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與重文叢：存在的遺骸 形上學之後的詮釋學存在論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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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遺骸》作於2003—2008年，旨在以激進的形式推進“柔弱之思”（weak thought）的存在論。這一哲學立場由瓦提莫(Gianni Vattimo)在20世紀70年代提齣，後來得到瞭羅蒂（Richard Rorty）、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及其他眾多後現代思想傢的肯定。
　　盡管《存在的遺骸》屬於嚴格的哲學考察，但政治嚮度的種子亦已埋藏其中，因為作者所揭示的存在“遺骸”的柔弱性和“弱者”本身，即貧窮者，被忽略者或遭遺忘者之間並無太大差彆。

內容簡介

　　作為歐洲哲學界的新銳，聖地亞哥·紮巴拉和導師瓦提莫共倡“柔弱之思”，在形上學、政治哲學、文化批評等領域新作迭齣。《存在的遺骸》圍繞存在問題展開運思，係統論述海德格爾及海德格爾之後舒爾曼、德裏達、南希、伽達默爾、圖根哈特、瓦提莫等歐洲哲學傢的存在論，從而證成以下論題：自海德格爾“消解在場存在”或“剋服形上學”之後，我們必須追問存在的遺骸。這一追問使我們能夠對形上學（經由詮釋學）的瓦解做齣迴應，能夠在人之“被拋狀態”的可能性之中追尋新的目標與抱負。哲學不是要去理解永恒者，而是必須重新引導人類走嚮對自身曆史的解釋。

作者簡介

　　聖地亞哥·紮巴拉（SantiagoZabala），哲學博士，洪堡學者。現任法布拉大學ICREA研究員，《紐約時報》評論文章撰稿人。著有《存在的遺骸》（TheRemainsofBeing）（2009），《分析哲學的詮釋學性質》（TheHermeneuticalNatureofAnalyticPhilosophy）(2008)。與吉安尼·瓦提莫（GianniVattimo）閤著《詮釋學的共産主義》（HermeneuticCommunism）（2011）。編有《虛無主義和解放》（NihilismandEmancipation）(2004)，《宗教的未來》（TheFutureofReligion）(2005)，《柔化的哲學》（WeakeningPhilosophy）(2007)，《藝術作品的真理訴求》（Art’sClaimtoTruth）(2009)，《詮釋學的後果》（ConsequencesofHermeneutics）(2010，與JeffMalpas閤編),《被晃動的存在：存在論與事件》（BeingShaken:OntologyandtheEvent）（2013,與MichaelMarder閤編）。

　　吳聞儀，華東師範大學哲學係在讀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哲學、中法哲學比較。參與“漢語與中國思想的特質：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語言哲學嚮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化研究所“十二五”重大項目）等課題的研究。曾在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美國）、《哲學分析》（上海）等學術刊物上發錶文章。譯作《大學中的“存在”：分析哲學閤法化與哲學教育之爭》（聖地亞哥·紮巴拉著）刊於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第十二期（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2012年）。

　　吳曉番，河海大學哲學係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中西哲學比較。求學期間究心於張東蓀、龔自珍，2010年作《龔自珍哲學新論》，獲華東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發錶論文10餘篇，論題涉及乾嘉倫理學、清代哲學、中國現代哲學等。另有譯作數篇。

　　劉梁劍，華東師範大學哲學係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中西哲學比較。齣版專著1部，譯著2部，發錶中英文論文40餘篇。

目錄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導論 /1
第一章 被摧毀的存在：海德格爾對在場存在的消解 /37
第一節 重提存在的意義 /46
第二節 追問“磨耗的”存在 /63
第二章 消解之後：存在的遺骸 /81
第三節 舒爾曼：成係統的無始基的特性 /89
第四節 德裏達：跡痕的寶藏 /102
第五節 南希：獨一多元的共存 /110
第六節 伽達默爾：語言的交談 /120
第七節 圖根哈特：句子的意義 /130
第八節 瓦提莫：柔弱的事件 /139
第三章 通過解釋創生存在：殘存的詮釋學存在論 /149
第九節 話語連續體的邏輯 /156
第十節 “由內”創生存在 /165
參考文獻 /177
譯後記 /215

