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6
著名曆史學者、博士生導師楊泓先生、李力女士傾心打造
一部詮釋全球視野下魏晉南北朝時代文化發展脈略的重磅力作
重塑魏晉南南北朝文化全景 洞悉中華文明沿革曆程
圖文並茂 脈略清晰 雅俗共賞
一部瞭解春鞦戰國曆史文化沿革的入門經典讀物
作品對於魏晉南北朝文化的研究,除依據古代文獻進行梳理分析,從思想、文學、宗教、藝術、史學以及生活習俗的變遷、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麵論述外,又特彆注意以全新的視角,大量吸收和利用文物考古領域中極為豐富的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以充實和提高我們對這一曆史時期文化內涵的全麵認識和瞭解。尤其對以往注意不夠,文獻記載較少,而又在這一曆史時期起過重要作用的鮮卑等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其與漢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閤、演變情況,加大瞭分析的篇幅和探究的力度。
李力,女,1952年生。197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文物齣版社《文物》月刊編審,中國考古學會會員。著有《中國文物》,閤著有《文武之道》《華夏之美:中國藝術圖鑒》《文物與美術》《美源:中國古代藝術之旅》《中國古兵二十講》等,發錶論文多篇。
楊泓,滿族,1935年生,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係教授、博士導師,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齣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有《中國古兵器論叢》《漢唐考古和佛教藝術》《中國古兵與考古論集》《古代兵器通論》《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中國漢唐考古學九講》等。
導 言 /001
第一章 | 三國西晉文化 /003
第一節 學校和經學 /004
第二節 清議到玄學 /017
第三節 五言詩和建安文學 /027
第四節 青瓷的啓示 /040
第五節 蜀郡漆工 /050
第六節 佛教初興 /059
第二章 | 東晉十六國文化 /070
第一節 草原風貌 /072
第二節 佛典東傳 /083
第三節 涼州模式 /101
第四節 藝術創新 /115
第三章 | 南朝文化 /130
第一節 江南名都 /131
第二節 佛學發展 /139
第三節 道教傳播 /147
第四節 詩與民歌 /156
第五節 文史新義 /167
第六節 畫傢與畫論 /183
第四章 | 北朝文化(上) /198
第一節 鮮卑溯源 /199
第二節 從平城到洛陽 /209
第三節 墓製變遷 /230
第四節 佛法勃興與滅法 /242
第五節 佛教藝術的繁榮 /264
第五章 | 北朝文化(下) /283
第一節 北方道教 /283
第二節 北朝文史 /293
第三節 長矟鐵馬 /314
第四節 輿服風習 /335
第六章 | 中外文化交流 /365
第一節 絲路通暢 /365
第二節 三角緣神獸鏡之謎 /388
第三節 高句麗和百濟 /399
參考文獻 /413
滅蜀,266年司馬炎篡魏建晉,史稱西晉。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統一全國,這是魏晉南北朝370年間僅有的一次統一,維持瞭短暫的30多年。公元316年,西晉王朝在內部傾軋中走嚮覆亡。
從公元220年算起的三國時期到公元316年西晉滅亡,在約100年的時間中,中國大地上雖然仍時有戰爭爆發,但比起東漢末年以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局麵,則有瞭相當的進步。三國鼎立,使得中原、西南、東南三個地區有瞭較大的發展;西晉的短時統一,更促進瞭全國社會秩序的進一步好轉,還齣現瞭被譽為“太康之治”的繁榮局麵。正是在這種社會政治相對穩定的前提下,纔有瞭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
第一節 學校和經學
一、曹魏時學校的復興
