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在有关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广博范围内,本书的重点落在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自然演化、目的性设计,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传统色彩运用、观念演化过程中的色彩事件上。通过从中国历代史料及出土文物、古代图像出发,寻求一种有关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文化想象,并由此探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可能成因及构建机制。由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出一个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基础成因,因此在所涉及的时段选择上,从基础生成的先秦出发,经由秦汉、两晋南北朝,至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成型的唐、宋。
之所以选择唐、宋作为一个结点,主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成熟,到唐、宋时期可说基本成型。正如傅斯年先生在1918年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所说:“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唯有取而合之。” 傅先生所言,正是多数史家所采用的做法和观点。而《剑桥中国隋唐史》所举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观点,也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着中国‘中世’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 ,而这一过渡期间的历史,无疑具有无法拆分的一贯性。
一、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存在
(一)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研究的基本意义
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关注重点大多落在现当代这一与我们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时段,而对于中国一直生长着的,从文明开端就未曾间断的传统设计观念,却有所忽略,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研究。
我们在当代设计的色彩运用中,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动地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而我们在试图重拾传统之时,却又不知如何下手。因为,我们大多已经把中国传统色彩当成了历史的存在,表现为一种进行自我割裂的状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理解中的中国色彩已经被多数人认为是某种历史的碎片,或者说是一种曾经的视觉化的色相存在,而非一种观念。但中国传统色彩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又恰恰是“观念”。在很多时候,这种“观念”的存在有着强烈的目的性设计,并表现为很多色彩事件的产生。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也体现在充满了文化意蕴表达的多层解读中。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中国一般,在历史与文化、政治、经济生活中受到“色彩”观念的深刻影响。不论是朝代更替、等级制度、生活与经济生产,似乎都被笼罩在以“五德终始说”为主导所支配的“五方正色”之中,而论及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时,“五方正色”也似乎被“必然”地作为论述的重点和不多的选择。但实际上,与“五方正色”相伴而存在、互为主体也同样重要的“间色”系统,却少被提及或被一言带过,严重失衡。而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建构机制中,正色和间色的身份实际上并不是稳固的,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两者可转换。
正是在这种认知的状况之下,对中国传统色彩的认识难以避免地走向割裂和失真,失去了其试图置入的“真实生活”。《礼记·玉藻》中言“衣正色,裳间色” ,可见“间色”系统至少在春秋战国年间就已经被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了,此后在历朝历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及经典文论里也多有论及。单《红楼梦》一书中出现的颜色词,就多达一百五十五种 。而通过笔者的梳理和研究,传统色彩甚至多达三百多个色相 。若“五方正色”的五个颜色真的在历史中基本保持其不变的色相的话,那这间色的数量实在是蔚为壮观,正如《孙子·势篇》所言:“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那么,只记住这五个如结构般岿然不动的“青、赤、黄、白、黑”,而忽视“不可胜观”的间色系统,对于我们试图还原一个传统的色彩文化及其鲜活的历史存在,是不可能获得一个更为贴近的“真实”的。若“五方正色”如语言的结构般稳固不变,那么,间色的应用其实正如语言中语境各异的“词”的替入,而“意义”的产生,也在于此。
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系统应用的研究,并以此寻找一个以“正色—间色”为核心的饱满的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虽艰巨但却是必要的。其意义在于,重新还原和认识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寻求一种生活的真实,并期望以此能对当下中国的色彩观念、文化认同提供一种认识“自我”、“过去”与“现在”的观照。
(二)色彩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色彩研究的格局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别,即原理性色彩研究、应用性的色彩研究、思想性的色彩研究及概论性的色彩研究。