前言/序言

　　本書的論題如下：自柏拉圖以降，哲學不僅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說的那樣是對“存在的遺忘”，而且還錶達瞭存在的殘存，也就是說，存在的遺骸。巴門尼德、海德格爾和列維納斯之所以分彆提齣“toon”（存在）、“esgibtSein”（有存在）和“ilyadel�皎簍re”（有存在），那是因為存在是事件，它具有原初意義上的慷慨和豐富性，從中饋贈並開啓瞭哲學之思。在開始研究哲學之初，我閱讀瞭柏拉圖、奧古斯丁、尼采、杜威、帕萊鬆（LuigiPareyson）以及其他一些哲學傢的著作，形上學在那時便令我著迷、震撼，因為它所研究的是科學以之為前提卻並未予以關注和迴答的問題。事物具有一種普遍且完全決定性的屬性，那就是存在。令人驚訝不已的是，正是這一存在引導哲學追問以下問題：存在者的存在是什麼？是什麼構成瞭存在而非存在者、思考而非計算？計算屬於科學之域，而科學研究存在者，比如核物理學，它關注原子核的力、相互作用以及內部結構。相反，思考則隸屬於形上學的領域，因此是哲學的事業。哲學不關心原子核這樣的存在者，而是思考原子核的存在，以便經驗存在如何在每個原子核中彰顯其自身。在如上的思考中，哲學並不像笛卡爾的主體性、康德的超驗或尼采的唯意誌論所做的那樣貶低實體世界的價值；相反，它使自己沉浸於事物充分的“有”之中。
　　任何科學研究都有其或顯或隱的存在論基礎。自阿那剋西曼德、赫拉剋利特及巴門尼德開始，存在論的問題，“關於存在的問題”，就已經決定瞭哲學與人類的本質。這一問題同時還關乎人類生活的目的及其意義，關乎價值和原則。正是我們實際的道德生活使得人類追問這一問題。盡管存在問題已被遺忘許久，但有幸在20世紀的開端，海德格爾將它重新帶迴到我們麵前。沃爾夫（ChristianWolf）在1729年齣版的《存在論》（Ontology）一書中首先將存在問題稱為“存在論”。自此以後，“存在論”便成為“形上學”的同義詞。我們看到，存在問題曾經是，並且將一直是最真實、最核心的哲學問題。它最令我著迷的，並不在於絕大多數哲學傢研究過它，而在於存在問題是所有其他問題的前提，因為它始終持存。換言之，即使是所有那些並未明確研究存在問題的哲學傢與哲學流派也同樣預設瞭對存在的理解及存在的殘存，而這種預設亦決定並限定瞭他們的研究工作。哲學史上，每個時代都相應於該時代某位重要哲學傢為實體存在的命名：柏拉圖的“相”（idea），亞裏士多德的“現實”（energeia），阿奎那的“行動”（act），笛卡爾的“錶徵”（representedness），康德的“客性”（objectivity），黑格爾的“絕對精神”（absolutespirit），柏格森的“生命衝動”（élanvital），尼采的“權力意誌”（willtopower），伽達默爾的“交談”（conversation），德裏達的“跡痕”（trace），等等。既然存在問題暗含著必不可少的連續性，而作為哲學傢，我們身處於研究存在問題的語言學傳統中，那麼，追尋存在問題便是我們的職責之所在。
　　所有這一切使我認真對待海德格爾的哲學，特彆是“消解在場存在”或“剋服形上學”所導緻的後果。海德格爾提齣此觀點，一方麵旨在從對存在的遺忘狀態中恢復存在本身，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存在並未應用於人之在這一特定的存在形態。為瞭平息或激發我對癡迷存在問題的憂慮，我的導師曾經說過，“做哲學傢就是要癡迷於作為動詞的存在（關注何者存在何者不存在），因為它使你不滿足於自身的同一性，它邀請你去尋找完整的存在視域——換言之，去對話”。他一再使我確信並非隻有我一人對研究存在問題的哲學傢感到癡迷，但他同時又告訴我，鮮有人從殘存的角度分析首先由海德格爾所做的解構工作的後果。我決定對這個問題進行考察，並不是齣於什麼社會學的考慮，或者意圖提齣一種關於存在的效果曆史，而是因為那些認真對待海德格爾消解工作的後果的哲學傢同時還考察瞭“沒有同存在之為存在相涉的東西”（已被解構），“存在是磨耗程度最深的東西”（已被理解），以及存在“留下瞭跡痕”（正在創生）。現在，存在的這種柔弱或受限的狀態並不意味著消極的方麵，即似乎它已走到盡頭；相反，這是另一種開端：通過不能在場的存在的遺骸，對在場存在的恢復與摧毀開啓瞭剋服形上學的道路。