中國文化傳統最重教育,把學校作為人的品格修養和充實學識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選拔人纔的主要途徑之一。兩漢時期,“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儒傢學說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對教育産生瞭巨大的影響。當時國傢最高學府太學,便主要以儒傢的經典學說五經,即《易》、《詩》、《書》、《禮》和《春鞦》為法定課程,設立教職並培養學生。西漢武帝時長安已有太學生1萬多人,東漢光武帝時洛陽的太學生更增至3萬多人。同時在私傢講學方麵,也齣現瞭伏生、申公、馬融等經學大儒,各有成百上韆名生徒。
當然,一種良好的學校教育首先需要安定的社會環境、完善的教育機製和優越的師資條件。因此,在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三國鼎立局麵未形成以前的相當長時間內,政治動蕩,經濟凋敝,人民流離失所,空前規模的戰亂將全社會拋入一種無序的狀態中。這種險惡的社會環境給教育事業造成極大破壞,使學校教育處於崩潰和停滯的邊緣。
在各路酣戰的軍閥中,以統一天下為己任的曹操開始關注人纔的選拔和恢復教育等問題。當他剛剛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中挫敗袁紹,初步統一瞭北方及中原廣大地區後,便立即開始著手恢復整頓廢棄多年的學校教育事業。建安八年(203年)鞦七月的詔令說:
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 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這道詔令錶明曹操要從恢復學校教育入手,重新建立以儒傢思想為統治思想的新一代封建王朝,並以此進一步確立這個政權的正統性和閤法性。
後來,曹操雖因病死而未稱帝,但他的統治綱領和思想仍被他的子孫——曹魏政權的繼承者貫徹始終。黃初元年(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稱帝建魏後不久,便決定重建太學,下令“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三國誌·魏書·王肅傳》注引《魏略》),即在原洛陽東漢太學的舊址上重建學校。黃初五年(224年),曹魏政府又頒布五經課試之法,規定太學仍以儒傢五經為基本教材,培養選拔各級人纔,並界定瞭五經的考核及根據考核結果而定的用人標準。如:
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捨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 試通者亦得為太子捨人。捨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 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 擢高第,隨纔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通典》捲 五三《禮》一三)
太和四年,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也下詔要求以儒傢經學進行太學的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三國誌·魏書·明帝紀》)。明帝青龍年間(233—236年),太學中的生員已達一韆多人,學校的恢復顯然取得瞭很大的成績。
到瞭曹丕之孫,高貴鄉公曹髦在位時,曹魏國傢權力雖已漸落於司馬氏之手,但曹髦仍依東漢皇帝們多親臨太學視察、問講的舊製,親自到太學問講儒學經典。《三國誌·魏書·三少帝紀》曹髦本紀中,詳細記述瞭他於甘露元年(256年),到太學會見儒學博士,與博士淳於俊討論《周易》,與博士庾峻討論《尚書》,與博士馬照討論《禮記》的經過。從以上記述中可知,雖經漢末戰亂,但兩漢盛行的經學,即儒傢學說,仍被作為國傢學府中學生修習的主要科目,儒傢思想仍然是統治階級的行動準則,雖然在當時新興的玄學和佛教思想異常活躍,但儒傢思想的統治地位,仍然不曾動搖。
魏晉時期,雖然中央和地方的官學得到恢復,但官學的學術地位卻已大大降低。這是因為當時各地戰亂仍未完全止息,稍有變故,官學便首當其衝受到衝擊,難以維持高水平的師資和穩定的教學環境。另外,隨著東漢以來世傢大族門閥政治的形成,世傢大族中傢學、私學傳承有緒,功力深厚,成為士族子弟修習的主要場所。而此時世傢子弟多憑藉其門資和品望就可以襲爵而入仕,並不一定要通過學校的課試。《三國誌·魏書·王肅傳》注引《魏略》中描述此時的學校教育是“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而弟子們也隻是為瞭“避役,竟無能習學;鼕來春去,歲歲如是”。官學教育的衰落,一方麵錶明傳統僵化的教育模式已不再適閤時代的要求,另一方麵也促使社會文化教育呈現齣多元性發展的趨勢。
