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4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海報: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迴平津。據西南聯閤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1]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纔輩齣,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藉助於報紙公告、電颱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信息的三校學生紛紛曆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九點,響起瞭空襲警報,師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瞭個括號“實在也無處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瞭,故師生們置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就在這連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裏長徵,辭卻瞭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彆,絕檄移栽楨乾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3]
一、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跡。據史傢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4]。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師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師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係三校閤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製。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於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7]。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於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8]。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為瞭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纔,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最早關注這一重大現象並作齣詳細調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
成都(川西)區(學生約6500人):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技藝專校、西康技藝專校(以上國立)、金陵大學、金陵女院、朝陽學院、光華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以上私立);重慶(川東)區(學生約7000人):中央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藥學專校(以上國立)、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以上省立)、復旦大學(籌改國立)、私立中華大學等;昆明(雲南)區(學生約4500人):西南聯大、同濟大學、雲南大學、中正醫學院、藝術專校、國術體育專校等(均國立);貴陽(貴州)區(學生約4000人):浙江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貴陽醫學院(以上國立)、湘雅醫學院、大夏大學(以上私立)等;西北區(學生約5000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技藝專校(以上國立)、山西大學(省立)等;兩廣區(學生約4000人):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以上國立)、江蘇教育學院、廣東文理學院(以上省立)、華中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勷勤學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區(學生約1100人):湖南大學、師範學院、商業專校(以上國立)、民國學院(私立);上海區(學生約7400人,注:僞校不在內):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學院、上海商學院(以上國立)、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分校)、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上海法政、上海美專、南通學院等,以及抗戰後新成立之太炎文學院、達仁學院、新中國大學等十餘校(均私立);北平區(學生約2500人,注:僞校不在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協和醫學院、鐵路專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學(中法閤辦)。其他地區(學生約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國立廈門大學、私立協和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浙江之國立英士大學、省立醫專;江西之國立中正大學、蘇皖政治學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學等。
附注:一、各地區主要專科以上學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數未列入。
二、陝甘寜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9]
這一統計,包含瞭遷入租界的若乾國立及私立大學,但排除瞭日本人控製的“僞校”(如“僞北京大學”“僞中央大學”)。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遷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錄《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錶》,記載抗戰期間遷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見上錶的有36所。最近十幾年,隨著學界對於抗戰中大學內遷的研究日益精細,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纔,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錶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誌。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於戰火臨近,不得不一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瞭。創建於1907年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雲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10]。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曆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餘公裏,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於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迴杭州。”[11]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迴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12]正因此,浙大人對於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13]。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錶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贊嘆,屬於全體內遷高校的師生。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跡。二戰中其他國傢的大學,也都麵臨各種危機,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韆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瞭民兵、紅軍和遊擊隊。”[14]為瞭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綫的幼兒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於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同生活建立瞭更密切的聯係,並設立瞭戰時防禦題目的講授”[15]。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為密切:“為瞭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瞭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傢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瞭正常的教學工作[16]。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瞭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係教授、曆史係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綫。整個戰爭期間有三韆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裏的專傢,則“徹底修訂瞭科研工作計劃,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瞭,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17]。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剋;隨著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嚮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迴遷莫斯科[18]。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占領;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齣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於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徵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麵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纔,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傢,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19]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錶達瞭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綫去是一個失策,到瞭戰後纔深深地感覺到”;“國傢為瞭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綫去衝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20]當局錶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834人,犧牲5人。實際上,還有若乾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21],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抗日戰爭中,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的,不僅是西南聯大。可後人談論“大學精神”,或者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都會以西南聯大為例證。作為史傢,我承認此例證很有說服力;但同時我更想強調,還有很多同樣可歌可泣的“大學故事”。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精神。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南方日報》刊文為中山大學“抱屈”:“前後7年,顛沛流離,幾度遷徙,三易校址。先遷雲南,復遷粵北,三遷粵東仁化、連縣。抗戰八年,不少中國人記住瞭西南聯大,殊不知在廣東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們在國難麵前也經曆著民族個人的深重磨難,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在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滿精神的一筆。”[22]是的,“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的,不僅僅是中山大學,也不僅僅是西南聯大。我要追問的是:為何聯大的故事廣為傳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瞭“中國大學”理所當然的“代錶”。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閤一,學術實力超強,這當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還牽涉一些彆的問題,比如“故事”的傳播與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團”為例,校歌裏提到的“萬裏長徵”,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轉赴濛自、昆明,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3500裏長途跋涉,曆時68天的“小長徵”,無論當時還是日後,都一再被提及,且作為聯大精神的象徵。
正如鬍適在紀念聯大九周年集會上說的:“這段光榮的曆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23]可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舉措,為何長期湮沒無聞?1938年7月,同濟大學第四次內遷到廣西賀縣八步鎮:“這次遷校,從贛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數同學組織瞭赴桂步行隊,每隊十一二人,堅持每天走五六十裏路,充分體現瞭同濟大學同學吃苦耐勞、共渡時艱的奮鬥精神。到桂林後,沿灕江乘木船經陽朔至平樂,轉程至八步,前後花瞭兩個月的時間。”[24]1938年9月,浙江大學從江西泰和轉往廣西宜山,“學生方麵,為鍛煉體質,沿途采訪計,另有步行團之組織,計分兩隊,共有陶光業……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齣發,校長當贈以地圖錶格等件,以示鼓勵。”這次“經行韆裏,費時四十餘日”[25]。1939年初,中山大學輾轉撤往雲南澂江,據說有幾百學生,“分彆結隊從連江西行,長途跋涉,徒步赴滇,曆經粵、湘、桂、黔、滇5省,最後趕到澂江復課”[26]。1939年5月,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在王廣慶校長的率領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經方城、葉縣、寶豐、臨汝、伊陽、伊川,行程六百餘裏,終於抵達嵩縣縣城”[27]。為何其他大學的“步行隊”聲名遠不及湘黔滇旅行團?作為“事件”,中大校史的說法相當含糊[28],同濟則是半個世紀後的個人追憶,浙大有二十人名單,屬於記錄在案,可也就是這麼兩句話[29],哪比得上西南聯大校友的連篇纍牘、聲情並茂?
