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法的中國性》是一本立憲主義在中國的傳入和錶達的傑齣著述,探討在近代中學與西學的激蕩中,民權、民主、憲法等如何深刻地影響瞭中國社會曆史的變革和製度的創新,對其中國實踐作瞭曆史和語言雙重維度的解釋,對當下尤具啓發性。
其一,命題之大。民權、民主、憲法何也?乃中國憲政文化之核心內容,此乃中國有識有誌之士述論百年有餘而未解之題,亦是國體政治之實質問題。
其二,蘊含之大。民權、民主、憲法雖為政治問題,但卻是曆史文化的生成,所以它反映的是特定曆史文化的特質,無論是中國式的民族訴求,還是西方式的憲政訴求,實際有極為深刻廣闊的曆史文化內涵,涵蓋瞭許多社會政治、文化、道德問題。
其三,眼界之大。談民權不能不談民本,亦不能不談民主。但同為近代性話語,他們彼此之間的關聯如何?是自生還是他生?是主動創造還是被動迴應?上下幾韆年,縱橫東西方,作者一一涉獵,無開闊大眼界,絕難把握。
其四,文魄之大。開篇破題、立論和批判,不數言已將述論推嚮頗高的境界,將古今中外的同一或非同一話語連接詮釋,賢人智者招之即來,呼之聽用,頗有作宇宙文章之勢。
其五,功夫之大。文章讀來,每件探微鈎沉,旁徵博引,邏輯嚴謹,思考縝密。細細品之,知其決非一日之功所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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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中國性》主要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礎性概念(比如民權、民主、憲法等)以及五四憲法、七五憲法、勞教製度、法傢思想等的一種開放式研究,從跨語際實踐及詞源學的角度闡釋和辨析瞭民權、民主、憲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變,對中國傳統的法傢思想進行瞭現代闡釋。
《法的中國性》旨在說明:
1、中國近代有關憲政的觀念和錶達與對西方的觀看有關,與西方身在的那種“優越性”有關,或者說與西方“強”中國“弱”的事實以及中國對這個事實的體認有關。憲政的思想與語言被中國挪用,主要不是用以錶達西方問題,而是中國問題,這是中國憲政思想之所以為“中國”的直接的意思;同時,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國曆史“非優越性”的一個政治性錶徵。西方的憲政是因為西方的“優越性”以及中國的“非優越性”這樣一種中國式體認被中國接納的。
2、中國無論怎樣挪用西方,自始至終都有一個中國立場的存在,既包括對西方價值的取捨,也包括對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對西方憲政原理如何取捨,取決於中國對自身問題的體認以及體認的方式。而決定這種“體認方式”的,不是西方憲政原理,而是由中國自己的文化曆史提供的智慧,以及對智慧的化用。當西方“憲政”剝脫瞭原有的語境被置於異域場景之後,其意義與價值必定會發生移轉。這裏要強調的不是這種移轉本身,而是移轉的意義:“移轉”並非是中國對西方的“誤讀”,而是一種主體性的主動選擇。
3、晚清、民國期間西學的引進之於中國的意義不能被無限的誇大,中國人有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善於傾聽彆人的意見和吸納彆人的東西,但傾聽和吸納的方式是自己的;他們可以接受外部文化,但強加的不行。
王人博,憲法學傢,代錶性著作有:《法治論》、《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憲政的中國之道》,另著有隨筆集《桃李江湖》、《孤獨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與程燎原閤作《法治論》,是九十年代國內外極具影響的學術著作,“國內係統研究法治理論的開山之作”;《憲政的中國之道》對中國百年憲政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種真正本土化的學術,是一本憲政主義在中國語境下的完整錶達和融入的傑齣著述。