二、漢魏洛陽闢雍和太學遺址
漢魏西晉以來,國傢最高等級的教育基地是位於國都南郊的闢雍和太學。所謂闢雍,最早是西周時為天子設的大學,《禮記·王製》中說的“大學在郊,天子曰闢雍,諸侯曰泮宮”。漢以後儒學興起,闢雍遂成皇帝為百官和太學師生宣講儒學禮教的場所,成為一種國傢禮製性建築物。因為這類建築外圍,多以水麵作圓圜狀圍繞,形似玉璧,所以被稱作“闢雍”。《詩·靈颱》毛傳記:“水鏇丘如璧曰闢雍。”蔡邕《明堂月令論》也說:闢雍之名,乃“取其四麵周水,圈如璧”。曹魏西晉以來,幾乎每個新皇帝登基,都要一次或數次親臨闢雍,為百官和太學師生宣講儒學,以標榜宣傳王朝的正統閤法和以儒學治國的大政方針。而這正是繼承瞭漢代的一貫傳統,因為兩漢時,特彆是到東漢,皇帝們都將蒞臨闢雍宣講教化看作一件大事而樂此不疲。
20世紀6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對西漢都城長安(今陝西西安)和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的都城洛陽(今河南洛陽東)進行瞭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兩都南城外偏東的禮製建築遺址中,都清理齣當時闢雍及太學的遺跡和遺物。闢雍遺跡以長安所齣較清晰,從而能使我們加深瞭解漢魏洛陽的闢雍的形製。西漢闢雍遺址位於長安城安門南齣大道1.5公裏處的東側,據《漢書·平帝紀》應劭注、蔡邕《明堂月令論》和古地理書《三輔黃圖》記載,對照此遺址的建築形製和建造地點,推定為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創建。平麵呈“外圓內方”,方位平正。正中心是中心建築,建於圓形夯土颱上,颱麵直徑62米,高齣地麵0.3米。颱上的中心建築平麵似“亞”字形,四麵對稱,每邊長42米。正中是一個方形的夯土颱,每邊長約17米。發掘時殘高1.5米,颱麵已毀沒。推測颱上原有高大的主體建築(太室)。在中心颱的四角,各有兩個方形的小夯土颱,大小相同,颱麵也已毀沒。緊鄰中心颱的小夯土颱應是為加固中心颱上的主體建築而設的;外麵四角的小夯土颱應是襯托主體建築的4個“夾室”的建築颱基。中心颱的四邊有4個廳堂,各長24米,應即所謂“明堂”“總章”“青陽”“玄堂”。堂內兩側又各有小房間,應即所謂“左個”“右個”。四堂前麵圍繞敞廳。
中心建築的四周有圍牆,呈正方形,四邊各長235米,距中心建築各96米。夯土築造,殘高0. 15—0.30米,基寬1.8米。圍牆內外側有方形柱礎石,排列有序。牆基內外有防水坡,坡下有磚砌的滴水溝。從現存情況看,圍牆頂上原應有闆瓦覆蓋的小坡頂。圍牆每邊的正中各有完全相同的一座大門,門道寬4.5米,長12.5米。門道中央有木質門檻和門框柱。門道兩側有夯土颱。復原後,門道上方應有樓觀式的兩層門樓建築,門樓下部應是木架構造的門闕。圍牆內的四隅有麯尺形配房,每邊長47米。房後緊靠圍牆,房前未見門、牆的遺跡。從發掘現狀推測,應是單坡頂的敞廊建築。環繞圍牆外側便是形如圓璧的圜水溝,直徑360米左右,寬約2米,深1. 8米,溝壁磚砌。正對四門的水溝上又各有長方形小圜水溝,北邊的小水溝與西來的昆明故渠相通。
漢魏洛陽故城中的闢雍建於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位於開陽門外大路的東側。平麵呈方形,每邊長170米,中心為邊長45米的方形夯土殿基。殿基北有一條南北嚮大道。四麵築圍牆,並開四門。據記載,闢雍外有圜形水溝,四麵門外水溝上架橋通過。曹魏、西晉闢雍都是在這處東漢闢雍舊址上重建。記述西晉武帝司馬炎和其太子親臨闢雍史事的著名晉碑《大晉龍興皇帝三臨闢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及其碑座,就齣土於這一遺址中。
洛陽漢魏故城中的太學遺址範圍很大。經勘探和試掘,主要遺跡有兩部分:一部分在闢雍之北,平麵略呈長方形,東西約200米,南北約100米。附近曾發現石經碎片,可以認為是東漢太學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東北約100米處,遺跡保存較好,平麵亦呈長方形,南北約200米,東西約150米,四周築牆。據文獻記載,東漢太學始建於光武帝建武五年,後屢有擴建,至順帝陽嘉元年(132年)全部竣工。最多時太學生達3萬人。靈帝熹平四年(175年)立儒傢經典刻石於太學,稱《熹平石經》。東漢末董卓燒洛陽宮廟,殃及太學。曹魏於黃初五年在此舊址上重建太學,正始中又新立石經,為《正始石經》。西晉初,依漢魏之製興學,而鹹寜二年(276年)又另立國子學,與太學並存。
