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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书，是毛泽东渊博知识和政治智慧的重要来源，也伴随并指导着他投身革命实践的各个阶段，在伟人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书单》以毛泽东不同阶段的阅读经验和社会实践，反映了他对读书的酷爱并非只是书斋式的学问研究，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早年的毛泽东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的传统品德；而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实践的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书中所得运用到救国、治国的革命实践当中。

内容简介

　　《毛泽东的书单》以时间为脉络，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读书生涯，客观解读了毛泽东在不同人生阶段阅读的各类书籍，和对他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作者试图还原作为普通读者的毛泽东与书籍结下的不解之缘，追述1893——1976年间的文化发展及社会思潮，以及毛泽东由一位普通受众，最终成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代领袖的历史细节。同时，书稿也真实而细致地展现了一代伟人的读书生活画卷和他崇高的精神追求。

作者简介

　　高海萍，山西寿阳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已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主持省级历史科研课题多项。

　　张云燕，山西晋城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现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现代化。已发表相关论文数篇，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出版有《伪满洲国研究》。

精彩书摘

　　第一篇 六年孔夫子（1893—1910）
　　第一章 少读《四书五经》
　　私塾中的“省先生”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2岁起到8岁，大多数时间寄居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的私塾里玩耍。虽然年纪尚小，但幼时的毛泽东有时也能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背书。在父亲正式把他送进学校之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这与此后的私塾学习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毛泽东8岁以后的学习间有中断，但他幼龄时的启蒙教育却颇有渊源。在记忆力惊人成长的幼年阶段，亦师亦长的影响总是比单纯的拜师学习似乎更能让学童得到益助与关爱。在那里，毛泽东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1902年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将已过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气派的一所学堂了。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见过毛泽东之后，把他引到东墙下摆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蒙馆里也有这样的神龛，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南岸私塾的教学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毛泽东此前已陆续背诵过一些蒙学书，因此相较其他蒙童学习上较为轻松。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填红蒙字是学生的必修课，8岁的毛泽东已颇有功底，可以达到不用填红的程度，放开手写的毛笔字比别人写仿填红的还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功课又好，不需要邹先生太费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从8岁起到16岁这个成长阶段，除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之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就读。乡间读书需要不断寻找真正有学问的老师，这在当时教育并不发达的乡间村落里并非易事。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恳切要求，毛泽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这里毛泽东指的小学并不是后来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学校那样，能读新式的课本，有新式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乡间里流行已久的只传授初级儒家学问的私塾。
　　毛泽东接受传统蒙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处在中国教育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国人自隋唐以来就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此时已经难以为继了。曾经作为读书人入仕途径的科举考试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自新图存的历史要求逐步脱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典籍作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后科举时代的乡村儒学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开始，中国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等旧式科举考试内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学务大臣负责组织颁发各种类型的新型教科书以适应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时要求各省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尽快落实废除科举之后推广新式学堂的政策。在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域，甚至在乡一级地方广泛设立小学堂。
　　新式学堂要求有新的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就发行了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模式，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度在当时而言与旧式的蒙学书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有较大拓展，尤其结合了西方科学新知识，令蒙童少儿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书”，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为儿童展示了真实丰富的外部世界图景。这两套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从销售影响来看，据学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1]而来自官方机构的组织出版及鼓励无疑起到了引领时代风气、为新式学堂兴办推波助澜的作用。
　　1905年底，清廷成立“学部”。“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五年内（1905-1910年）先后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向全国加以推广。
　　中国的教育制度由此开始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但是在内地偏远的乡村，这种风气的变化无疑是缓慢的。毛泽东所在的韶山冲一带，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家人供子女读书，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识字、记账、振兴家业，或在乡间的日常纠纷中因为懂经书而占据上风。人们并不奢望这些读书的孩子能够走出封闭的世界，可以开辟与时代相关的生活轨迹。虽然多数人都相信读书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
　　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儒家蒙学读物。虽然这些书与中国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潮流无法合拍，却为毛泽东一生的国学根底打下了基础。当毛泽初步具有了学问的辨别力和人生价值观之后，传统国学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身上焕发了别样的光彩。
　　“四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单独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是儒家基础的经典读物。“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籍。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旧时私塾先生教的这类儒家的基础经书，多数时间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学生只能不断强化记忆，求得顿悟。当然除了背诵正文，在较高年级之后，会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进行开讲，强调朱注即答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理学大师的解释。因此，背经典、记朱注就成为令人生厌的事情。少年时候的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些课程枯燥的教学形式和内容。而且旧式的塾师教学中崇尚严管，甚至远远超出严格而变为苛刻，责罚学生成为教学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泽东从学校中逃出，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发现逃学而受到父亲责打，竟然跑出家门在外流浪了三天。虽然一个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围七八里的小范围内游荡，但却让家里着实担惊了一次，父亲毛顺生出于本能的爱护对儿子的态度略有改变，这种改变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级。毛泽东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谈到：“我是不喜欢经书的”。少年时期的好学生尚且如此厌恶读经学儒，可见旧式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意渐渐式微，而它教条生硬的弊端已无从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启示的魅力。但毛泽东还是在这种枯燥的学习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转化成一种宏大思想体系的基石。这个过程也自然地证明，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教育，迈入门径之后，无论智者与愚者，皆因此有所收获。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我幼年没有进过什么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其实，毛泽东在传统教育中所收获的不只识字这么简单。
　　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间有务农的两年多，总共大约是八、九年的时间）对少年的毛泽东来说固然枯燥无趣，但终年的强化练习，乡间尊儒的风尚引领，出于学习而生硬记忆的知识却为毛泽东打下了文化基础，并且在青少年阶段逐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奇与探索，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用起一些传统知识往往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儒家经典里真正的智慧，经过岁月交替、兵火烟尘的过滤与沉淀，将与来自西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加以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这恐怕是少年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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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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