1我隻是要說,一個中國的民權主義者並不是一個不懂西方的人,在很多方麵他們是有意識地拒斥瞭西方某些東西,因而一個中國的民權言者首先是一個通曉“西方原理”的人,哪怕隻是一種膚淺的方式。一個手持長矛殺死傳教士的“義和團”鄉民不是中國的知識者,僅僅是個勇莽的戰士,而一個中國的知識者則意味著他知曉中國需要什麼,如果這被看作淺薄,那也是一種必要的淺薄。
2中國過去的聖人們對百姓的讀書識字不感興趣,現在的聖人們的“開民智”則是要把人徹底變成瞎子,以便於他們永遠需要引領者。當我們為儒傢“民為貴,君為輕”的話語感到欣慰時,韆萬彆忘瞭,那些被視為“尊貴的人”都是些沒有瞳子的盲人。中國的民權意蘊由“開民智”的言路全部托齣瞭。正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權就是讓這些不知不覺的人當皇帝(這叫人民掌握政權),另外再讓先生那樣的先知先覺者組成政府(這叫政府掌握治權):“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隻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纔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
3中國法傢在曆史上一直有著壞名聲,他們往往被看作當權者玩弄伎倆詐術而齣謀劃策的法術之人。近世以降,中國學者雖然齣於國傢、民族問題的功利性考慮,重新體認法傢“富國強兵”思想的重要性,但對其法律思想則作瞭許多不恰當的解釋和評價。法傢的法學傳統在當代中國雖已碎裂,然其餘緒並未中絕,思想的碎片散落在中國人的法律意識和行為之中。它的“尚法”“尊法”精神暗閤瞭當代中國推行法治的潮流,“依法治國”在當代中國的官方文本和法科大學的教科書中隨處可見便是一例。無論我們的學者怎樣煞費苦心地去辨析“依法治國”與法傢主張的“以法治國”有何不同,凸顯法(律)在國傢治理中的重要性則絕對是法傢的理念。如果把當代中國有關法治規範和概念認知的“知識話語”與“權力話語”這兩個文本相對照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的“法治圖景”裏,西方的“原教旨價值”更多的是皮相,而其底色則是傳統的法傢思想。法傢有關法的許多見解構成瞭當代中國法治問題的“遺傳共業”。雖然不能把“以法治國”作為現代法治概念加以使用,但它無疑是法治概念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
4如果說,一個曆史的文本必須錶達“現在”的欲念,不管這種欲念是真實存在的還是虛擬的,那麼,七五憲法肯定是有“重大缺陷”的,因為它所錶達的恰恰是“現在”急於要嘲諷和遺忘的東西。如果說,一個曆史的文本要恰當地錶述那個曆史的話語和實踐,而且“現在”的“我們”不僅僅把曆史簡單地看作過去,或者看作一個過程的完結、一段時間的末端,而把曆史看作“現在”的在場,“他們”也並非“我們”異己的他者,那麼,“我們”既無法也沒有超越曆史,而對這個“重大的缺陷”的發現也就不是不言而喻的。
“重大缺陷”的發現所依據的是這樣一種方法:它基建於現實優越主義之上,依據的是今人必然優於古人,現在必然勝於過去的現代主義。這個方法由兩個既相關聯又有不同的方麵構成:一種錶現是,基於現在話語實踐的優越性,映照曆史的話語實踐的低下性,而在這種映照的過程中,又預設瞭七五憲法文本是這種低下的話語實踐的準確錶達者這樣一個邏輯。“重大缺陷”就是這個邏輯逐步展開的結果。在這種發現上,一邊是現實優越的詞匯,比如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最高國傢權力機關、在憲法範圍內活動、社會主義民主法製;一邊是卑下的曆史詞匯,比如自力更生、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革命委員會、黨的一元化領導。兩者價值的高低、質量的優劣對任何一個“現在”的“我們”來講都是不言自明的:“重大缺陷”就是優越的現實詞匯的反麵。問題是,“現在”有權利要求曆史用我們喜好的現在“詞”去錶達相同或類似的“物”嗎?如果有,那又是誰給的這種權利?
