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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诸国争雄的时代,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战国史》在“七国并立”、“变法改革”、“合纵连横”等重要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凸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结合文献和文物,通俗考释为后世传诵的典故。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内容简介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战国史》兼并战争,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战国七雄”。变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各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效果最著,影响最深远,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战国时代产生了活跃在社会各层面的士阶层,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作者简介
于凯,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管理思想等。代表作有《战国秦汉的国家与小农》、《从战国农业政策看国家与小农的共生互动关系》、《战国古代国家化进程中的邑落结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历史渊源及其特质》等,合著有《趣味历史》、《器之藏:现代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古代文明》、《国学经典导读》。现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
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战国”:大变革之时代
第一节 “战国”之名的由来
第二节 战国历史的起点
第三节 战国历史的分期
第二章 宗法国家的凋零
第一节 三家分晋
第二节 田氏代齐
第三章 列国变法
第一节 李悝变魏
第二节 吴起变楚
第三节 申不害相韩
第四节 邹忌相齐
第五节 商鞅变秦
第六节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第七节 燕哙让国与燕昭图治
第四章 战国制度变迁
第一节 战国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势
第二节 战国官制的变化
第三节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度的建立
第四节 乡里制度:基层社会治理架构的形成
第五节 军功爵制:居民政治身份的重塑
第五章 战国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一节 国家授田制的推行
第二节 编户齐民的出现
第三节 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
第四节 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第六章 列国争雄
第一节 魏国始强
第二节 齐魏争霸
第三节 秦之崛起
第四节 合纵与连横
第五节 齐燕互侵
第六节 秦的远交近攻
第七节 秦灭六国
第七章 兼并战争形势下的军事变革
第一节 战国兼并战争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列国军事变革措施
第三节 战国军事技术的发展
第四节 战国时期军事理论的创新
第八章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
第二节 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市场与货币
第四节 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第九章 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
第一节 小农阶层的分化
第二节 豪强地主和军功地主的出现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奴隶
第四节 战国士阶层的变化
第五节 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社会风气变化
第十章 百家争鸣
第一节 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说
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
第六节 战国时期的名家学说
第七节 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说
第十一章 战国风云人物
第一节 吴起:执着功名,兴魏变楚
第二节 商鞅:变秦易俗,峭法任力
第三节 孙膑:身残志坚,兵法修列
第四节 “战国四公子”:封君与门客
第五节 张仪: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第六节 苏秦:信如尾生,谍间齐燕
第七节 范雎:睚眦必报,快意恩仇
第八节 穰侯魏冉:权倾六国,身折势夺
第九节 吕不韦:奇货可居
第十节 屈原:汨罗悲吟
第十一节 荆轲刺秦:悲壮的余音
第十二章 考古发现所见战国历史
第一节 消失的古国:中山国
第二节 远古的乐声——曾侯乙墓编钟
第三节 官员“喜”与他的事业
第四节 两千三百年前的家信
第五节 楚竹书背后的精神世界
附录
附录一 战国大事记
附录二 战国时代列国世系简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战国时期中心区域图
结束语
后记
精彩书摘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战国史》:
吴起变楚春秋以来,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区域性大国,其势力曾一度拓展到黄河中游地区。但自春秋末期始,楚国国内政局不稳,出现了王权旁落、大臣权势太重、封君太众等弊端,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甚至连贵为国君的楚声王也竟然被“盗”所杀,可谓乱象纷呈。而此时,三晋、齐、秦等国都在迅速崛起,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
就在此时,吴起来到了楚国。吴起是卫国左氏人(今山东省定陶),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改革家,以善于用兵而闻名,著有兵书《吴子》。吴起先仕鲁,后仕魏,曾与李悝、乐羊等人同为魏文侯之臣。魏文侯时期,吴起的军事才能在魏国曾有出色发挥。魏文侯死后,魏相公叔痤离间吴起与魏武侯的关系,吴起被迫离魏奔楚。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遂于公元前382年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政局。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开始在楚国强力推行变法措施。
吴起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归纳起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1.改革爵禄制度,废除世卿世禄。
吴起变法之前,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先辈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而新兴的军功阶层,却没有爵禄,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变法伊始,吴起从“为楚减爵禄之令”(《淮南子·泰族训》)入手,采取“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和“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的做法,削减楚国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的福利待遇,而对有军功的人员,则授予爵禄,以激发他们为国效力的积极性。同时,吴起还推出“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的政策,废除了贵族世卿世禄制度,有效解决了楚国“封君太众”的问题。《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条文相合,应该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
2.整顿吏治,“卑减大臣之威重”。
“大臣太重”,是楚国政治的又一大弊端。吴起从整顿吏治入手,“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同时,采取“禁明党以励百姓”(《史记·蔡泽列传》)的办法,禁止官吏结党营私,同时强调为官要“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奖励百官尽忠守职,有效整顿了楚国吏治,削减了大臣的威重,切实提升了楚君的政治权威。
3.选贤任能,裁撤冗官。
