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1、三位文学界大牛联袂选编:厉害的大师,动人的篇章。
在书中,三位大牛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从鲁迅、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97位现当代大师名家中,甄选435篇经典动人作品;串起10个中国文化生活主题,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
2、10大主题,让我们感受生活的诗意与爱意。
这套以“文学为纬,文化为经”,书中所选文章,既有文化意味,又妙趣横生;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每本、每篇、每页,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诗意与爱意......
3、篇篇附有专业主播音频,让诗意的文字声声入耳。
这套书,还邀请专业的播音团队录制了文章音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手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听书。做饭的时候听听夏丏尊《谈吃》,跑步的时候听听王力的《蹓跶》,晚上睡觉时听听老舍的《小动物们》。能听能看,诗意的文字,由耳入心,真是让人爱不释手、释眼、释耳......
4、“漫说文化丛书”珍藏纪念卡,稀有珍贵,诚意满满。
漫说文化丛书珍藏礼盒版内特别附增三位编者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钤印版手书纪念卡一册,“读书是件好玩的事”——陈平原,“(辛波丝卡的诗句)写作的喜悦,保存的力量,人类之手的复仇。——黄子平”,“沉潜读书:沉潜到历史的深处、社会的深处、生命的深处”——钱理群。
5、颜值超高,赠品丰富。
这套书的封面,邀请著名设计师设计,采用烫黑、印银、专色印刷工艺,内外双封设计,颜值极高;且内文排版考究,阅读体验更强。而且,书中还附赠有读书人都痴迷的“藏书票”;伴随书的主题,每本1枚,共10枚,每一款都别具匠心。
5、官方授权 ,尊重版权。
漫说文化丛书所涉及作者近百位,尚在版权期内的超过50位,为保证版本的合法与quanwei性,尊重每一位作者,编辑团队辗转联络到众多作者及其后人,版权代理,全书所有尚在版权期内的文章,获得绝大多数版权所有人的亲笔授权。
6、阅读收藏、馈赠佳品。
书呗收纳在浅绿色瓦楞纸盒中,轻便环保。送给自己和朋友,都很合适。能听能看,诗意的文字,由耳入心。读文章就是读生活,用更经典的文字滋养你我与孩子们的一生。
漫说文化丛书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独具影响力的三位学者: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联袂选编;所选文章从章太炎、梁启超到汪曾祺、贾平凹,汇集了97位近现代名家之作,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甄选了其中精华的435篇经典,组成了这10本书,分别是《闲情乐事》、《世故人情》、《父父子子》、《男男女女》、《读书读书》《乡风市声》、《说东道西》、《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经典编者,经典大师,经典作品,真·经典中的经典!用更经典的文字滋养你我与孩子们的一生。
钱理群
1939-
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独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代表作品丨《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黄子平
1949-
广东梅州人,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其独到提法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广为学界称道。
代表作品丨《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等。
陈平原
1954-
广东潮州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代表作品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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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花
郭沫若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了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选自《沫若文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再 记|
转眼间,十三年过去了。眼看复旦大学版“漫说文化丛书”售罄,“领读文化”的康君再三怂恿,希望重刊这套很有意义的小书。
只要版权问题能解决(此次重刊,删去个别版权无法落实的),让旧书重新焕发青春,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康君建议请专业人士朗读录音,转化为二维码,随书付印,方便通勤路上或厨房里忙碌的诸君随时倾听。
某种意义上,科技正在改变国人的阅读习惯,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听书”成了时尚。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新的挑战。可对于现代中国散文来说,却是歪打正着。因为,无论是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还是周作人的“有雅致的白话文”,抑或叶圣陶的主张“作文”如“写话”,都是强调文字与声音的紧密联系。
不仅看起来满纸繁花,意蕴宏深,而且既“上口”,又“入耳”,兼及声调和神气,这样的好文章,在“漫说文化丛书”中比比皆是。
如此说来,“旧酒”与“新瓶”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很可能产生绝妙的奇幻效果。
2018年3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序|
陈平原
据说,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能为读者接受,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编这套丛书时,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我们不管。并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责任,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纯属“玩票”,不靠它赚名声,也不靠它发财。说来好玩,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好文章难得,不敢说“野无遗贤”,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选家”之事,说难就难,说易就易,这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编起来很容易,可就是没兴致。偶然说起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这样,1988年暑假,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当即“奇文共欣赏”;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又翻旧期刊,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不想随意敷衍几句,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一开始是“玩票”,越做越认真,变成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迟到的礼物,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居然“大动干戈”,脸红耳赤了好几回,实在不够洒脱。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就编了这几本小书,值得吗?我也说不清。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惟一有点遗憾的是,书出得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好看。
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输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却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加上悲欢离合,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因其“技术性”不强,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当然,这只是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读法,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读法。在很多场合,沉默本身比开口更有力量,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愤怒。无意故作惊人之语,只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再加上“漫说文化”这一特殊视角。不敢保证好文章都能入选,只是入选者必须是好文章,因为这毕竟不是以艺术成就高低为惟一取舍标准的散文选。希望读者能接受这有个性有锋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见的“漫说文化”。
1992年9月8日于北大
|附 记|
旧书重刊,是大好事,起码证明自己当初的努力不算太失败。十五年后翩然归来,依照惯例,总该有点交代。可这“新版序言”,起了好几回头,全都落荒而逃。原因是,写来写去,总摆脱不了十二年前那则旧文的影子。
因为突然的情事变故,这套书的出版略有耽搁——前五本刊行于1990年,后五本两年后方才面世。以当年的情势,这套无关家国兴亡的“闲书”,没有胎死腹中,已属万幸。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十册小书出版后,竟大获好评,获得首届(1992)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选题一等奖。我还因此应邀撰写了这则刊登在1992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上的《漫说“漫说文化”》。此文日后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1997)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2004),流传甚广。与其翻来覆去,车轱辘般说那么几句老话,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引入这则旧文,再略加补正。
丛书出版后,记得有若干书评,多在叫好的同时,借题发挥。这其实是好事,编者虽自有主张,但文章俱在,读者尽可自由驰骋。一套书,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让其体悟到“另一种散文”的魅力,或者关注“日常”与“细节”,落实“生活的艺术”,作为编者,我们于愿足矣。
这其中,惟一让我们很不高兴的是,香港勤+缘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购得该丛书版权,然后大加删改,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刚出了一册《男男女女》,就被我们坚决制止了。说来好笑,虽然只是编的书,也都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不希望被人肆意糟蹋。
也正因此,每当有出版社表示希望重刊这套丛书时,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保持原貌。因为,这代表了我们那个时候的眼光与趣味,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神采飞扬的八十年代,其优长与局限具有某种“史”的意义。很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除了体谅我们维护原书完整性的苦心,还答应帮助解除人文版印刷不够精美的遗憾。
2005年4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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