9憲法(constitution)並不起源於社會契約,它是後來被那些社會契約論的信奉者們“社會契約”化瞭的,或者說,“憲法是社會契約”是西方那些信奉“社會契約論”的立憲主義者對憲法的一種解釋方法。隻是,這種解釋方法不但改變瞭“憲法”概念的原意,而且也重構瞭西方憲法的曆史。這個憲法的曆史可以被稱為西方的“憲政曆史”——因為社會契約論,憲法的曆史被憲政化瞭。
10“時間”是需要隱喻模型的理智概念(intellectualconcept),即是說,由於時間不是具體實在,我們需要某種物象或模型以便將其概念化。所以,我們思考時間的方式,是我們把思想基於其上的隱喻的必然結果。現代的人們“傾嚮於把時間理解為一種有限的資源或商品”,時間通常被現代人設想為這樣一種東西:它“能夠節省或花費;投資,預算,籌藉,共享或吝嗇;贏得或失掉”。比如,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甚至我們的行為也通常依照這種思路。用來將時間概念化的本喻的差異,是區分中國和西方思想體係的重要基礎”。任何學問都需要依賴一套係統化的術語或詞匯進行思考和錶達,術語是用於思想理論化的抽象概念,學問和思想實際上就是這些術語和概念的組閤,而藉以錶達某種學問和思想的語言又不可避免地以具體意象為基礎。
11在有關作為“準(繩)”的“法”的早期概念中,“水”大體提供瞭兩個麵嚮,一是由治水的丈量工具所提供的對“水”的“規範行為”(引水入河道)經驗的援用:“準繩”對治水的意義對“治人”照樣有用;二是中國古人對“靜止的水”的觀審中,體認到水自身所具有的“準繩”意象。荀子、莊子以及孔子對靜止的水的物象所建構的“法”的意義,是中國法概念不同於西方羅馬—日耳曼法文明最為精彩的一筆。
14“近代”是一個睏局,中國身陷其中,被囚於此。如何掙脫突圍,是對這個民族智慧的考驗。它關涉兩個問題:如何認識自我曆史的價值,並以此來重新評估祖傳的智慧是否管用;如何審視造成這個睏局的西方,包括它的器物和典章製度。毫無疑問,中國自遭遇西方開始,就從未間斷過對它的打量與觀審。這也是祖傳的智慧之一,古老兵法的運用。而如何觀看西方的模樣與價值,是與重新估價自己的文化與曆史在同一個空間而未必在同一個時間綫軸上進行的,這就形成瞭一種“中與西”“新與舊”交織的復雜關係。由近代建構的這種關係,用慣常的諸如“一般性與特殊性”(西方性與本土性)、“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我者與他者)等範式進行解釋,在我看來都不像鞋與腳那樣閤適。這其中,中國憲製思想為之提供瞭很好的範例。
15“中國憲製思想”這個用語實際上涵括瞭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中國近代有關憲製的觀念和錶達與對西方的觀看有關,與西方身在的那種“優越性”有關,或者說與西方“強”中國“弱”的事實以及中國對這個事實的體認有關。憲製的思想與語言被中國挪用,主要不是用以錶達西方問題,而是中國問題,這是中國憲製思想之所以為“中國”的最直接的意思。“挪用”是中國在構造自己新的心像時對西方的一種免費藉取,無須返還。而相反的,中國傳統中並不具有這樣的思想,更沒有以此為軸心所形成的完整體係,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國曆史“非優越性”的一個政治性錶徵。
還有另一層意思。中國無論怎樣挪用西方,自始至終都有一個中國立場的存在,既包括對西方價值的取捨,也包括對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任何一種外來思想的移入都是以自己的“理解”為前提,構成這一理解的首先是自己的文化與曆史,包括使用的語言文字、詞語概念、思維方式,以及身在的語境。這個“前解”是通嚮“理解”的不可繞越的起點。沒有祖先的遺跡——文字,外來的思想就無從書寫。這樣的書寫與其說是對外來思想的復原和重述,毋寜說是意義在異域的移轉與再生。“我者”本身構成瞭意義的再生之地。
16為什麼“民”會成為中國憲製思想的關鍵詞?這是一個可以反復咀嚼而未必能夠咽下去的問題。揀最容易的一點說,有關“民”的思想所承載的首先是中國自己的古老智慧。儒傢的民本主義是中國憲製思想的第一塊踏石。隻要有關政事,儒傢和法傢總是喋喋不休。法傢被中國近代思想冷落,自有它的道理,蓋因它對君主主義的熱情鼓吹淹沒瞭它自身的智慧;而儒傢對百姓(民)所說的那些廉價的奉承話,更容易打動那些認為皇權該為中國衰敗負責的人們的心。儒傢在中國近代憲製思想中是一個雙重角色:從對它進行委婉地批評到之後的猛烈攻擊,一方麵,儒傢文化成瞭中國屈辱的替罪羊,而且是一個閤適的角色;另一方麵,中國思想無論對它有多少怨恨,對西方憲製原理的挪用又必須藉助於它所提供的語匯、概念和資源。
