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先生题写书名并推荐。
燕京大学重要学人洪业先生翔实传记,简体中文版首次完整呈现,附录余英时先生学术长文。
海报:
★洪业是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但他那本英文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仍是他在汉学界最具影响的一本杰作。
——白先勇
★才兼文史天人际,教寓温柔敦厚中。
——余英时
★(我)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胡适
初读《洪业传》,就被它恢弘的气势所折服。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级作品,作者以其磅礴的文笔,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尤其惊叹于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还原,许多我之前了解不深的细节,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它不是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将历史人物的情感、挣扎、抉择融入其中,让冰冷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我沉浸在书中所营造的宏大氛围中,仿佛亲历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书中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尤其精彩,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但同时,字里行间又流淌着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那些为时代付出努力的人们,充满了敬意。
评分我一直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洪业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远不止于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更在于它所展现的人性深度。作者以其独到的视角,挖掘出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那些不为人知的挣扎与选择,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我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深深吸引,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都充满了浓烈的时代气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历史的舞台上,即便是最普通的人,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它让我思考,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又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人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它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深刻启发的优秀作品。
评分《洪业传》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有引人入胜的悬念,又不乏深入骨髓的情感渲染。我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如何努力生存,如何为了信念而奋斗。作者在细节的描绘上功力深厚,无论是场景的布置,还是人物的服饰、言谈举止,都充满了时代感,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人物性格塑造的立体感,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物都有其复杂的多面性,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在情势所迫下的无奈,或是基于某种不得已的理由。这种真实感,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情。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书中人物也从未放弃希望,他们的坚韧和勇气,着实令人动容。读完后,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仿佛从这本书中汲取了面对生活中挑战的力量。
评分《洪业传》是一本能够触及灵魂的书。它以一种极其平实却又深沉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责任、关于梦想的故事。我被书中角色的命运深深吸引,他们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意外和转折,但始终带着一种不屈的生命力。作者在情感的描写上非常细腻,那些淡淡的忧伤,那些闪耀的希望,都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我难以自拔。我喜欢书中对人生哲理的探讨,那些关于选择、关于失去、关于获得的思考,都让我受益匪浅。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生命的意义。每一次阅读,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感悟。它就像一位智者,在静静地诉说着人生的智慧,让人在回味中,获得力量和启迪。
评分这本《洪业传》真是让我欲罢不能,一口气读下来,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仿佛能将读者直接拉入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故事的开篇就充满了史诗般的厚重感,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宏大的叙事格局。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那些身处乱世中的个体,他们的挣扎、选择、以及在命运洪流中的沉浮,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翻页,都像是与历史的一次深度对话,让我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以及那些在历史巨轮下被推动着前进的生命。这本书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个体的故事,更像是在拼凑一幅宏伟的画卷,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面貌,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它让我反思,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个体的力量是多么渺小,但同时,个体的选择和坚持又能激荡出怎样的涟漪。读完之后,我仿佛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对历史和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评分《洪业传》英文原版出书二十五年后,哈佛大学仍陆续销售,中文版却多年买不到了。我有篇关于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的文章在《上海书评》(2009年12月13日)发表,读者饶佳荣先生写评语投报惋惜北大出的《洪业传》在国内已绝版,并自告奋勇和商务印书馆联络筹备再版,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认识这位有趣、有守、有为,对中国现代史学有甚大影响的洪煨莲先生,真令人高兴!
评分已读完,超出预期,但是装帧有待改善。
评分洪业研究杜诗的方法仍是高度历史化的,因为杜诗本身就是“诗史”,被后人称颂为“推见至隐,殆无遗事”。但这种“推见至隐”能力的获得,正以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为前提。作者曾推测洪业晚年的杜甫研究“可能潜意识中把杜甫与他父亲比照‘认同’了”,甚至为此不惜失去“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第269-271页)联系洪业在燕南园开藤花诗会,在日军监狱索要杜诗、欲模仿文天祥拟杜,以及与赵紫宸等唱和而成《南冠集》等行为,都可运用作者所谓“心理分析学眼光”来解读。此种史家独有的隐微的历史代入意识,在与洪业同时代的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钱穆(《国史大纲》》、冯友兰(《贞元六书》)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所表露。也许20世纪前半叶这段涕泪飘零的历史本身,就更适合用文学化和个人化的笔调来呈现。
评分帮别人买的,没看过,送货很快
评分看到推荐阅读,买啦,读读看!
评分“有为有守有趣”,这本书也可谓是有故事有思想有感叹。
评分齐思和、瞿同祖、侯仁之、谭其骧、王钟翰……
评分1923年发表“大禹是条虫”的论点。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5]。此一论点受到刘掞藜[6]、胡堇人[7]等人的批评。1940年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的问题。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后来国民政府订于6月6日为工程师节,当天报纸上刊出陈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6月6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8]。后来陈立夫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 鲁迅与顾颉刚曾在厦门大学同事,但在广州中山大学两人并没有共事,因顾来时鲁迅已离开。两人在厦大时已有很深矛盾。《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 顾氏又提出推翻信史必须具备的四项标准: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3]顾氏一开疑古之风,学者蜂起跟随,若将疑古学者分类,概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胡秋原则认为钱玄同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余序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而由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他“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汎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澂等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说,顾颉刚是“中年失节”。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和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氏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有博览的习惯和嗜好,文革中他不仅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旧作,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评分很有帮助的书,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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