对原理性色彩研究的了解是每个色彩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它是色彩研究课题是否能够真正深入的关键,将在某些层面上对本书的写作起到原理支持和基础理论准备。在原理性色彩研究上,早期的色彩学家多为此事。现代意义上的色彩学的建立,很大部分是从牛顿的光学实验开始,而属于中国色彩本身的研究,要延后很多年,但并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研究是一种空白,只不过在中国历史中,关于色彩问题的关注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从牛顿肇始的现代色彩学式的思考。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关注光学现象,比如墨子的光学八条 ,但此后并未有更大发展。中国先民在此时期已经对自然繁复多变的色彩进行了有目的性的提纯,比如对于五方正色和间色的描述及现实生活的应用,并且形成了稳固的一套色彩应用系统。这些关于色彩的描述虽无专论,却散见于历朝历代的各种文献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强大的色彩观念,较早的有关色彩系统“正色—间色”的描述在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典籍《十三经》里,可谓无处不在。比起西方,中国人对于色彩的态度更为明确也更实用,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无时无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而对色彩的变化,战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势篇》中便已经看到了色彩混合搭配的无穷可能:“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虽然他的目的并不在谈论色彩而在兵事,但这种看待色彩的方式其实正是中国色彩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主要承担的角色。真正可以算是谈论色彩原理的较早记载,我们可以在唐朝陆羽的《茶经》里看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清代早期的博明在《西斋偶得》“五色”条中就阐明了三对色彩的“自然之对”:“五色相宣之理,以相反而相成,如白之与黑,朱之与绿,黄之与蓝,乃天地间自然之对,待深则俱深,浅则俱浅,相杂而间色生矣。”并进而发现,“今试注目于白,久之目光为白所眩,则转目而成黑晕,注朱则成绿晕,注黄则成蓝晕。错而愈彰,黼黻文章之所由成” 。比起同时代西方物理学家牛顿对色彩的认识,其实是更为深刻的。
在西方色彩学中,早期的牛顿走的正是一条所谓的“科学”色彩研究之路,但他从光学入手的色彩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美学家的猛烈抨击,其中以德国文豪歌德为最重要的代表。从此开始,西方色彩学研究便走了两条看似互不待见的路,一条是以牛顿为开始的光学色彩研究之路,另一条路则是以稍晚于牛顿的英国人哈里斯在1766年出版的《色彩的自然系统》所基于的色彩自然的真实体验研究 。
与西方色彩学相比,中国基于西方色彩体系的当代色彩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出现了部分相关研究,但由于游移于西方色彩体系的强大话语和对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狐疑之中,故而在应用性的色彩研究上较少创建,还在摸索之中,反而是在色彩的思想性研究上着力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姜澄清《中国色彩论》、牛克诚《色彩的中国绘画》 、彭德《中华五色》 、王文娟《墨韵色章——中国画色彩的美学探源》、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曾启雄《中国失落的色彩》 、杨建吾《中国民间色彩民俗》 等。这些学者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的来说,这些关于色彩的研究大多以史带论,对于色彩美学思想史的描述有着各种充分的描述。
当代有关古代色彩技术研究的文献极少,这其中曾启雄的《中国失落的色彩》可以说是较为丰富的了,但如果是作为专论的话,基本是没有的。有关中国古代色彩技术的描述大多散落在其他文献及专著中,重要的主要文献有:吴淑生、田自秉先生的《中国染织史》、赵丰的《中国丝绸通史》、黄能馥先生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郑巨欣的《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等。《中国丝绸通史》是其中比较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染色发展脉络的一部著作。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在努力实践着色彩学的社会运用,并试图将其渗入一个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的领域里。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国色彩研究学者从局部入手,进行传统色彩学的研究,也获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 在色彩的思想性研究上,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关于色彩语义学的研究 。而概论性的色彩研究在四个研究类别中可说是数量最多的,不一而足 。
二、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成因及其目的性建构
(一)色彩观形成的最初脉络
自然界的色彩千变万化,无法胜数,但在先人的视觉体验里却是慢慢形成某种认识和观念的,我们现在所能感觉到的色彩,已经是数千年来各种文化、认识、观念下的产物了。
综合各种史料、出土文物的发现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国古代早期色彩观念的认识、色彩的使用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色彩观念的生长推论如下:1.浑然一色——2.二色初分(阴阳、黑白、纯杂)——3.三色观(黑、白、赤)——4.四色观(黑、白、赤、黄)——5.五色观(黑、白、赤、黄、青)——6.玄色统辖下的五色系统(玄黄——黑、白、赤、黄、青)及间色系统的产生。它们的生成和演化有着一个自然生长以至目的性建构的过程。
(二)另一种中国思想史:从“相克”革命到“相生”禅让的“五德终始说”的色彩观念转换
以五行说为根本的“五德终始说” 的建构其存在基础,是华夏先民带有目的性的一种建构。但后人一谈阴阳五行,大多将造用者视为战国年间的驺衍。
驺衍的理论结构严密,从其当下上推黄帝直至天地未生之时,建构了一个涵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想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个理想世界是可以从逻辑上来进行推论预测的,目的就在于“用”。而且,其清晰的关系建构让这一说法变得可用。这也就难怪,从“五德终始说”出发的五色观可以在中华文明中盛行不敝。
中国传统色彩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运用及表现,在先秦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生长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华文化色彩系统,我们称之为“前色彩系统”。其定义的要点在于,这一色彩系统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其中虽也有人的意志存在,但并非是一种强烈的、目的性明确的、有意识的人为建构,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形成。
