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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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变化的200余年间，作为主体的广大乡村、农民如何得到控制？作为主体且至关重要的乡村经济如何存在、发展和变迁？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拟从国家政权与乡村控制体系、乡村社会群体与乡村经济、乡村经济环境与乡村控制等视角，运用微观宏观、求实求是相结合的手段，研究和解决上述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主要内容包括：清代乡村控制体系的龙头“县”与“知县”、“龙头”舞“龙”清代“知县”对乡村的控制等。清代知县与“一人政府”；广宁知县杜凤治的候选、上任与“交代”；杜凤治日记中的“盗案”、“户婚”、“田土”案及其他词讼等内容。

作者简介

张研，女，1948年生。1982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清史、经济史、社会史。张研代表性著作《17-19世纪中国人口与生存环境》，黄山书社，2006年《晚清统治格局研究》（合著），台湾昭明出版社，2005年清史15讲（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目录

总序
绪论
一、厘清背景：中国乡村控制体系的演变
二、关注现场：知县日记讲述的故事
三、透视全貌：“宏大叙事”、“解构”与“建构”
上编 清代乡村控制体系的龙头--“县”与“知县”

第一章 清代地方行政及广东实况
第一节 清代地方政军设置
一、地方行政设置
二、地方军队设置
第二节 清代广东政军设置
一、广东行政设置
二、广东军队设置

第二章 清代县以下行政编组及广东实况
第一节 清代县以下芜杂的行政区划
一、城市行政区划
二、乡村行政区划
第二节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依据
一、法定社区
二、自然社区
第三节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性质
一、法定社区与传统自然社区的矛盾
二、“制度”按“实际”修正
三、官府向基层社会固有权力体系妥协

第三章 清代知县与“一人政府”
第一节 知县的位置与职责
一、知县的重要位置
二、知县主要职责
三、清代县等制度
第二节 “废为闲曹”的“佐杂之官”
一、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巡检属地的考察
二、佐贰之官的职责
第三节 “公”“私”两套班子
一、第一套班子中的书吏与胥役
二、第二套班子中的幕友与长随
三、两套班子与知县及其相互问的关系

第四章 广宁知县杜凤治的候选、上任与“交代”
第一节 候选与“花样”
第二节 “拉债”、“荐仆”与关系网
第三节 到任、“交代”与佐政人员
一、到任
二、“交代”内容
三、杜凤治与前任的“交代”
四、杜凤治的佐政人员
下编 “龙头”舞“龙”--清代“知县”对乡村的控制

第五章 剿匪故事
第一节 一下石狗，剿“单只手”
一、“岂非一个好破题儿”
二、“一下石狗”经过
三、可获知的信息
第二节 二下石狗，剿“黄亚水二”
一、杜凤治对所剿之匪的了解
二、“二下石狗”经过
三、可获知的信息
第三节 三下石狗，剿匪办团
一、石狗待命
二、三村具结
三、善后事宜
四、可获知的信息
第四节 对比与考察
一、杜凤治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二、徐赓陛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三、姚柬之剿匪故事中的“匪”、“绅”、“官”

第六章 断案故事
第一节 “呈控”与“放告”
一、“呈控”与“放告”的一般情况
二、杜凤治日记中的“呈控”与“放告”
第二节 “听讼”与“断案”
一、“听讼”与“断案”的一般情况
二、杜凤治日记中的“命案”
三、杜凤治日记中的“盗案”、“户婚”、“田土”案及其他词讼
第三节 对比与考察
一、杜凤治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二、徐赓陛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三、桂超万、张集馨断案故事中的“民”、“绅”、“官”

第七章 催征故事
第一节 催征始末
一、前期催征
二、中期催征
三、后期催征
四、清末广东赋役征收的特点
第二节 知县收支
一、支出
二、收入
第三节 催征故事引出的“闹考”故事
一、“广宁士绅上控书吏浮收案”
二、广宁闹考始末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以如此行政编组为基础的行政区划，必定是以官方为绝对主导的准政权性质。

