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1.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重磅上市!
2.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民国三大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堪称民国教育的“盗火者”,执掌教育界之牛耳,开一代之风气,引导时代之潮流!民 国史爱好者不能错过的一部作品!
3.本书内容皆为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的学生与挚友执笔,内容客观翔实、情感充沛真挚。兼具史料价值与通俗可读性,是了解三大校长难得之佳作!
“他(蔡元培)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
“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
“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除了读诵中外历史、地理、经史子集、中外文学文字以外,有三个新的政策:为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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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昭垂后代。三人在办学理念方面特色明显,在人格魅力方面也颇有建树。心怀救国,以教兴国;以人为本,教师先行;学贯古今,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民国三大校长》汇集王云五、罗家伦、毛子水、叶公超等民国时期掀起过时代风浪的学者记录、回忆三位校长教育理念与为人治学的经典文章以飨读者。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云瑞,字岫庐。现代知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对近代出版、文教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主持出版“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79年8月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参与发起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后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到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后病逝于台湾。著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001 / 第一编 北大校长蔡元培
002 ...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
026 ... 蔡孑民先生与我 / 王云五
041 ...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 毛子水
045 ...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 / 姜绍谟
052 ...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 程沧波
058 ...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 邓嗣禹
075 ...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 陶英惠
091 ...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 罗家伦 口述 马星野(伟) 笔记
111 ...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 / 关国煊
131 / 第二编 清华校长梅贻琦
132 ... 五月十九念“五哥” / 梅贻宝
139 ... 我最初认识梅月涵先生时的一件小事 / 王云五
141 ... 梅贻琦—— 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 / 叶公超
146 ... 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 黄季陆
159 ... 悼念先师梅月涵先生 / 刘崇
165 ... 回忆梅月涵校长 / 罗香林
172 ... 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 / 顾献樑
177 ...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 徐贤修
181 ...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 孙观汉
195 / 第三编 南开校长张伯苓
196 ... 张伯苓先生小传 / 张源 译
203 ... 五则故事话“南开” / 马国华
210 ...“ 南开先生”张伯苓 / 丁履进
216 ...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 / 吴大猷
225 ...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 宁恩承
267 ...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节选) / 何廉
282 ...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 柳无忌
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
一、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只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将帖子放在面前,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作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侧声字与侧声字对,虽并非绝对不许,但总以平侧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侧,而且在侧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然而,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十余句,百余字;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从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乃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告知未曾作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地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是我为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第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第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第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是时想不到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被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到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地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江艮庭君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理。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因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受了教会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则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矿、冶金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以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绝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来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
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尚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末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节,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在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唯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我的复函: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唯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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