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读懂中国改革 3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定价：45.0元
作者：厉以宁,吴敬琏,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508650487
字数：288000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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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是推荐干部阅读图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之三。《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是**指智囊团集体建言书，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面临新形势与新特征、新理念与新思维、新动力与新举措、新挑战与新机遇，《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囊括中国**话语权的高层智囊、精英学者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孙立平等，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本质和内在逻辑；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内容提要
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读之作，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走势变轨、结构调整阵痛、法治面临新局面，新一轮历史变革开启，压力与挑战并存。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深入探讨，迈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哪些“红线”，解决哪些问题？2015，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又如何？如何在“冬天”进行全新的谋划、布局和投资？丧失人口红利，中国如何持续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会走向何方？……户籍、金融、财税、混合所有制、法治等各个领域，我们将直面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有话语权的高层智囊、精英学者，在《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中，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让我们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目录
作者介绍
厉以宁，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常委，七届全国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吴敬琏，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文摘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地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认为不太微也好，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看来这次的收效显得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是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长。
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具体来说，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其实从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它做了很多分析，初做出分析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但是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就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使得原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我们的生产技术，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要在技术创新或者用技术创新来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的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
以平常心对待GDP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但是在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当初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它具体的表现，一个就是使得减速过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速度降低了，减速过猛会造成很多问题。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质量，很低的增长数量而质量不好的话，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因为过去质量差、数量高能够弥补一部分不足，但它实际上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是靠更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够弥补未来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减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数量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就比原来还要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全面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实这个问题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那是1981年，这个十大方针是环绕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党的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把它叫作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它开始见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那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现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比如一个明显的事情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近两年，2013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
2014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而产生的社会的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了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但是“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十二五”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2013年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大的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的趋势也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我们现在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无非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这个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是大大加速了。你看网络销售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近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新常态不能一蹴而就
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增长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贡献，使得我们能够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东西。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以及过去旧体制、旧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
所以我们希望总结2014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取得的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我们明年怎么干、后年怎么干，使得我们所希望建立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
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
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永隆银行董事长）
我们当下议论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年平均增长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2014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的预测，2014年年底中国恐怕维持不了年经济增长率7.4%，还会继续下调。
经济放缓，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我理解的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才叫新常态。
中国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得益于的制度红利，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我们中国东方特有的储蓄红利等等。但是今天这些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减弱。比如说人口红利，中国临近了刘易斯拐点，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争论，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的无限供给变成了数的下降。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近90倍，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6倍，但是2014上半年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数。还有像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中国现在都已经濒临危机，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则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把“十二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但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经济放缓，而是经济在放缓的时候，能不能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进行结构调整。现在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我们经济放缓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纵观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增长30年到40年以后增速都会回落。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有25年的时间，GDP增长达到9.8%，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就降到4%。从1992年到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0.87%，安倍晋三上台后，从2013年到2014年有所恢复，过去20年叫“失落的2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规律显示，经济高速增长到第四个十年一般都会下降到4%以下，中国现在还是7%。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很靓丽，但我们心里要认清这一点：GDP不仅是个数字的概念，不仅是个量的概念，决定GDP本质的东西是GDP的质量、GDP的技术含量，这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新加坡的一位副总理曾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中国过去30多年确实令世界瞩目，但你们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你们都是低端制造业，你们就凭借人口红利，牺牲的环境、人力和物力为代价发展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后的GDP，年增长率7%的GDP是什么样的GDP，不应该都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应该是有更多技术含量的GDP。另外，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年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了，这个叫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跟新兴市场比，已经没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了，而和发达国家比还暂时不具备先进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不上不下”。但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像中国连续十年，基尼系数都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正视的话，很可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现在转型升级，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每一个中国企业都应该深刻认识的，或者说应该正确认识的。当然新常态会有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比如经济下行，会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具体地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增长动力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四万亿投资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就会使原有的增长动力“三驾马车”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是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不能再继续了，但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这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矛盾，经济新常态本身是对过去很多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和习惯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要适应。要思考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有没有机会。我的观点是，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个机会要比过去平铺直叙的上升机会大得多。大家都懂得“弯道超车”的道理，也懂得“变动中才有机会”的道理，不变动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我总结有七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如果GDP年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