然而，“过于”规整的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往往与各地基层社会的实际不相符合。

一方面，里社、保甲的编户—10户挨次编排，自身便具地域性。里甲、保甲即便与自然社区的乡村不完全重合，仍不可能完全脱离开原有的地域区划。另一方面，里甲、保甲作为民办官督的基层社会组织，亦不可能脱离开长期以来自然形成、血缘地缘交错、具有超强凝聚力的乡村层级社会与权力空间。于是，里社、保甲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均出现了种种问题。

明清实行里甲，首要目的是落实赋役征收。其开国之始，亟须迅速恢复社会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稳固新建政权，特别是清初，还要支撑长达40年的统一战争，对于巨额赋役的需要急如星火。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明清里甲编审，具体而言黄册、鱼鳞册的编造，并非建立在清查户口和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前代“老册”的基础上。赋役性质的编审，使册载“人丁”、“土地”，背离了实际人丁、土地的自然属性，成为仅代表社会属性的赋役单位；即便是其所编排的“户”，也背离了自然状态下一家一户的“家”，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家庭组织，而成为业主通过向国家纳税取得合法营业与合法社会地位的执照、“户头”。既如此，“户”名亦可不是真实的户主姓名。如福建诏安一些散户共尊关圣帝君为祖，置户名日“关世贤”，纳粮输丁①；广东珠江三角洲户名从雍正到清末上百年不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分家不分户.一户实际是一族。②赋役性质的编审，遭到了基层乡村社会固有权力体系的抵制，就税亩而言，有的地区始终没有编造鱼鳞图册，有的地区明初“尝造鱼鳞册”，但“甫及数年，吏胥恶之，弃之殆尽，至有抱而鬻之市者”。废圮的鱼鳞图册很多都没有重新编造，人清以后所谓明朝老册，多是黄册而不是鱼鳞图册。雍正年间四川总督宪德奏称蜀省“田土从来未经勘丈”，“界畔无据”；广东布政使王士达奏报“广东通省民屯税亩，历来并无鱼鳞册籍”，“止凭黄册笼统载人土名老名”；光绪年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称“晋省征收向无鱼鳞册”等。③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东北、新疆等边远地区，则更谈不上经实地勘丈而编绘的鱼鳞图册了。

明清实行保甲，首要目的是社会治安。通过连保连坐，强制性地使基层民众相互监视、相互控制，以达到有效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其实质是将上层政权的“官”，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体系下的“民”对立起来，将其放在被“管制”、被“镇压”的对立面.这自然不可能得到基层民众的好感和欢迎。为官府服务、拉夫催款跑腿办事的保甲长，也成为受到基层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蔑视的官府狗腿子和贱役。自清初

到清末，除少数地方官认真实行保甲的“稀有”事例（往往“人亡政息”）外，不断可见保甲“有名无实”、“虚应故事”、“时作时辍”、“名存实亡”的记载。有关“上谕同不用提，更有I兑服力的是具体办事的官员、幕友如田文镜、黄六鸿.张伯行、汪辉祖、王风生等之言论．如汪辉祖即云，力行保甲“已成故事矣”，“余佐州县幕二十余年，欲赞主人行之，竞不可得”①。故瞿同祖指出：“保甲制度总的来讲是没有效率的，”那些认为保甲制在清代十分成功的结论主要“基于法律规定”，是对制度（设计）而言，并不是“对该制度的实际应用”而言。

如此，里社保甲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制度”按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修正”，官府向基层社会的固有权利体系妥协。

二、“制度”按“实际”修正

可以看到，里甲制度随着赋役制度的演变，从“反地域性”向“地域性”靠拢。

清朝里甲户籍的世袭化、赋役负担的定额化，特别是雍正时期的“摊丁入地”