吴起又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罢除官员中的无能无用之辈,有效地提升了楚国的行政效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削弱权豪的威势。
4.“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
吴起认为:“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在楚王的支持下,采取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的拓土殖民政策,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而且有效地改变了楚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格局,促进了楚国边地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楚国文化向南扩展。史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传》),广大的江南地区因此正式归入楚国范围,岭南各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以进一步加强。
5.“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吴起认为,在战国天下争利的时势下,“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他提出了“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的政策,强调耕战并重,严格限制游手好闲之民,有效地提升了楚国军队的战斗力。吴起还借鉴李悝在魏变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明法审令”的主张,极大地提高了楚人对“废其故而易其常”的接受程度,树立了变法的权威性。
吴起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客观上有力地维护了楚国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控制能力,提升了楚国的综合国力。当然,变法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吴起作为一个外来者,跻身于楚国上层,力行变法,对楚国旧贵族利益造成了损害,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也是可以想见的。所幸吴起得到了楚悼王的鼎力支持。楚悼王将国政交与吴起,对其言听计从。而吴起事悼王,也极其负责,不辞祸凶,体现出毅然决然的彻底改革精神。
吴起变法的很多措施,遭到了楚国旧贵族的激烈反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戚乘机作乱,在楚悼王灵堂上,起而攻击吴起。
吴起躲到楚悼王的停尸之处,贵族们用箭射杀吴起,但也同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
按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继位后,命令把作乱的贵族全部处死,诛灭三族,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楚国贵族阳城君也因参与此事而逃奔国外,其封地被没收。楚国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势力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吴起用这种惨烈的同归于尽的方式,为他在楚国的变法画上了句号。
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楚国新兴势力的支持下,采取的重大社会变革措施,对战国列强争霸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起变法极大地促进了楚国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极大地提升了楚国的综合国力。变法之后,楚国成了南方强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81年,楚国出兵援赵,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魏军大败,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的联系被切断。这是楚国自春秋楚庄王称霸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这使得诸侯对楚国的强大,都心怀畏惧。
与李悝变法相比,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较短,变法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吴起死后,楚国在政治制度上虽有一些改革,但其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稍后却渐渐走上了下坡路,这与此次变法的不彻底有关。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楚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这一观点。
……
前言/序言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通常认为,这一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止。若按照朝代史的角度来看,战国历史,应属于“东周历史”的一部分。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战国时期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变革”的精神贯穿了战国时期的全程,“变革”的要素渗透到战国时期的各个方面。
战国姓“战”,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手段,还是战争造成的后果,都是春秋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十分巨大,动不动就是驱兵十万、数十万。
春秋时期大致上用的是以战车为主的“车阵战”,战争双方列出战车阵,拼死而战,战阵单一,战法单调。而到战国时代大都采取的是步兵或骑兵的野战战术,那样更机动灵活,杀伤力也更大,再加上铁制武器的普及化,兵法的广泛应用,以及专业军事指挥员的出现,战争的残酷性更加显现出来。
当然,这些军事方面的变革也加速了战争性质的转换——从争夺土地和民众的掠夺战争向统一战争的转化。
战争是需要经济支撑的,经济上的变革各国都在推行。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了,谁就从根本上站住了脚跟。所以,战国时期诸国都十分重视铁农具的使用,重视农田水利及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一些地区还实现了两熟制,对荒地的开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秦、魏等国还率先实行了一夫授田百亩制,使小农成为国家发展的牢固基石。
此外,一些国家还重视商业贸易,把经济大大搞活了。为了发展经济,一些国家还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战国时期的冶铁业,在世界上是占有头等地位的。另外,当时的中国在天文历法、医学卫生、人体科学等方面都有超乎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变革又是与政治的变革紧紧关联在一起的,这样,变法一时成了战国时期的“时尚”。魏国李悝的变法,赵国公仲连的变法,楚国吴起的变法,韩国申不害的改革,齐国邹忌的改革,秦国商鞅的变法,震动的不仅仅是一国一地,而是整个社会,得利的也是全社会。这些变革,有的从经济变革着手,但最终触动的还是政治。政治变革势在必行,最终促成了官僚制度和俸禄制度的产生,促成了将相制度的产生,促成了尉和御史监察制度的产生;在地方,则促成了郡县制的产生和地方官吏直接由中央委派制度的产生。
这种种变革,都直接触动了神经特别敏感的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使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一些士人直接介入到了各国的政治之中,奔走于大国之间,成为所谓合纵连横策略的鼓吹者或筹划人。这些士入的政治热情之高,是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例的。当然,更多的士人不是直接参与政治,而是从思想和理论的高度去思考治国安民的方略,研究所谓的“王者之政”。
这些士人的思想更深邃,更具文化的底蕴,因此在历史上更有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由于当时的氛围非常宽松,因此也就有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这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变革从来就是发展的原动力。两百五十余年的战国时期,其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国家都以“耕战”为基本的建国方略,从而推动富国强兵。
变革的主政者,退可以立身于列强之中,进则实现王者大业,达到一统天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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