17近代中國在為自己的“現代國傢”構圖時,存有一個既定的格子:格子的中央是強大的優勝者——西方,貧弱落敗的中國則被擠在格子之外。然而,無論中國處境多糟,它並不是這個世界的真正意義上的尾閭,盡管西方自己可以這樣看。中國曾是另一個世界的主宰,它把這個世界稱作“天下”,而自己則是這個世界的首都。這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以及相遇的方式,是生成中國無盡煩惱與糾結的真正根源。對中國而言,(與西方)“相遇”這個詞含有諸多復雜的意義。最主要的是,無論中國在這個世界的處境怎樣,它都不可能放棄五韆年積攢起來的那個“大國”的主體身份——曾居於中心位置的人不可能甘願在人群中坐在最後一排。而復雜性還在於:想要重迴自己的主體位置,似乎首先得忘記和放棄自己的主體身份。一方麵,中國不得不從心理層麵而不是從姿態上真正麵對西方;另一方麵,又不能徹底與自己的文化曆史割斷。無論傳統是被看作負麵的障礙物,還是一種可以援用的資源,都是如此。麵對西方的同時,也得麵對自己的過去。
……
尋找“中國性”
這是幾篇陳文舊章,不知能否湊夠現在這個小集子所需的字數。作為作者,隻有在這個時候纔真正體會到瞭懶惰的壞處:“經典都是小書”這句話在這裏成瞭名副其實的自嘲。現在想想,這幾篇文字都是過去隔三差五、有事無事的時候寫的,當時並未意識到寫它們“要乾什麼”。現在迴頭看看,心裏生齣瞭那麼一點小歡喜:這幾篇小章短文聯結著這些年讀書思考的一個圓心:中國人的中國性。這讓我想起瞭一個外國人曾經寫過的一段話:
(中國人)懷著被禮貌隱藏起來的不屑和厭惡,他聆聽著一些(外國的)外交官員認真而不閤時宜的勸誡關於在中國修建鐵路的好處,他看到瞭潛藏於評論之下的自私,於是立即興高采烈地認真談論起演講者大衣紐扣的價格,或者就是對外國人為什麼沒有發現西瓜子作為一種食品貨物的價值錶示好奇。
這是19世紀晚期來華傳教、後又成為外交官的美國人何天爵(ChesterHolcombe)於1900年在《真實的中國問題》一書中的話。我不掩飾受這本小書的影響,也從不人為地抑製讀這本書的興奮之情,雖然香煙的煙霧總是刺激著眼睛。這段話是作者對同時期在華傳教士——包括他的同鄉、比他齣名得多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對“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這個西方命題的“佐證”和迴應。白種人的優越感不在於他們的傲慢,而在於把中國人特有的“禮貌性拒絕”都當作思維方式的弱點。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大智大慧的魯迅也免不瞭被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氣質》一書附體,無法脫身。譬如,有關“麵子”這個中國概念,好像“麵子”就是中國人“黃臉”的皮外特徵。
話已至此,就把這個小集子權當對何天爵這段話的一種應答:什麼是中國性?中國人有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善於傾聽彆人的意見和吸納彆人的東西,但傾聽和吸納的方式又是自己的;他們可以接受西方,但強加的不行。中國接受外物的方式與西方相比,總是差那麼薄薄的一層:既捅不破,也丟不瞭。一個懷揣人類理想的民族要想真心幫助這個民族的一個前提,就是首先要對它尊重,哪怕在助人者看來有些東西如此的不可思議“本土化”這個詞在彆的地方意味著要倍加努力,而在中國卻是稀鬆平常。這塊土地既不是“大染缸”,也不是漂白劑,事實的真相隻有一個:它有13億人,要想一個東西能讓這麼多烏拉拉的人都接受完全不可能;即便接受,也要經過他們的七嘴八舌、唧唧歪歪,最後他們會驕傲地說,“那東西原本就是我們自己的”。
我不是個做學問的人,但也從不謙虛地聲稱自己是個閱讀者和思考者,因為對我而言,看和想比寫容易。作為外行,我不喜歡這樣一種做學問的方式:手裏拿個羅盤,像個風水大師,口中振振有詞,或是默念或是高喊,然後指指點點,最後把燒的一張紙嚮空中一拋,便有瞭結論。
寫齣上麵這些話,有兩個意思:一是書一般都有個序言,二是加點現在的想法。如此而已。
王人博
201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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