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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国家与市场》作为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题，对近年来中国备受关注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劳动工资、分配改革、税收、农民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深刻的剖析，字字珠玑。

内容简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国家与市场》由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如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等，从不同角度研究国外内债务危机、市场经济、分配改革等问题，贴近现实，思想精辟。

作者简介

　　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目录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林毅夫谈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
茅于轼谈社会公平与市场经济
汪丁丁谈劳动工资与经济转型
张军谈收入分配改革
陈志武谈国富与民富
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黄亚生谈中国经济模式
韦森谈税收与预算民主
韦森谈美欧债务危机与中国
韦森再谈欧洲债务危机
贺雪峰谈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曹锦清谈三十年来的农民中国
编选说明

精彩书摘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以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的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身退吧。
　　张五常：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
　　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水平上升个百分之几百，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国一些地区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
　　从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变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钱。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成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做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后来中国政府在1987年也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
　　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避免了。
　　张五常：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若干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念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么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李嘉诚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平等，要么就是人权平等，随便你挑一样，不可能都要。改革前产权是平等的，那么用等级来界定权利就是必须的了。现在的中国是产权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种等级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欢，革命年代过来的有些老干部可能也不喜欢，但你不可能两样东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转变，主要是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没有经过动荡实现这种转换是不容易的，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
　　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张五常：向资产界定权利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难接受的。我曾经建议北京出钱买断之前的等级权利，当时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显，这很难做得到。结果当时贪污就作为另一种补偿方式出现了。怎么买断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贪污是一种办法，是一种不明显的买断。1984、1985年贪污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难于登天，怎么过去啊？贪污一出现，说明正在过了。但除此之外贪污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有害无益。一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很厉害，说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换句话说，对真实世界不了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经济学论著，大部分都是废物；你看看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言论，大部分没有解释力。
　　1985年的时候，北京建议要把产品分类，进行分类管制，我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从事分类管制，本来是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但中间还可以用管制来界定贪污的权利，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制度、巴拿马的制度。譬如说你负责女人的皮包，那个人负责男人的皮包，另一个人负责外汇管制，各有各贪，这种制度是可以界定贪污权利，写在遗嘱中传给后代的。巴拿马海关的那些官员，你贪一三五，我贪二四六，这些都是界定的，我说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当时大声疾呼。因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贪污制度就固定下来了，你就界定了贪污的权利，改革就会停顿了。还好最后分类管制没有施行。
　　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奇迹，是有很多好干部的。你说他们有贪污我承认，你说他们有不好的我也承认的，但大部分是好的。开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为，哪有今天？
　　同样，没有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今天。
　　张五常：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就是权利界定转变的问题，排列权利的方法不同，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奇迹，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迹了。1993年人民币崩溃，朱镕基执掌经济，中国经济从高通胀变成通缩，楼价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价楼房（外销房），从二万五千块一平方米，跌到七千块一平方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没人要。破产之声到处都是。就是那时，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始直线上升，八年之间就超过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这个才是奇迹。从2000年开始，几年之间，农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从2001—2007年，农民的实质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所以我很反对、非常反对写中国农民的那两位（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农民怎么惨，我非常反对！有人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贫富分化收窄得很快，农民增长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长百分之八，收入差距迟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一提出来，我就大发脾气，一亿劳工回去乡下，到现在很多就不肯出来，工业也闹民工荒了。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迹上去。在中国这么困难、有严重通缩的情况下，如果把产品质量上升也算进去的话，这个通缩是非常严重的，楼价跌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有爆炸性的增长呢？和现在一样，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么保八？一片叫救命的声音，中国能够保八，这就是奇迹。跟着农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长，这也是奇迹。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离乡，都出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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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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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振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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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意! 纵观中国古今, 横看世界各国, 有哪一位名人不酷爱读书? 又有哪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获的了成功? 读书学习, 其好处之多, 是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完全的。唯有勤读多读, 置身于书中的人, 方能体验其中的乐趣和奥妙。一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 为人类所铭记, 所珍惜, 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书籍把我们介绍给良师益友, 使我们认识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灵魂。”（[英] 塞缪尔.斯迈尔）。“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德] 歌德）。因此, 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便会懂得人生的真谛, 充满对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的热爱和想往; 就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奋斗目标, 因而就会有终生不衰的前进动力; 就会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 思想境界得到提高, 道德情操得到陶冶, 从而使我们的一切言行皆能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类, 我们自己也就成为受人欢迎和尊敬的人, 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 　　“生活最大的危险是一个空虚的心灵, 正象一所空屋子一样, 容易被罪恶钻进来, 好的书, 是最好的保障。”（葛劳德）。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 有没有心灵空虚的人? 回答是肯定的。这些人自己也明白, 但就是不知道怎样解脱。那么, 就读书吧, 学习吧, 向一切伟大的人学习, 向一切正义的东西学习, 同正直的人们融为一体, 充分估价社会的光明面, 正确对待社会的阴暗面, 将主要精力投入工作中去。这样, 自然就会充实起来。 　　二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象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象鸟儿没有翅膀。”（[英] 莎士比亚）。“一本新书象一艘船, 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 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瑞士] 凯勒）。“不读书就没有真正的学问,没有也不可能有欣赏能力、文采和广博的见识。……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一个完人。”（[俄] 赫尔岑）。多读书, 可以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启迪智慧, 可以使自己在工作中有所创造, 有所成就; 多读书, 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进一步懂得生活, 可以提高自己的文采和对艺术的欣赏能力, 可以变“下里巴人”为“阳春白雪”, 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英] 培根）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孩子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办法享受的。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总结，随着年龄的成长，你会明白的，还是有时间多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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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质量差，书体布满灰尘，像盗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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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L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MM是可M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O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O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Q有私人所有Q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RR产，由于产R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T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T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U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若干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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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即便在幼时我曾经无比憧憬过这样的年龄。小时候的自己有很多的梦想，想象着在黄金年代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那时的他的诸多幻想中，绝对没有想到我会是这样——我没有变成威风的警察，也没有变成科学家，我更没有改变世界。二十多岁的我们，好像被印上了很多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被迫懂得很多人情世故，我们被迫知道现实的残酷之处，伴随着我们所谓的梦想和一触即溃的自尊，开始变得不知所措。我们想要依赖自己，却发现自己也靠不住；我们安慰自己还小，却发现身边的朋友已经风生水起。我们想要依靠自己生活，却发现生活远比想象的要困难；我们想要在黄金年代里做自己，却发现最难的就是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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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如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等，从不同角度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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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同事买的，不知道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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