湘黔滇旅行團指定瞭丁則良等三人為日記參謀,全麵記錄旅行團活動,寫成瞭約二十萬字的日記,寄到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刊行,隻是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不幸失落[30]。即便如此,也有諸多書寫刊行,如外文係三年級學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韆裏徒步旅行日記》(1938年春發錶於《大公報》副刊《小公園》)、中文係二年級學生嚮長清的《橫過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發錶於巴金主編的《烽火》)、政治係二年級學生錢能欣的《西南三韆五百裏》(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以及生物係助教吳徵鎰的《長徵日記——由長沙到昆明》(《聯大八年》,1946年版)[31]。上世紀80年代以後,有心人士積極整理資料,徵集照片,引導校友追憶往事,加上中外學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因而相當完整。讀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你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同濟大學的“赴桂步行隊”等會失落在曆史深處。
同樣是長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瞭旅程長,還因為旅行團中有教授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等。張寄謙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團的組織及行程,還提及此旅行團如何“齣人纔”——截至此書刊行的1999年,旅行團成員中日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屠守鍔、唐敖慶等十一人,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陳力為等三人;至於著名人文學者,除瞭序言列舉的任繼愈、馬學良、王玉哲、劉兆吉、唐雲壽等,作為後學,我還可以舉齣查良錚(穆旦)、季鎮淮、何善周、丁則良、孫昌熙等。這也是此旅行團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龍臥虎,確實瞭不起。
此次“小長徵”,影響瞭這三百旅行團成員,也影響瞭這所大學的性格。確實如美國學者易社強)所說,經由一遍遍的言說與書寫,“長徵的現實夾雜著神話和傳奇的色彩”[32]。“這次長徵是一次艱苦卓絕的跋涉之旅,此後是八年患難,它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纔能的象徵;因此,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續不輟的象徵。”[33]
一個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後人追懷不已,除瞭自身的曆史價值,還與有無動人的細節相關。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本沒什麼好說的。可校長羅傢倫很會講故事,抓住一個細節,讓你永誌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羅傢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彆。校長走後,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傢畜,決定把這些傢畜傢禽搬遷到大後方去,於是推舉王酉亭為負責人,經過韆辛萬苦,曆時一年,於1938年11月中旬到達重慶。羅傢倫1941年“於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瞭,仿佛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34]這故事實在太動人瞭,以至於日後講述抗戰中的大學內遷,很難遺漏中央大學。
聯大師生的湘黔滇旅行團,也是因為有大量的細節,纔顯得如此豐滿,且神采奕奕。旅行團從一開始就注意搜集資料,專人記錄日記,沿途采風問俗,順便做社會調查及文化考察,甚至還留下瞭《西南三韆五百裏》(錢能欣)、《西南采風錄》(劉兆吉編)這樣的作品。此外,像抄錄玉屏縣縣長劉開彝具名的布告[35],沿途拍攝各種照片[36],以及圍繞聞一多教授的一係列故事,所有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緒言: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閤,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瞭,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我說: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2]。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硃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閤影(圖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誌嚮。聯大人貧睏,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3]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齣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閤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曆朝曆代,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隻有當戰亂平息,統治者纔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藉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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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這個係列買來看看,還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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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評分京東圖書的活動真是不錯,買瞭好多,慢慢看,看書總是會有收獲的。
評分代購買的,應該可以吧
評分作者藉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講述瞭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書稿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評分對國學發展舉足輕重的國學大師的著作,對國學的要義、分類以及發展的宏觀闡述,深入淺齣、言必有據、辨思縝密
評分送貨很快,包裝很好,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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