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韩氏考究群谱,撷取众家之长,新创体例与编著方法,乃首定目次,前有简谱,作为本谱纲要。关于学谱主体部分,对谱主事迹系年,则与诸谱迥异,分为国内大事、事略、著述、当代著名学者对谱主重要著作之评论等。次为对谱主五十余册全集,依照年次抽离出重点而编纂之,堪为谱主全集的浓缩本,亦是其第一部学术年谱。
清代大儒章学诚说:“文人之有年谱,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故本谱不但如韩文公所言“发潜德之幽光”,彰显前贤,而更是为了启发后学,帮助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知人论世的宝贵知识。
作者简介
韩复智,山东省齐河县人,1930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所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客座教授、空中大学兼任教授。中国上古秦汉学会理事长、中国历史学会暨简牍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于台湾大学退休。著有《两汉的经济思想》、《傅玄》、《汉史论集》、《秦汉史论集》。编有《中国通史论文选辑》、《中国史论集》、《先秦两汉文学论著集目》、《傅新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合编著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秦汉史》、《中国科技史论集》。合注有《后汉书纪传今注》。主译《剑桥中国史1:秦汉篇》。论文有《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与研究价值》、《傅斯年先生年谱》,《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编著的动机和过程(附简谱)》等二十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卷一
卷首
钱先生留影选载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暨新亚研究所、新亚中学校友会等谒墓团于钱先生墓侧留影
钱先生墨迹选刊
本文
例言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代序)
也谈现代新儒家(代序)
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代序)
钱穆先生学术简谱
壹、谱前
先世
父母
贰、学术年谱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精彩书摘
有关“道统”问题,是学术思想史上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是一纯学术性的话题,我不能谈论。但在此我想指出,刘先生所说的是指《中国学术通义》一书之第二篇《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原文长三十页,这是钱先生自己很看重的一篇大文章。我希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能将两文比对研究,庶可了解钱先生真正的作意所在。
刘先生在同节中,另有一段话,这段话中对钱先生的误解,我可以作一说明。刘先生说:
传统儒者是高度的思想主义者,这在孔子即是如此,他慨叹道之不行者久矣!朱子的看法明显地与他相符,反而钱先生提出来的看法与孔孟有很大的差距。传统儒家相信以先知觉后觉,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能在自觉的层面上担负道统,当然更不能无分疏地泛说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从刘先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与钱先生对儒家的认识显然有很大的差距。钱先生在其《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曾说:
宋明两代所争执之道统是一种主观的道统,或说一线单传的道统,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纰缪甚多。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道统”两字的涵义,并不专指学者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传承言,也可作广义性的解释。上引文中前后“道统”两字,涵义有别。
钱先生虽也提到儒家有高度的理想,但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在能“实践”。他常说:“孔子之道贵在平易近人,忠、恕、孝、悌,人人能知能行。”钱先生在南洋、在美旧金山,对侨胞讲演,常说每一位流亡海外的华侨,他们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出去的,所以海外侨胞虽经两代、三代,文化道统传承未断,还能保持为一道地的中国人。钱先生认为就此可见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处。或许刘先生对此不能认同。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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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读来,似有删节,严重与否,还未细读。宾四先生年谱未出,而此一学术重要著作展开,实是了解宾四先生学术的最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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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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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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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劝学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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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智为钱穆先生编纂的学术年谱,大体吸收了前人年谱编纂的体例,又在此基础上,将钱穆先生的学术著作按照编年日月附在年谱之中。这为研究钱穆先生学术前后的流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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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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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