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托尼·朱特、余英时、何顺果、陈文茜,联袂致敬推荐。
从希特勒崛起到911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潮交织纠缠一生的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思索百年,见证苏联式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灾难性的失败之处,以及其中的残酷、血腥、骚动、沉沦和麻木……
“年代四部曲”之后,霍布斯鲍姆晚年重要的综论性著作,收录22篇历史研究心得和体会的重要文章,触及了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以才华横溢的书写 “赋予历史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温暖、激情而敏锐,《论历史》是霍布斯鲍姆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记忆和理解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内容简介
《论历史》是现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超级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非常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很受关注且奖金额非常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精彩书评
★所谓人生,就注定得历经主义的残酷;所谓成长,就是目睹大革命一一背叛他的信仰。……他一路拥有那么多学术界的政治敌人,却无人能阻挡他成为史学巨擘。他的笔那么动人,他的热情那么召唤众人,而他的史家技艺与那个极端主义的岁月如此环环相扣。
——陈文茜(作家、媒体人)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前首相)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其散文化的行文风格完全没有爱挑剔的理论癖,和某些年轻的英国同道身上那种夸张做作的理论自恋,文体干净利落、明白易懂。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名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作者)
★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奴隶……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迷人的历史书写……总是让人获益良多。
——《观察家》(The Observer)
★《论历史》有着霍布斯鲍姆一贯的品质……**可信,非常重要。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让霍布斯鲍姆与众不同的是,他能够透彻地理解、讲述整个现代世界转变的性质。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作为一位见证了希特勒崛起和共产主义衰落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拥有无人能及的宽广视野。这本书的敏锐洞见和坚定信念,更多的是基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而非其理论推断。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基于霍布斯鲍姆非凡的睿智,在历史学识方面,无人能出其右。……《论历史》对于我们领略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灵的魅力非常有价值。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卫报》(The Guardian)
目录
前言
第1章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第2章过去感
第3章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4章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第5章历史学进步了吗?
第6章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第7章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第8章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第9章党派意识
第10章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第11章马克思与历史学
第12章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第13章英国史学及年鉴:一个注解
第14章论叙事体的复兴
第15章雨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16章来自底层的历史
第17章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第18章现在就是历史
第19章我们能为俄国大革命下定论了吗?
第20章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第21章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精彩书摘
第18章现在就是历史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
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EdwardGrey)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Franz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
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Davidson)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及利吉里亚(Liguria)战斗过。
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
年龄差距对历史学家的确有影响。约翰?查姆利(JohnCharmley)最近的作品《丘吉尔,荣耀的结束:一个政治传记》(Churchill,theEndofGlory:APoliticalBiography)所引起的争论,鲜活地描绘出这一点。争论的重点不在事实,也不在于对丘吉尔身为政治家与决策者的评断。这些长久以来已不曾引起争论。也不在于张伯伦是不是比那些主张反抗纳粹德国的人更正确。重点是,查姆利博士跟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成长的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没有他们的经验。历史上那段特殊的时刻,丘吉尔所说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全英国人的心,但这种感觉之所以为人所怀疑,是因为真正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我并不怀疑,我当时是身处于工人阶级单位下,是名工兵,负责在东英吉利建筑勉强能用的防御工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560野战连的战友都不假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会上战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追随上级的指示,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人们可能太不假思索,所以才对情势如此沮丧,但这也是法国陷落后英国会有的反应。同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从诺福克(Norfolk)送来的报纸。而对我来说,唯一清楚的是,那会是个伟大的时刻,“英国最好的时刻”(Britain’sFinestHour),不管这话出自谁的口中。“它是伟大的——而它就是战争”:丘吉尔将其诉诸文字。而当时,我就在那里。
但这并不表示为张伯伦作传的查姆利不应该重新再提那些主和派的过去——这些事情对于三十几岁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战争世代的人来说却不可接受——让大家各行其是吧。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不了解主和派的想法,因此不支持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但是主和派有一个目的是与丘吉尔相合的,那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他们有很多优于丘吉尔的策略,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丘吉尔跟同时代的戴高乐(CharlesdeGaulle)一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与领土的丧失,远不及民族自尊的丧失来得重要。我们从现在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们就算不去研究档案,也知道主和派是错的,而丘吉尔只有这么一次判断正确,那就是认识到与希特勒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就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权”,就像其他强权一样,希特勒必定会遵行连墨索里尼也会遵守的权力政治规则,但是他没有。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都相信谈判会成功,斯大林也认为如此。同盟国之所以成立用以对抗轴心国,并不是因为主战派战胜了主和派,而是因为德国的威胁促使各国不得不在1938到1941年底之间组成同盟。