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有些话题抛砖引玉，为后续研究开了个头。有些枯燥有些很生动，还有些，以个人背景、经历和观察，触及特定历史时段的细微处。

　　呈现历史关键点中那些人与事，人与事态的交互作用，是本书编选思路。不怕挂一漏万，也真不拘一格，意在补过往之阙，解当下之惑，借历史之鉴以为未来。

内容简介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从作者李海文从事党史研究30余年来写的数百文章中，精编28篇（含附录）而成。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涉及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张浩、师哲、江青、聂元梓……涉及事件：反王明斗争、解决张国焘问题、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出兵朝鲜、越南停战谈判、“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农村包产到户……

作者简介

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出版专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整理人），《周恩来年谱》（1898-1948，副主编），《世纪对话——忆法制奠定人彭真》（合著），《张浩传》（合著）等。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等。

目录

序言

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
附：我在台湾谈毛泽东
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中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坚韧不拔，相忍为党
李求实与“左联”及反王明上台的斗争
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
长征的故事是如何流传的
附：徐梦秋编辑《二万五千里》
张浩在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对蒋政策转变与解决张国焘
问题中鲜为人知的作用
1935—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密谈过程
共产国际态度与中共从反蒋到联蒋抗日政策的改变
周恩来与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谈判
一波三折，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复杂过程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越南停战谈判经过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来及职权
我所知道的师哲与《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见闻
周恩来劝止红卫兵大串联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
1972—1973年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由来
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腥风血雨”中接班
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忆贵州“包产到户”经过
审理林彪、江青集团“两案”的经过与面对的难题
访许崇德：忆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

附编：我的公公严佑民在逆境中
附编：回忆我的父母李琪、李莉
未收录本书文章记列

精彩书摘

　　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腥风血雨”中接班
　　叶剑英转述毛泽东的一段话出处何在？
　　胡绳前辈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绳的话表现出历史学家的严谨，没有讲得那么确定。
　　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传》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这一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我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3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成因、过程及结束。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和共鸣。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直抒胸臆，争论不休，人人激动，场面热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建议这段话就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当时就查毛泽东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就是没有查到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胡绳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而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也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但是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很快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一个重要的史料，广为引用。
　　“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含意是什么？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此段话之重视。在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这段话常常被引用。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
　　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胡绳回忆：

　　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93年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胡绳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毛泽东传》的作者则认为：“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段话？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之一，此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讲法不同。我们期待《毛泽东年谱》的出版，对此能有更权威的结论。
　　那么，毛泽东是向谁讲的这段话？
　　这段话，是由叶剑英讲出来的，他不止一次讲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主席对叶剑英讲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向华国锋等讲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时，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伯伯郑重其事地称呼我为：“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格外地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2007年我得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出版1949—1976年的《毛泽东年谱》，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特地向正在主持编写工作的熊华源讲了这件事。他很重视，向室领导逄先知报告。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特别向华国锋的秘书询问此事，曹万贵秘书的回答十分肯定，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讲过此事。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

　　［附记］本文在本书首次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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