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措施配合。所以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人民币，而未来7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国只有45%。
我们国家2013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大就业主体，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要达到50%，就是说第三产业等于产业加上第二产业之和，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还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幅2014年已经超过了城镇人均收入的增幅，资本的输出已经超过了资本的流入，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变化。
城镇化的机会
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2013年四季度，中央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一个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
所谓人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不是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还是农民，到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是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
2.6亿农民工进城，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我刚才说的服务业是有密切关联的。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是多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这是过去的数字，不准确。
总之，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过去的30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快的。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中国现在叫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两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福布斯》算过的，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上海、广州、深圳、宁波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像武汉这样。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这个成本比北京节省30%多。当然这个优势不永远有，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定高，将来要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
基于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我这里有个数据，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我们走出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战，制度、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又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另外，欧洲的国家也积极地欢迎中国企业到它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
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
按照过去统计局的行业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是和过去不一样的。这个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
基于社交网络趋势的，像、微博、微信、、婚恋，即时通信类的，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太多了。人们的生活完全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
序言
代序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理解“新常态”
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佳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佳时机”是重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GDP，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即将结束，即将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靠下死命令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还是对中央，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要完成，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力争今后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长下降有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么，何以见得呢？
，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化。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保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同时，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从未如此提过。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农村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放。原来这里土地确权工作刚刚完成，农民放庆祝这件事，因此，满地都是屑。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发给农民。
土地确权完成之后，三权三证给了农民，农民就放心了，不必担心今后会发生未经本人同意就圈占土地的事件，农民的房子不能被随意拆掉，因为这些都侵犯了农民的产权。
根据嘉兴市的统计资料，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例为3.1∶1，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这个比例变为1.9∶1。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我们曾在嘉兴市的平湖市一个村里看到，该村旧房子拆掉了，都盖上了四层楼。我问村民这么多房子能住得完吗，村民说，一层租给外乡人开店，二层出租，家人住在三楼和四楼。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一是，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二是，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三是，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
用户评价
评价三：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罕见的批判性深度，它敢于触碰一些敏感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提供了相当扎实的论据支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地方债务问题时的那种冷静和克制。很多论述将地方政府描绘成一味“寅吃卯粮”的莽撞角色，但本书却深入分析了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如何被迫承担起“发展”的全部重量，从而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这种对体制内逻辑的深刻洞察，使得其分析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是非判断。它不提供简单的“药方”，而是致力于剖析病因，让读者理解为什么某些看似“不合理”的决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却是“最不坏”的选择。这要求读者必须放下预设的立场，以一种更具同理心和历史纵深感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轨迹。这本书成功地将复杂的体制分析，转化为了易于理解的智力挑战。
评分评价一： 这本书的切入点非常新颖，它没有停留在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堆砌上，而是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微观肌理之中，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对于“新常态”这一概念的阐释，作者没有采用那种空泛的、政治化的语言，而是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展示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在面对经济结构转型时的真实困境与应对策略。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那一章，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去产能、去库存”的口号，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解析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利益博弈和资源错配问题，这种“向下看”的视角，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现实感和说服力。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决策层在面对复杂局面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审慎态度有了更深的理解，远非教科书上那种线性、完美的叙事所能比拟。整体而言，它提供了一套理解中国当代政治经济运作逻辑的有效工具，对于任何希望跳出传统框架看待中国发展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评分评价五：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我看来，是它成功地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与政治学的权力运作逻辑进行了有效的融合，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它处理“变革”的态度是极其务实的，拒绝了对历史宿命论的依赖，而是着眼于具体行动者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例如，书中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探讨，不仅仅停留在价格信号的调整上，更深入剖析了如何通过改革产权制度，来激活沉睡的社会资本。这种对制度基础的挖掘，使得整本书的论证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被书中对细节的关注所折服，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政策变动，在作者的梳理下，都展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和长远意图。它不仅解释了“发生了什么”，更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如此发生”，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解读方式。
评分评价四： 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种鼓舞人心的、单向度的成功学叙事，那么这本书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些沉重，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改革进程中伴随的巨大代价和未竟的挑战。作者的文字风格非常凝练，少有冗余的形容词，每一个句子都像经过精确计算的砝码，沉甸甸地落在天平的两端。我发现自己经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的描述。它有力地论证了，每一次重大政策转向的背后，都是对某种社会契约的重新谈判。这本书的讨论范围非常广，从产业升级到环境治理，无不体现出决策层试图在短期稳定和长期可持续性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的努力。它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入门读物，而是为那些已经对基本概念有所了解，渴望进行深层次智力交锋的进阶读者量身定做的工具书。
评分评价二： 我必须说，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处理得极为高明，它像一部精心剪辑的纪录片，张弛有度，引人入胜。作者在宏大叙事和具体人物命运之间的切换，把握得恰到好处。比如，在讨论金融风险防范时，书中并没有陷入晦涩的金融术语泥潭，而是通过描绘几个关键金融机构高层的决策过程，将那种高压下的权衡利弊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这种“戏剧性”的处理，让原本枯燥的政策解读变得鲜活起来。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张力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权力、市场、社会诉求之间的拉锯战，清晰可见。它不是一本教条主义的政治读物，更像是一幅描绘中国在十字路口如何艰难前行的全景图。对于那些对权力运作的真实面貌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旁观视角，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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