　　形上學始於柏拉圖而終結於尼采，這是因為通過上述消解工作我們已經剋服瞭將存在理解為對象的做法。對象式的理解方式導緻瞭概念上的限製，因為它設立瞭諸多兩極對立：在場與不在場，存在與無，真理與謬誤，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男人與女人，等等。但是，我們不能拋棄形上學，因為它構成瞭我們對於存在的理解。我們無法迴避這種理解，因為它參與瞭我們的傳統、人性以及命運的構成。這就是為什麼當代哲學傢將我們的時代稱為“後形上學”的時代：現在我們終於意識到，形上學不是堅硬或決定性的東西，因為我們有能力自覺地將它作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來處理，有能力弄清楚它曾經是什麼、將來它會把我們帶到哪裏，甚至它自身將要成為什麼樣子。
　　本書雄心勃勃的“取徑”乃是概述存在從內消解之後的諸種遺骸。除瞭討論存在的遺骸之外，我們還將考察如何創生更多的存在——因為從古至今的存在論、體係或哲學都隻是存在的遺骸，而我們獲得對遺骸的理解的解釋同時也創生瞭存在。“取徑”所意味的，不僅是一種路徑，同時也是一種態度、一種關注，而且首先是一種思考方式。對存在的遺骸的探尋將會為我們鋪築道路。所有的路徑都是思考的路徑，而我所取的這條路徑雄心勃勃，因為它發源於哲學原始的、首要的驚訝。在那些已經認真對待這一消解的哲學傢那裏，我們能夠更加清楚地找到存在的殘骸：舒爾曼、德裏達、南希、伽達默爾、圖根哈特和瓦提莫。必須立即澄清的是，我對這些哲學傢的解讀，包括最重要的對海德格爾的解讀，並非佯裝提供一種忠實於他們思想的解釋——或者為閱讀其原始文本提供一種替代品——而是嚴格地考察他們作品中呈現的存在的遺骸。如果說，存在者的存在嚮這些哲學傢訴說自身，所以他們說齣瞭存在是什麼，那麼，我的解釋就不是描述他們的諸種觀點，而是必須通過他們的觀點解釋存在。
　　學生迴報導師教誨最好的方式不是簡單的模仿或重復，而是發展他自己的思想。而隻有當導師允許這樣一種思想發展發生的時候，上述的迴報纔有可能。著名的知識分子、教育傢斯坦納（GeorgeSteiner）和喬姆斯基（NoamChomsky）就是很好的例子。斯坦納在《師之教》（LessonsoftheMaster）中解釋道，導師“指引的視野事實上是一種重新審視的視野（re�瞯ision），是已經看到的東西（déjàvu）”，因為“傳統”（traditio）與希臘人所說的“交付”（paradidomena）——前者指“已經流傳下來的東西”，後者指“正被移交的東西”——此二者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是草率或偶然的，相反，它是一種呼喚，是導師在他自己做學生時曾經做齣的迴應。喬姆斯基在《喬姆斯基論民主和教育》（ChomskyonDemocracyandEducation）中談到，“最優秀的導師在展示地形的同時允許學生從復雜的材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如果說，導師的能力在於“指示”（deuten,pointto）（它與“指稱”[bedeuten,mean]不可分），那麼學生的洞察力就必須在於迴應這種召喚，或者說，指示。
　　我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對於我的導師瓦提莫教授及其哲學指示的迴應。盡管我是對本研究負責的唯一作者，但若沒有他的哲學思考和教導，我不可能完成這項研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我認為自己像索爾茲伯裏的約翰（JohnofSalisbury）筆下的侏儒那樣，“坐在巨人的肩膀上，憑藉更敏銳的視覺看到瞭更多的東西”。相反，我看到的東西並沒有更明晰一些；事實上，藉用羅蒂一個很貼切的說法，我隻不過是在尋求一種交談從而迴應某種呼喚。雖然我在本書中的議題超齣瞭瓦提莫的研究範圍，但是我思想的精神和本質卻完全沉浸於他的
　　“柔弱之思”中——至少，此乃吾之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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