三、《正始石經》和經學的發展
1922年,河南洛陽漢魏太學遺址所在地齣土瞭一塊石碑殘件,碑兩麵刻文,共約1800餘字,正麵為《尚書》中的《無逸》《君奭》篇,背麵為《春鞦》中的僖公、文公傳記。經考訂,此殘石屬曹魏正始年間著名的官定儒學刻經——《正始石經》。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齣麵,將儒傢經典係統刻石立碑,始於東漢熹平年間。起因是漢興太學,設五經博士,博士傳經以傢法教授,口耳相傳,輾轉流播,文字難免有謬誤齣入。以緻太學博士試甲乙科時,竟有賄賂學官,篡改經書,以閤其私文者。東漢靈帝熹平四年,朝廷令名儒蔡邕、李巡主持校刊、訂正諸經文字,欽定之後,刻於石碑上,作為天下儒生習經的正本,這就是《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包括《魯詩》、《尚書》、《周易》、《儀禮》、《春鞦》、《公羊傳》和《論語》7部經文,因全部以標準的四分體隸書刻成,故又稱“一體石經”。《熹平石經》書刻曆9年完成,據考證共有46塊碑石,立於洛陽太學講堂東側,上有瓦屋遮覆,四周設欄障圍護,並有專人管理。這部曆史上最早的石經在當時産生瞭很大的影響,每天前往觀讀摹寫者眾多,他們所乘的車子達上韆輛,將附近的街道充塞得水泄不通。官立石經的正本權威作用,使得過去因傳抄引起的爭論逐漸平息,對於統一思想,穩定學術局麵起瞭一定的作用。漢末董卓之亂中,《熹平石經》遭到嚴重損毀,後曹魏恢復太學,詔令將石經補刻修復,重新立於太學原址。
《正始石經》是繼《熹平石經》後的第二部官定儒傢刻經,刊刻於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據記載這次隻刻瞭《尚書》和《春鞦》兩部經書。與《熹平石經》不同的是,《正始石經》所刻經文每個字均刻三遍,分彆為三種字體,即古文(多係一種戰國古文字)、小篆、隸書。因此《正始石經》又被稱為“三體石經”。經後世學者考證,此部石經共有28塊碑石,從已發現的殘石看,每一碑麵刻有縱橫的界格綫條,每字三體下行,自左至右書刻。根據書寫者的不同,又有一字式和品字式兩種格式。一字式為一字三體上下成一直行;品字式為古文在上,篆文在下右側,隸書在下左側。碑每麵約33行,行60字。各碑行數不盡相同。
《正始石經》刻成後,立於當時國都洛陽太學講堂的西側,與《熹平石經》(立於太學講堂東側)並列。
《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在北朝時被多次搬遷,屢遭損毀,到初唐時已十不存一,僅有拓本藏於秘府,後來拓本也因戰亂而毀失。宋以後,兩石經僅間或有零星殘石齣土,多發現於洛陽原太學遺址附近。
漢魏官定刊刻的這兩部儒傢經典石經,在中國古代教育史和儒傢經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當時中央政府統一思想、穩定政局的重要措施。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學正本,它還具有指導全國經學教育、規範經學課考的意義。同東漢相比,魏晉博士雖多專古文經學,但漢魏今古文石經並立於國傢太學之側,說明今古文閤流已十分明顯。特彆是《正始石經》本身兼容古文、小篆、隸書三體,也正是今古文閤流的錶現形式。
過去曾有不少學者認為,盛極一時的兩漢經學,到魏晉南北朝時便完全衰落瞭,而那時的思想界是被玄學和佛學思想所控製。誠然,東漢末到魏晉以來,因各種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的加劇,國傢陷入戰亂之中,人民被拋於空前慘烈的苦海,在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動蕩麵前,儒傢思想當然不能如兩漢時期那樣,仍然在民眾中保持大一統的獨尊地位。而在這種形勢下,因佛學的傳布和清議玄學的興起,思想界呈現齣繽紛多彩的氣象。但這並不錶示儒傢思想就此衰沒,經學就此不振。曹魏立國後馬上恢復太學,皇帝親臨太學問講儒傢經典,正始年間又重新刊刻經學石經,西晉皇帝也一再親臨太學闢雍等事實,都充分說明儒傢經學始終是各朝代、各政權統治者的立國、立身之本。因為儒學對於鞏固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秩序說來,是最適閤不過的理論武器,它既沒有玄學思想所附帶的消極性,又不像佛教那樣有影響國傢租調和兵源(因寺院經濟和僧人激增)的威脅,所以自然受到各朝封建統治者的歡迎。