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农复会在迁台初期就协助行政部门推动“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稳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定了台湾农村复兴的基础。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系对当年参与农复会工作的资深人士,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工作,所整理而成的实录。全书对于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术创新等史实,均有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台湾农业发展史之重要参考资料。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加强农会组织,提升为农民服务的功能,最重要者为农会总干事的遴选与内部人员的罗致。因农会角色,已从早期社会及技术推广,逐渐演进为经济及信用业务,而且经济及信用业务所占比例愈大,愈需要农会领导干部之健全,藉以增进农会营运功能,繁荣农村社会。故我对此甚为重视,一面将总干事的遴选标准,在“农会法”中以明文订定,以能力为取舍,并无地域限制,使理事会有权,总干事有能,权能相互配合,提升农会水准。另一方面对农会任用人员,亦均统一招考,尤其对“农业企划专员”,特别招考大专相关科系毕业,俾有能力执行农会企业管理及企划者,以推动农会企业经营管理。此外,在“农会法”修正后,进行改组过程,其间难免遭遇若干阻力。如农会合并,将经营不善的小农会,并入附近经营好的农会,以促进区域性的发展,原是一种进步的做法。但有些小农会即使再穷,也不愿被合并;理事长宁愿待在绩效不彰的农会,也不愿合并后丢了职务,故实行效果不甚理想。不过,在整体决策上,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农复会高层及杨组长玉昆先生均甚支持,其后“农会法”虽陆续修正了若干条文,而大架构则仍始终未变。此可说明一些新理念或改进计划的提出,初期在农村传统社会中,或许以为不甚起眼,但慢慢的推行几年以后,农会干部参与受训人员多了,新观念也一步一步地推广了,农会经营亦有了明显的效果,情况便会一天一天的趋于佳境,因而认为基层扎根与耐心推广宣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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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详实的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台湾土地改革历史的窗户。作者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传统史学笔法,而是通过对关键人物的回溯和细致的口述整理,构建了一个鲜活且充满张力的历史现场。初读时,我便被那种近乎“身临其境”的代入感所吸引,仿佛能感受到当年政策制定者内心的权衡与挣扎,以及被改革者生活境遇的巨大转折。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温度和可感性,使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和条文,而是化为了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尤其是那些关于早期规划会议的细节描述,即便是非专业读者,也能窥见制度设计背后的人为因素和时代局限。
评分从文本的组织结构来看,该书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编年史的编排逻辑,更侧重于主题的深度挖掘和脉络的梳理。它似乎更倾向于挖掘“为什么会这样”而非仅仅陈述“发生了什么”。这种深挖使人能够更清晰地辨析出,台湾的土改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糅合了外部援助、内部政治博弈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层次的解读框架,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储备,否则可能会在面对专业术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时感到吃力。然而,对于那些愿意深入探究政策形成机制的读者而言,这种结构无疑提供了极佳的分析工具,它不满足于表面的因果关系,而是致力于剖析深层的结构性动力。
评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细品的历史作品,它不仅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回顾,更像是一堂关于政策执行、社会转型与记忆构建的综合研讨课。它所提供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出一本普通教科书所能涵盖的范畴。对于研究战后亚洲发展模式、土地制度变迁或口述史学方法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田野成果和文献积累。它成功地将严肃的历史研究与人性化的叙事完美结合,实现了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双重目标,让人在合卷之后仍久久思索,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局内人”视角所带来的震撼力。口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捕捉到官方文献中缺失的微妙情感、未被记录的私下意见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微妙权力流动。这些鲜活的记忆片段,如同无数散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碎片,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拼凑起来,揭示了政策推行过程中地方阻力与中央意志的摩擦地带。这种“非官方”的叙事,为我们理解一个宏大历史事件的落地过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照系。它提醒着我们,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其背后都承载着无数鲜活个体的经验和判断,而非仅仅是抽象的政治宣言。
