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农复会在迁台初期就协助行政部门推动“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带来了稳定的农村社会秩序,奠定了台湾农村复兴的基础。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系对当年参与农复会工作的资深人士,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工作,所整理而成的实录。全书对于土地改革、农会改组、农业技术创新等史实,均有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台湾农业发展史之重要参考资料。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加强农会组织,提升为农民服务的功能,最重要者为农会总干事的遴选与内部人员的罗致。因农会角色,已从早期社会及技术推广,逐渐演进为经济及信用业务,而且经济及信用业务所占比例愈大,愈需要农会领导干部之健全,藉以增进农会营运功能,繁荣农村社会。故我对此甚为重视,一面将总干事的遴选标准,在“农会法”中以明文订定,以能力为取舍,并无地域限制,使理事会有权,总干事有能,权能相互配合,提升农会水准。另一方面对农会任用人员,亦均统一招考,尤其对“农业企划专员”,特别招考大专相关科系毕业,俾有能力执行农会企业管理及企划者,以推动农会企业经营管理。此外,在“农会法”修正后,进行改组过程,其间难免遭遇若干阻力。如农会合并,将经营不善的小农会,并入附近经营好的农会,以促进区域性的发展,原是一种进步的做法。但有些小农会即使再穷,也不愿被合并;理事长宁愿待在绩效不彰的农会,也不愿合并后丢了职务,故实行效果不甚理想。不过,在整体决策上,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农复会高层及杨组长玉昆先生均甚支持,其后“农会法”虽陆续修正了若干条文,而大架构则仍始终未变。此可说明一些新理念或改进计划的提出,初期在农村传统社会中,或许以为不甚起眼,但慢慢的推行几年以后,农会干部参与受训人员多了,新观念也一步一步地推广了,农会经营亦有了明显的效果,情况便会一天一天的趋于佳境,因而认为基层扎根与耐心推广宣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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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详实的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台湾土地改革历史的窗户。作者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传统史学笔法,而是通过对关键人物的回溯和细致的口述整理,构建了一个鲜活且充满张力的历史现场。初读时,我便被那种近乎“身临其境”的代入感所吸引,仿佛能感受到当年政策制定者内心的权衡与挣扎,以及被改革者生活境遇的巨大转折。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叙事策略,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温度和可感性,使得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不再是冰冷的数字和条文,而是化为了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尤其是那些关于早期规划会议的细节描述,即便是非专业读者,也能窥见制度设计背后的人为因素和时代局限。
评分该书的文字风格呈现出一种克制而有力的叙事节奏。它没有刻意渲染戏剧冲突,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将历史的厚重感娓娓道来。这种沉稳的基调,恰恰是其力量的来源,它使得读者可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事件本身及其背后的逻辑推演,而不是被情绪化的渲染所引导。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叙述时的平衡感,虽然口述者身份各异,但作者通过精妙的提问和编辑,使得矛盾和共识得以并存,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历史图像,避免了简单化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叙事陷阱。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局内人”视角所带来的震撼力。口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捕捉到官方文献中缺失的微妙情感、未被记录的私下意见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微妙权力流动。这些鲜活的记忆片段,如同无数散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碎片,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拼凑起来,揭示了政策推行过程中地方阻力与中央意志的摩擦地带。这种“非官方”的叙事,为我们理解一个宏大历史事件的落地过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照系。它提醒着我们,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其背后都承载着无数鲜活个体的经验和判断,而非仅仅是抽象的政治宣言。
评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细品的历史作品,它不仅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回顾,更像是一堂关于政策执行、社会转型与记忆构建的综合研讨课。它所提供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出一本普通教科书所能涵盖的范畴。对于研究战后亚洲发展模式、土地制度变迁或口述史学方法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田野成果和文献积累。它成功地将严肃的历史研究与人性化的叙事完美结合,实现了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双重目标,让人在合卷之后仍久久思索,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评分从文本的组织结构来看,该书展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编年史的编排逻辑,更侧重于主题的深度挖掘和脉络的梳理。它似乎更倾向于挖掘“为什么会这样”而非仅仅陈述“发生了什么”。这种深挖使人能够更清晰地辨析出,台湾的土改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糅合了外部援助、内部政治博弈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层次的解读框架,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储备,否则可能会在面对专业术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时感到吃力。然而,对于那些愿意深入探究政策形成机制的读者而言,这种结构无疑提供了极佳的分析工具,它不满足于表面的因果关系,而是致力于剖析深层的结构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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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自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进行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 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第二步是“公地放领”,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在本次土地改革中,农村地主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鉴于小土地私有制限制农田经营面积扩大的情况,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行农地重划,就是耕地的转移与合并,农民之间以互换耕地的形式,把分散在多处的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以利于农事耕作和管理;或者以自愿结合的形式,将不规则的耕地联成一片,办成标准农场或综合利用。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可以看出,它与第一次土地改革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次主要解决地权分配不均的问题,将土地化整为零,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经济,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局面;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则是在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进行的,将土地化零为整,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第三次土地改革,重点在于解决农地的市场化问题,满足经济建设和非农业部门的用地需求,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构筑适合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规模经营”新模式。
评分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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