尤其是自西漢武帝以來,儒傢學說在社會政治、文化、教育、思想等上層建築領域,已持續瞭數百年之久的“獨尊”地位,具有瞭漢文化之本的正統資格,對於一般儒士來說,這種思想文化上的正統意識,早已同政權的正統意識融為一體。因此,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中高舉儒傢經學的旗幟,也是強化政權閤法性的重要內容。特彆在三國西晉時各政權的建立,多不閤名教傳統,如在曹魏之篡漢,司馬氏之代魏的情況下,大張旗鼓地尊儒刻經,提倡儒傢經學,就早已不限於教育本身的範圍,而是關係到政權的閤法和鞏固的戰略問題瞭。
如前所述,東漢至魏晉,中央到地方官辦學校的水平和質量已大打摺扣,正如有學者指齣的:“首都洛陽之太學,失其為全國文化學術中心之地位,雖西晉混一區宇,洛陽太學稍復舊觀,然為時未久,影響不深。故東漢以後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於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經五鬍之亂,而學術文化尚能保持不墜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漢族之學術文化變為地方化及傢門化矣。故論學術,隻有傢學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而此時期的私學、傢學,仍以弘揚儒傢經學為主旨,三國時曹魏所據有的黃河流域,本是兩漢私學傳統的根據之地,東漢末年聚徒講學的經學大師多齣於這裏,且世代傳承,影響廣遠,雖經漢末董卓之亂,仍持盛不衰。如河南開封鄭興、鄭眾父子世傳傢學,精長於《春鞦》公羊、左氏傳,居鄉講授,為中州一帶學人所宗。漢魏之際戰亂,天下儒士紛紛離鄉避難,私學重心有所遷移,關隴學人多避荊、蜀,齊魯學人避趨遼東,使遼東一帶成為魏初私學發達的地區。兩晉之際,私傢經學以三個地區最活躍,即江左地區、河洛地區和河西地區。其中河西地區因屬中西文化交通要道,戰亂中大批內地儒士避亂於此,在當地形成瞭多種高水平文化聚集匯閤的中心,以漢魏經學的師傳和佛教學說的流布最為顯盛。涼州敦煌一帶的幾位經學大師,受業弟子都在韆人以上。經學的發展在此時形成多元、多變的繁榮景象。
四、大晉龍興皇帝三臨闢雍碑
公元265年,司馬炎廢掉魏主曹奐而稱帝,即為晉武帝,國號晉,史稱西晉。武帝剛剛坐上皇帝寶座不久,立即著手重振太學,下令重立學官,並在洛陽曹魏太學舊址上修葺殿堂房捨。不僅如此,晉武帝還在短短的4年之內3次親臨與太學毗鄰的皇傢禮製性建築闢雍,舉行隆重的宣儒教、講經學盛典。武帝之子、皇太子司馬衷也前往闢雍巡禮。晉鹹寜四年(278年),西晉皇室專門刊刻瞭一塊大型碑石,記載皇帝、皇太子重教尊儒,數次親臨闢雍的經過事跡,立於當時洛陽闢雍、太學附近。1931年,此碑在河南洛陽以東的偃師原漢魏洛陽故城中闢雍遺址齣土,後來碑座也被發現,這便是著名的《大晉龍興皇帝三臨闢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碑,又稱《臨闢雍碑》。
此碑以一整塊石料刻成,插置於覆鬥形碑座之上,通高3.22米,寬1. 1米,厚約0.3米,是中國現存晉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座,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碑首約占全碑的三分之一,兩側刻蟠龍,正麵碑額上書全名《大晉龍興皇帝三臨闢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分4行,為魏晉的八分體隸書。
碑身正麵(碑陽)刻小字碑文及頌文,共30行,1500餘字。記述晉皇帝到闢雍行禮,從而追述司馬氏傢族的發跡曆史及其文略武功,記武帝司馬炎即帝位後頒布詔書,設立學官,興辦太學,在不到4年中3次親臨闢雍巡禮視察,考核生員的“德行”“通藝”,督教生員“勤學務禮,遵修舊典”,並分等宴賞太學生員。碑文描述皇帝、皇太子親臨闢雍時百官分列,士儒鹹集,禮樂齊奏的盛大場麵:“皇帝(司馬炎)躬臨幸之,……王公卿士,博士助教,治禮掌故,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精裝)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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