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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精神家园的守护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特殊时代的特殊际遇,转型时期的独特思考
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三十年心灵史的集中展示
内容简介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人口史》(一卷)《中国移民史》(一、第二卷)《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后传)《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历史学是什么》等,发表有关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论文百余篇。
目录
一九七八
我的1978年(代序)
一九七九—一九八
清朝全国地图的测绘
一九八一
西汉人口考
一九八二
略论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一九八三
汉武帝徙民会稽说正误——兼论秦汉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分布
一九八四
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一九八五
我国部分省界形成的历史——政治因素举例
一九八六
最忆康桥风雪时
一九八七
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读谭其骧《长水集》
一九八八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一九八九
论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政治机制
一九九〇
《中国移民史》发凡
一九九一
《中国人口发展史》余论
一九九二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一九九三
宋代人口新证
一九九四
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一九九五
我们应有的反思
一九九六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社会公正的基础
一九九七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
一九九八
邂逅霍金
一九九九
在历史和社会中认识家谱
二〇〇〇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二〇〇一
我到过的南极
二〇〇二
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
二〇〇三
有财未必富,开源胜节流
二〇〇四
人与自然:不仅是敬畏
二〇〇五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应该延续河流的生命
二〇〇六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
二〇〇七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了保护
二〇〇八
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建议以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
精彩书摘
康熙年间地图测绘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1690年(康熙二十八年)1月,康熙曾向在中俄谈判中当译员的法籍教士张诚(FrancoisGetlbi。lion)询问尼布楚及东北地区各重要地点的经纬度,并向其透露他曾派人去黑龙江入海口一带调查。张诚指出现成的地图上东北地区画得简略不详、标绘粗漏,引起了康熙的重视。以后康熙亲自学习数学及测量知识,并派专人去广州购买仪器,在亲征噶尔丹及巡游江南、东北时,都命张诚等随行,随地测量各地经纬度。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由外国教士测量了经北京中经线霸州至交河的长距。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又令传教士测绘成北京附近地区地图,亲自校勘,认为精度远胜旧图,故决定进行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绘制新的全国大地图。
1708年7月至1709年1月,由法籍教士白晋(Bouvet)、雷孝思(Regis)与杜德美(Jartoux)等负责测定了长城大小各门(约300个)、各堡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津渡等,绘成了长逾15尺的地图。1709年5月,雷、杜与日耳曼神甫费隐(Fridelli)负责测定东北自辽东中朝边界至松花江鱼地鞑子地区,即北纬40-45度之间,当年绘成地图。同年12月,他们又在试测的基础上测绘北直隶(今河北省),次年6月完成。
1710年7月22日,康熙又命他们赴黑龙江,测定了包括齐齐哈尔、墨尔根直至黑龙江城在内的广大地区,至12月4日绘成地图。1711年,因鸭绿、图们二江间未详晰,又命乌拉总管穆克登率队复测。
是年,为加快进度,康熙命扩充人员,分作两队:以雷孝思与葡籍神甫麦大成(Cordoso)等为一队,测山东,然后协助二队测陕、甘、晋;以杜德美、费隐、潘如(Bonjour)及奥古斯丁(Augt,stin)等为二队,出长城至哈密,测定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归途会同一队测定陕西、甘肃、山西,至1712年回京成图。
1712年至1717年初,由雷孝思、冯秉正(De Mailla)与肯特雷(Kenderer)同往河南,后合测江苏、安徽、浙江及福建(包括今台湾省)。费隐、潘如合测四川、云南,但潘于1714年底病死在云南边境,费亦患病。1715年3月又派雷孝思与费同测云南、贵州及湖广(今湖北、湖南省)。我国参加测绘这些地区的有何国栋、李英、照海、那海、白映棠等人。
西藏地区的测绘全由我国人员进行。1709年,康熙曾派人随军入藏绘成地图交雷孝思审阅,因图中未定经纬度,无法与内地之图连接。1717年又派在钦天监学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胜住前往西藏。他们自西宁测至拉萨,又至恒河源。但不久因策妄侵入西藏而匆促返回。由于实测地区有限,故西藏部分特别是西部错误较多。
前言/序言
康熙通过学习与比较,认识到新法测绘的优点,决定采用新技术、任用外国传教士进行全国性的测量。同时派人向他们学习新的技术。乾隆年间的测绘已以我国人为主了。而且从测绘一开始康熙就派大臣督办,始终掌握着测绘的主权。
尽管传教士的工作和他们传播的知识对测绘起了较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我国专门人员和各地官民的协助,没有我国历代的大量典籍、资料供参阅,光靠人数不多的外国人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进行这次测量之前,康熙早已下令搜集全国地理资料,撰修《一统志》;康熙十六年(1677年),命武穆纳和萨布素考察长白山地区;四十三年,命拉锡和舒兰查勘黄河源;五十一年命出使土尔扈特部落(当时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图理琛记录沿途山川地形等。这些成果弥补了测量的不足,在制图中得到利用。传教士说:“我们查阅了各地官府收藏的舆图与史书,询问了官吏及耆绅。”因此在测定的经纬点以外的大量地点及其位置,才能在图上较准确地标定。
由于当时知识水平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主持者康熙本人(更不论乾隆)的主观臆断,削弱了专家的作用,给地图造成缺陷和某些明显的错误。全图制成后,传教士曾计划在东西边境和内地若干处继续进行日蚀观测以测定经度、校验地图,但因康熙已满足于取得的成果而未能进行,失去了进一步研究和提高的机会。
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这两幅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制成的重要地图,长期秘藏深宫,更无法研究利用。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林翼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出版才部分公开,至1921年后在沈阳和北京故宫中发现了两图的铜板,才重见天日。而欧洲人和日本人早已大量翻印、改编。纷至沓来的传教士、冒险家、侵略者正是手持这种地图,敲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这是康熙所始料不及的。
由于当时忽略了技术资料的积累,所以我国缺乏这两次测绘的详细、系统资料。1930年翁文灏根据法文著作中的资料,写成《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首次作了详尽的考证。此后的论著基本上都未超出翁文的范围。现在,解放前出版过的这两幅地图也已不易见到。重新出版该图和整理出版有关资料,对于进一步开展我国大地测量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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