性,墨子抹杀个体的差异性,推而广之,会使国家的层级管理丧失合法性,这是开倒车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除了兼爱以外,墨子还有一个核心观点:尚同。即使在抽象层面,每个人爱的心灵与爱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那么应当以谁作为标杆呢?墨子的答案是君主。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
不难看出,所谓尚同,实则是下层同于上层,所有人同于天子,亦即以君主的意志为终极归宿。这似乎是个悖论,初看起来墨子追求平等,为普罗大众说话,但他的理论落脚点竟然是君主,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现实地来看,兼爱往往流于乌托邦,而尚同不仅容易实现,而且很有诱惑力,历代统治者无不尽力做到这一点。相对而言,原始儒家努力限制君权,墨家终究与法家沦为同流。
何谓深度平等?时至今日,无论从政治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顾一切地抹煞所有差异性,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绝对平等是乌托邦,等级依然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其实,在儒家的理想世界里,也有乌托邦的成分,那就是希望天子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然后在首都建立首善之区,用以引导全国人民。这固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不能忽略的是,儒家承认等级,而且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对普通百姓反倒可以宽以待之,这是儒家胜过墨家和法家的地方。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
第二,复古,还是自由?
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似乎是保守乃至迂腐的形象,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例如孔子表示自己“述而不作”,即只是整理前代典籍,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这是谦辞,并非事实。又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把“仁”的实现途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自内克制欲望,自外恢复周礼。就后者而言,《论语·八佾》讲得很清楚:“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想要复兴的显然是西周礼治。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主张?这固然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非常糟糕,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法先王”而回到西周么?这是明目张胆地复古,难道不能向前看而有新的建构么?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十分常见的口号,但许多人只是利用这个旗帜获得合法性,然后旧瓶装新酒。因为只要稍有理性就知道,除了穿越剧以外,复古真能实现吗?因此,我们必须深究,西周对孔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简单而言是自由。孔子处身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最显著的趋势是一步步走向集权,春秋是开端,秦朝是高潮。圣人见微知著,孔子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深刻洞察了它的最大弊端。正因如此,孔子只是以西周作为引子,意在引导大家严肃正视自由日渐远去的残酷现实。相对而言,西周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人们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和派军队出征等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甚至可以说,西周“天下共主”式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留下了不少自由空间,劣势则是随着几代周天子的胡作非为,中央政府不断被弱化,并被一些大的诸侯反超,造成了权力下移的局面。不过,诸侯的兴起不同于“汤武革命”,不是直线式地以地方取代中央,而是波纹圈式地向外扩展,这注定没有一劳永逸,也就使得它们更加迫切地希望增加土地和人口。在这种背景下,税亩制取代了井田制,意在鼓励大家更多地占有土地,同时大大提升了政府掌控资源和人口的能力,因为弱势政府显然无法争霸,而强势政府必定要让人民让渡出更多的自由。
其实,孔子的老师老子对此早有体察,其以复古之名而弘扬自由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