与色彩系统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三统五德”观念虽肇始于先秦,但其被利用却是到了下一个大时段才真正开始,这一时段涵括秦朝、西汉、新莽、东汉和三国,色彩和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一起成为了统治阶层建构社会权力结构、政治、伦理观念的关键。在这一中华文化性格真正建立的大时段中,结束了西汉王朝的新莽政权虽然仅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王莽的改制及其苦心经营的汉王朝的禅让,却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影响巨大。因此,虽然新莽在历史中很少被作为一个王朝被提及,但在关于中华文化、政治观念建构,特别是色彩系统建构的讨论中,却显得十分重要,值得专文讨论。
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对自己王朝的“色尚”非常重视,并将其看成是王朝正统性表现的象征之一。但采取何种色彩,又依据何来,却有多种考量和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汉取代秦朝之后,在“色尚”上便出现了数次反复;而王莽的改制及“色尚”选择背后,又充满了各种目的,甚至设计;东汉开国,制度虽有新创,但对新莽一套又多有继承,其象征色彩的选择是对西汉的一种间接认定,或者说,在我们对西汉“色尚”究竟如何尚存疑问时,东汉的“色尚”选择让这一疑问的答案渐趋明朗。故而对于这一大时段“色尚”变化的认识,可以让我们较为清晰地窥见中华文化、政治观念建构,特别是色彩系统建构的生成过程。
从秦用水德到东汉确定火德,中国古代王朝对于王朝象征的主要取用方式历经了从“五德相克”到“五德相生”的思维模式转化。西汉年间,关于“德”、“色”取用的游移不定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大时代的思想转化。“五德终始说”和“五色”观念作为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相生和相克背后是看待世间万物基本规律的不同选择,也表明了这一文化主体的精神内核所在。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此后的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建构,并影响这一文化体的文化思维模式和国民文化性格,进而影响更为具体的身体性的体验,比如视觉,比如更为具体的视觉中的色彩体验。
(三)中华色彩系统的基本构成:正色与间色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最根本构成是中华五色与间色,即“五方正色:青、赤、黄、白、黑”及以各色调配合成的间色。正色是色彩系统的构成主体,或曰结构、骨架,但并非中华色彩之全部。中华五色与间色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互为主体的关系。
1.被置入生活系统的视觉存在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被置入的,应该是一个大生活系统。色彩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活系统的一种体现,以视觉表达的形式出现。而生活系统直接面对的,即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或“现实”。生活系统中的“生活”以一种观念上的真实——视觉上的中华五色及间色表现出来,而其中,间色则成为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更为主要的表现。从“丰富多彩”一词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人们内心对于视觉世界的某种期待,而这种期待,也并不仅仅在于多彩的色彩世界吧。
2.正色与间色的基本构成关系
那么,作为大生活系统主要构成关系之一的色彩的生活系统又有怎样的基本构成呢?首先需明确的是,“生活系统”的最基本构成,即“个体—整体”的基本关系。“个体—整体”的维系和运转是生活系统最基本的运作。整体与个体形成了无法拆解的关系体。整体也许更多地以结构的形式出现,它遵循着某个更高的规约,而个体更多地体现了其既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又保有自己精神存在的个性。作为五种色相,五正色本身以一种个体的方式存在,并潜入到色彩的生活系统之中。正色观念就像是一个统摄系统的整体,而间色则更多地体现为面貌各异的个体。个体在某种层面是服从于整体的,间色的存在既依赖于正色,又体现出差异变幻的倾向;当其需被归类时,则又自动归队在五色系统的色系之中。在《礼记·玉藻》中,正色与间色的关系被表达得非常清楚,并明确了其运用的关系:“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 ”
在其进一步的解释里,展现了五正色和五间色的色彩系统。五正色分别为“青、赤、黄、白、黑”,而五间色则为“绿、红、碧、紫、駵黄”,皆是正色相配而成。然而,五间色呈现出其强烈的存在。可以说,这十个分别占据方位的“正色”和“间色”,便是中华色彩系统最基本的构成。
3.更大个体的存在:凌驾于“五正色”之上的强大“杂色”(间色)
有时,某些个体会因为其异样的强大而影响了整体的运行,这种影响在中国传统色彩中体现为“玄、纁、紫”等色的存在。如果从色相来说,它们无疑应被纳入间色之中。
《周礼·考工记》中“六入为玄” ,若以正色必纯的标准,玄分明便是杂色,应处于间色系统之中。但是,它们在色彩历史中又堂而皇之地在某些特定时段里被等同为正色的一员,其地位远远超越了五正色中的某些色彩。特别是作为象“天”的玄色,更是远在五色系统真正形成之前便已在先民的色彩运用中占据了至高的地位。《礼记正义·玉藻》正义曰:“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 ”
“黑”因其纯而为正,玄色六入而近于黑,但它毕竟还是不纯之色。但因其象“天色”,“天”为最难测的一种威权象征的存在,也因此,在明确“青、赤、黄、白、黑”为五正色的同时,也将“玄”色以正典的形式纳入“正色系统”之中。甚至,这玄色更像是一种俯视“五方正色”的更高的色彩存在,是一种统摄之色。若将这各种色彩的构成以立体视之,则“五方正色”处于中间平面上,而“玄”及“冥”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玄为杂色,象天;纁为杂色,象地,其指向可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空间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实在,可以容身万物。正色于人间各处一方,是有指向的方位,为虚的存在,然而却为纯色,其中的深刻含义,实待深析。紫色也为杂色,却又在大多历史时段成为人间最贵之色。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为杂色的这几种颜色,其所承载的意义及象征,更多是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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