，从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只按土地纳税的单一征税标准，人丁编审从根本上不再受到国家重视，里甲编组亦从最开始对编户组织规则的突破，演为“顺庄编里”，彻底“地域化”了。

此间县以下行政区划层级不同，称谓不同，但“乡”、“都”统辖的“里”、“图”、“甲”、“保”等不是110户、19户组成的编户组织，而是统辖若干实体村庄的地域组织。

如清初安徽宿松县有“东”、“南”、“西”、“北”4乡，每乡6图，每图1里，“共二十四里”，俱以“地”命名……

前言/序言

总序

2007年l 1月，《清代乡村控制体系与经济环境研究》课题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获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

有清一代经过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到康乾盛世时，人口数量、经济总量、科学技术均处于世界前列——美洲白银大量涌A，证实着中国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十大商帮纵横天下，勾连着中国在全国化经济中的市场网络，随之，其内部发生了从农民白莲教起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震荡，其外部遭遇了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的侵略，进一步踏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在清代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变化的200余年间，作为主体的广大乡村、农民如何得到控制？作为主体且至关重要的乡村经济如何存在、发展和变迁？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拟从国家政权与乡村控制体系、乡村社会群体与乡村经济、乡村经济环境与乡村控制等视角，运用微观宏观、求实求是相结合的手段，研究和解决上述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自古以来直至今日，中国均以农为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目前，中国正处于急速转型发展的关头，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工进城潮、费改税及农业税的取消，农村乡镇一级政权向何处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向何处去？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课题的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国情、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与当代紧密连接的清代历史素材，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为清代乡村控制体系与清代乡村经济环境两个领

域。这两方面均有较为丰硕的先期研究成果。

有关清代乡村控制体系的研究，又可分为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体系的研究，以及乡村内部控制体系的研究。

前者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和讨论，

“国家与社会”是两方政治学、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被广为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原来的“单质同一性”向“异质多元性”过渡，国家监控、穿透社会各个角落的所谓“国家全能主义”逐渐衰微，产生了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历史阐释以正确选择发展道路的理论需求，于是，史学研究包括清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的讨论一度成为热点。

该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市民社会”的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与本课题关系较为直接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据西方比较政治学归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约有4种类型：1．“强国家一弱社会”型，又称“科层式集权主义”。其特点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且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消或大大降低了其他组织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2．“弱国家一强社会”型。其特点是国家的行政能力低，财政资源匮乏，科层官僚机器常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社会群体的力量（类于种族、部落的传统力量）占据支配地位。3．“强国家一强社会”型。其特点是国冢的行政能力很强，社会群体的自主力量也很强，能以强有力的地位与国家在制度框架之内对话。4“弱国家一弱社会”型。其特点是“一盘散沙”，国家缺少发达的官僚系统，社会也难以形成力量。

西方历史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上，学术上形成了以洛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两极。洛克认为“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对市民社会只有工具性的作用；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依存，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并对市民社会不自足的状况进行救济抑或干预。

20世纪90年代已降，中外学者结合中国史研究，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表的研究论著不胜枚举。其中，似尤应关注以下观点：

杨念群：比照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讨论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界域的伸缩，甚少实质性意义。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早期近代的西方经历中抽象出来

的理想型，不适于中国。（他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期待以上专著能够“走入历史现场”，在“求实”、“求是”，实现理论突破、学术创新；能够“立足当今时势”，在“顾后”、“瞻前”中发挥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最后，我谨向参与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毛立平博士、邓玉娜博士、岁有生博士

欧磊博士、朱年志博士、姚春敏博士、赵圣涛博士表示由衷的敬意。谨向领导和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教育部有关部门及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及领导，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教授、基地主任任成崇德教授，谨向支持本课题最终成果出版的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关心这一研究的所有同行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研究在深入。

在从必然到自由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跋涉和攀登。

张研

2011年3月谨识于北京知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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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这么好的日记资料被一个二流学者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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