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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北史选译》讲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是一部著名史书，后人把它列入“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北史》主要记载了北朝和隋朝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拟增入《隋书选译》，故《北史选译（修订版）》定稿时删掉了有关隋史部分的篇幅，以免重复。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崔浩传
魏高祖孝文皇帝本纪
元澄传
宋弁传
齐高祖神武皇帝本纪
杨惜传
斛律光传
苏绰传
柳庆传
韦孝宽传
魏收传
庾信传
编纂始末
丛书总目

精彩书摘

崔浩传
公元386年到451年，是北魏王朝历史发展的前期，其间经历了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统治。在此时期，北魏王朝一方面凭借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而与南朝政权对峙，一方面又联合汉族士人而进行胡汉杂糅的统治。崔浩即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汉族人士。崔浩出自清河崔氏，是北方的第一高门。他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由近侍到宰相，处于清要显赫的地位。他博学多才，通晓百家，为北魏王朝制订典章、创立法制;他长于谋划，智略过人，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为北魏王朝累建勋劳。他的政治理想是要实现西周的五等分封贵族政治，为此他汲引了见解相似的道教首领寇谦之，并提拔了许多有儒学修养的汉族人士担任重要职位。但是他的理想未能实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太武帝满门抄斩。崔浩的死因，传记中说是他修国史，直书鲜卑人丑事，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于路旁，触怒鲜卑贵族所致。近现代史学家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象，崔浩真正的死因，在于他的政治施为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这是颇具真知灼见的。也有某种记载，说崔浩在当年太武帝南征时，连络北方人士，暗通南朝，企图颠覆北魏政权。是否真有其事呢？通览本传，凡是魏帝南征，他都极力劝阻，凡是北伐西讨其他地域的民族，他都竭力鼓动并出谋划策。这是全心全意地替北魏作先北后南的战略考虑呢，还是出自暗存华夏一脉的民族意识呢？颇令人玩味。
浩字伯深（伯深：按《魏书·崔浩传》，浩字伯渊，《北史》避唐高祖李渊讳改。又崔浩为清河东武人，《北史》仿家传，籍贯只列传首，浩籍贯见其父《崔宏传》。清河：郡名，治甘陵，今山东临清市东。东武：县名，今山东武城县西。），少好学，博览精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弱冠为通直郎（通直郎：侍从官名，即员外散骑侍郎。因与散侍郎通直（换班侍奉皇帝），故称通直散骑侍郎，简称通直郎。），稍迁著作郎（著作郎：官名，掌国史资料和撰述。），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帝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若此。
【翻译】
崔浩字伯渊，从小好学。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当他还不到20岁时，就出任了通直散骑侍郎，随后又升任著作郎。道武皇帝因他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道武帝晚年用法很严，许多内廷亲近的人，都因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走躲了起来，以避免眼前的不测之祸。只有崔浩一人慎守职事，努力不懈，有时还成天不回家。道武帝知道后，就派人把自用的饭食赏给他。崔浩就是这样心胸坦荡，任凭时事变化，不因仕途的阻滞顺利而改变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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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面品格的背后则是：知识背景十分复杂，其知识理路的厘清对我是困难的。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对于本书来讲，若关涉到方法论，则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该文本之基础的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在第四编中有所反思，进一步展示了学者与法律实践者在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情势，说明了有利于法学知识之生产的结构处于溜流变、不稳定当中）；二是作为本著作被写作的方法，即作者构建文本的理论依据。这虽也有所交代，但这种交代十分笼统。考虑到苏力自己所说的，他对西方学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只是“利用了驳杂的来自西方的学术理论”来开掘“中国可能开拓的处女地”，我们不得不感到不塌实。例如，尽管强调他所使用的“地方性知识”是受吉尔兹启发的，但与之不同，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一概念。一种是被强调区别于吉尔兹的、“是交流不经济并因此不一定值得批量文本化的知识”，这实际上离开了文化解释的进路，几近于或就等同于哈耶克的经验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弥散性），在此，“知识”等于“信息”；而另一种则是可交流的、在初步被文本化的知识。这种区分既未被指明，也未被坚持。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分的不被指明还隐含了这样的矛盾：如果苏力使用的“知识”一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那么，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解就是多余的。因为，当知识等于信息时，它就可能与这一问题无关。如此，则“知识的地方性”便不足以成为使任何知识具有被理论所重视的正当性之前提。这种“不屑一顾”的做法是否与苏力的建设性方案能够调和呢？仅仅解决知识与其生产机制的关系问题，还不足以使人疑云尽释。并没有试图探询知识在离开其产地之后与其受众的关系。但在另一种方式上，苏力表达了他的情绪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构建了一个“概念法学”作为其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并不明确。对它的最大批评显然是认为它颠倒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它欲图以“逻辑的生活替代生活的逻辑”，其实质则是“思想和实践的贫困”。虽然如此，且流露出的感情也极强烈，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当法律社会学提交了一份厚重的“作业”时，就自然构成了对概念法学的颠覆。概念法学有它存在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同样是制度性的（德国在这方面享有世界声誉）。它的产生同样是在某种制约结构之中。激情陷于无思之境。，概念法学还有其建设意义。社会学研究离开概念工具也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到韦伯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学上的“法律”乃与法学上的“法律”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界，这种视界既不囿于概念的分析，也不囿于法社会学。也许，把理解成是对中国法学面对中国之不平衡的、有断层的社会现实的不够自觉的批评，更富有启发与警醒意义。正是在对理论的追求与对理论的“不屑一顾”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我们体味到苏力的矛盾心情，但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颇具现代性的农村基层司法。这其中，既有科学的冷静，又有“韦伯式”的忧郁。“你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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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界确实存在专家只知一味地向司法灌输舶来品这样的单向知识交流格局，并对此无所自觉、习以为常，那么，本书便是一次试图颠倒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的努力。宏大计划之一就是要改变此种“知识压迫”的局面，为那些理当作为中国学界“富矿”的中国经验“寻求语言的表述，获得其作为普遍性知识或便于交流之知识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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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业”在两个方面同步进行。其一便是寻求“事物的逻辑”，试图理解知识的实际生产机制。表明农村的基层司法处在一特殊的结构当中，这种结构处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间；诸如城市/乡村、格式化/非格式化、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等等的二分使得基层法官在既定的司法制度框架内处于紧张状态。他负载的和必须适用的一套知识与他所面对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世界并不协调，因为这一套知识是为另一个世界设计的。他成为两种需求的交汇点：民族国家与乡土社会同时向他发出指令，一个要求规则之治，另一则要求解决纠纷保持和谐。“任何知识，都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无论是其产生还是其使用，都是对这种时空制约的一种回应。”作为基层对这一时空制约的回应之结果的，便是那些难于进入法学家视野的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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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的版本，可以大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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