英国在1940到1941年间所面对的,其实不是一种选择,不管是盲目而不计后果地抵抗下去,还是在“合理的条件”下议和,只要是与希特勒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考虑的是比法国贝当政府(PetainFrance)稍好一点儿的待遇罢了。丘吉尔则带领着英国政府走自己的路。求和只是接受德国支配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那些记得1940年的人才有资格下结论。不过,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如果要达到那样的程度的确需要想象力,以及放弃自己的生活经验,还要勤奋地研究。对我们来说却不需要。我不认为查姆利博士对于1940年的局势与走向战争的评估是错的。对过去进行一种假设性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用证据来完全加以否认,因为证据是在证明什么事发生了,而假设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发生。我其实不认为查姆利是对的,但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于他的论证加以细谈。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要说20世纪的老历史学家要优于年轻历史学家。我开始进行史学工作的时候也还是年轻人,那时我负责访问还健在的1914年前的费边社社员,询问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而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一定要对于访谈的主题先做功课,否则问了也是白问。第二件事则是就任何一件已经可以加以证实的事来看,他们的记忆其实很容易出错。第三件事就是不要试图去更正他们的观念,因为他们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一个只有二三十岁的历史学家就可能有既定的观念了,遑论更年长的。虽然如此,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好处。如果要写一部20世纪史,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只需要比较一下世界改变了多少就行了。过去三四十年来,是历史上最革命的年代。世界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广泛、剧烈地转变过。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很难用直觉来掌握它。一个西西里强盗朱利亚诺(Giuliano),在监狱里关了20年后回到位于巴勒莫(Palermo)附近的故乡,他曾带着失落与迷失跟我说:“过去这里都是葡萄园,现在都变成了公寓。”他的确是对的,他所出生的地方已经完全变样。
那些老得足以记得够多事情的人,不会把每件事都看得理所当然。他们不需要像年轻的历史学家那样努力,就能知道“过去是另一回事,那时候的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这可以作为我对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判断。例如,我曾亲身经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我知道昔日街角的纳粹跟现在的新纳粹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件,我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初期,年轻的纳粹在攻击并焚烧犹太人住宅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现在新纳粹在攻击土耳其或其他移民一样没有特定的次序。现在做这种事的年轻人也许会使用希特勒的标志,但其中所代表的政治现象却不一样。就历史的理解是要知道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来看,历史学家最大的罪过就是时代倒错,而我们有天生的优势可以减少这些缺点。
不管年纪是不是个优势,至少世代的交替对于20世纪历史的写作有影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政治人物隐没之后,新的政治人物上台,国内的政治必定会有所改变,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与战争及抵抗运动有关的历史写作上(特别是在法国与意大利)。这可以适用在民族生命对于巨变及创伤的记忆上。我不认为下列的现象是个意外: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已不再受民族主义神话的支配也不再有争论;在建国40年后,或者是爱尔兰人所写的爱尔兰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从民族神话的遗产及联合派的反神话中解脱。
现在让我开始提出第二个观察,刚好与第一个观察相反。它处理的不是历史学家的年纪或他的视野会如何影响他对这个世纪的看法,而是这个世纪所经过的时间对历史学家的视野有什么影响,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年纪。
我要从麦克米伦于1961年与肯尼迪总统(PresidentKennedy)的对话开始。麦克米伦认为前苏联“有不错的经济水平,而且在物质财富上将很快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不管这段陈述现在看起来有多么落伍,许多有知识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都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在前苏联证明了它在太空科技上已打败美国的时候。对一个于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不算愚蠢。我们没有必要比1961年的经济学家更了解前苏联的经济机制,但是时间是历史学家最后的武器,也就是后见之明。从这个例子来看,后见之明是对的,但也可能误导。例如,从1989年以后,许多观察家都可以看见,特别是那些深谙市场理论而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前苏联及类似的经济体都已经变成废墟,因为这是前苏联集团及前苏联崩溃之后的事实。事实上,虽然前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技术以及提供居民财产与劳务的能力上输给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逐年衰退,但前苏联还是能走自己的路,它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我的朋友盖尔纳一辈子批评共产主义,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莫斯科待了一年,最近表示,如果前苏联能够将自己孤立起来,自成一派,那么它的居民一定会同意,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的统治下,他们比上一代的苏联人生活得好。
这里的争议点不在于哪个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更强。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这么多大事竟然无法被预见到。我甚至会猜测,从“二战”以后的历史,预测的准确率是偏低的。1918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大萧条是可预料的。但是在“二战”之后,有哪个经济学家预测到“辉煌三十年”的世界大繁荣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5%。他们预测到了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现在的预测所用的模型要比战间期用的要精巧,输入的数据也较多,机器的指令周期以光速计。政治预测者的纪录跟业余者比较起来也没光彩多少。这些失败所呈现出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没想过。我留意的重点是,即便是那些已经有纪录的过去,也会随时间而改变。
让我说明一下。不管我们对于1989到1991年的看法如何,没有人会否认,前苏联集团与前苏联的崩溃为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唯一的事实是,这件事已足以改变20世纪每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它把时间的区块连同结构,不管是连贯或不连贯,都一并投入了历史时期当中——“短促的20世纪”,正如我的朋友伊万?贝伦德(IvanBerend)所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20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1989到1991年之前的20世纪,仿佛是一个句点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在此之前的20世纪就好像19世纪一样跟我们无关,那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把20世纪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20世纪史,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所写的20世纪史。
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大概5年前,我写完三册有关19世纪的书,于是有人建议我写一部20世纪的历史做一个总结或补充,因此我可以把这部短促的世纪史视为一种对照用的记事本。第一部分——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简直是一个灾难的年代,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完全崩溃。它是个世界大战的年代,伴随着社会革命与旧帝国的崩溃、世界经济的萧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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