评分该书的文字风格呈现出一种克制而有力的叙事节奏。它没有刻意渲染戏剧冲突,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将历史的厚重感娓娓道来。这种沉稳的基调,恰恰是其力量的来源,它使得读者可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事件本身及其背后的逻辑推演,而不是被情绪化的渲染所引导。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叙述时的平衡感,虽然口述者身份各异,但作者通过精妙的提问和编辑,使得矛盾和共识得以并存,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历史图像,避免了简单化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叙事陷阱。
评分在上学之后,学校里面巴不得孩子整天都在看课文,而根本很少有老师关心孩子读不读其他的图书,学校也没有能提供孩子丰富选择的图书馆,所以在选择这个环节,我们的孩子就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自己做主的余地了。 到了阅读这个环节,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孩子上学了,他们怎么读书就是学校老师的事情,回家来之后,更是很少还有家长像对待没上学的幼儿那样,和他们一起读书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钱伯斯特别提到过,在这个环节,是需要阅读时间的,但是当孩子所有的时间都被老师布置的作业占据了的时候,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阅读自己选择的书? 而且有的孩子一旦没有把大量时间用在做作业上,而是用在了阅读上的时候,家长就会出来干预了,说孩子太贪玩,不用功读书,所以在这个环节,孩子仍然是不自由的,既没有多少时间去阅读,也没有多少人支持他阅读。 最后一个环节,读后的交流,不仅仅是最不受大人重视的环节,而且还往往成为扼杀孩子阅读兴趣和思考能力的环节,因为孩子读了书,就会有各种想法自然地冒出来,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他只能按照一个标准答案去理解书本。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家长在他的博客里面写,孩子读三国演义后,老师出题让学生回答,这本书里最聪明的人是谁?孩子答了自己觉得最聪明的人是孔明和庞统,但是老师就在批改的时候打了叉叉,说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我相信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文学阅读和数理化考试是不一样的,文学阅读中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林妹妹,所以,我们才能在文学中收获独立思考和个性化创造的果实。但是现在这种消灭个性、扼杀创造力的教育模式,根本已经让文学阅读变成了文字背诵。所以,在钱伯斯描述的这个儿童阅读循环圈里面,中国孩子最缺少的东西——就是自由。 有一本书叫“谁偷走了我的奶酪”,我想每一个中国家长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是“谁偷走了我孩子的自由”?我不想在这里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了,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能想得出这个答案的。 而在钱伯斯的阅读循环圈里面,还有一个最最大的疏漏,就是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也是这个循环圈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疏漏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在他的国家里面还不存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么多文学创作的怪圈。在自然的状态下,文学创作当然是作者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也自然是百花齐放的。但是,在中国,首先,作者能写什么,是受到很多的因素制约的。其次,因为长期以来教辅的独霸市场,以儿童文学为专职的作者非常少。仅有的几个能以创作养活自己的作者,都是如郑渊洁、杨红樱那样的,完全走通俗低俗路线的作者。 现在正在征集意见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里面有一条就是,教科书的编写可以随意拿别人的作品使用,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所以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头脑清醒的人会愿意进入儿童文学这个领域来任书商宰割呢?更何况,大家很可能还不知道的一点是,中国的教辅读物基本上是民营书商通过买书号、然后东拼西凑一些文字,粗制滥造出来的,而大部分教辅读物的收入是给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因为不打通这些关节,他们的书就不可能有市场。 所以实际上这个修改法保护的就是——民营书商、教育部门这两方面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草案得到通过,我们还能指望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什么发展?当中国独立的儿童文学撰稿人都不存在了,我们在选择童书的时候,就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国外引进的儿童图书,一个是由教育部制定的儿童图书。当我们选择的自由就剩下这一点点的时候,无论有多少有思想的成人阅读者,想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自由阅读的空间,都将是不可能了。
评分很好就是很薄
评分口述历史
评分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
评分另据了解,为配合图书销售,京东网上商城进一步扩大货到付款的范围,全国500多个城市将支持图书类商品的货到付款,未来这一范围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京东网上商城还会继续加速图书单品的完善,预计图书品类将迅速扩张到25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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