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出版从业者,编辑学研究者,对当代文化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他如何带领团队高调参与《邓小平时代》空前的版权竞争,并推动其顺利出版,使这本时代大书轰动一时、得奖无数、产生了不可比拟的社会影响?
他如何打动散文大师王鼎钧先生,获得其系列作品版权,并让这位被严重忽视的作家得到应有的文坛地位,也让鼎公感念这份“雕虫化龙”的“引渡”之功?
他如何与杨绛、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名流大家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他如何发扬盗火传统,坚守人文精神,注重思想启蒙,秉持不官不商,激荡时代潮流?
三联原总编辑李昕先生,2013年度致敬出版人,浓缩三十多年从业经验,结合大量精彩案例,为读者揭开出版的神秘面纱,讲述那些我们喜爱的书的创生过程,以及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书中的种种,是当代出版的缩影,也是当代文化的缩影。
内容简介
这是出版人的五堂课,爱书者的启示录。全书以讲座形式,讨论编辑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和能力。
出版的理想理念,编辑的书事书情,做书的感觉感悟,尽在作者现身说法中,给人以启发和灵感。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量精彩、鲜活的案例,讲述编辑的思路和策略、经验和教训。通过《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与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作者成功合作的故事,让你了解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从而得窥出版的真义。
作者简介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早年曾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和编辑学研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有一系列文学研究和编辑学论文以及文学创作散见于报刊,曾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和多家出版机构举办编辑学讲座,深受好评。
目录
001 序言:一言难尽说编辑 蔡长虹
007 自序:我的编辑缘
001 第一讲:激情与悟性
“编辑的素质和修养”讲座
059 第二讲:策划先行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一
127 第三讲:功在案头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二
173 第四讲:以文会友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三
223 第五讲:创新与增值
“编辑的能力”讲座之四
275 附录
275 三联的文化和传统
314 滞胀: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境
327 后记
前言/序言
自序:我的编辑缘
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相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其他5人都如愿以偿地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我没去报到,想找领导“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见总编辑屠岸先生独坐一桌埋头吃饭,就凑过去。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告诉他,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武大毕业时,中文系教授陆耀东老师知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里耳提面命,说那可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会被踢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云云,言犹在耳。我说我知道自己未必胜任编辑工作,但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为了做编辑。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两三年时间,让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尝试失败,我会无怨无悔地做政工干部。屠岸先生听了,看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于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而且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蒋路、许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于是暗下决心,向老编请教,从头学起。我在理论组,联系的都是文艺理论家,我记得自己编辑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继而又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等,同时与大批的作家、评论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很多人与我的联系保持了30年,例如王蒙、刘再复、李敖、冯骥才、杨义、阎纲、吴泰昌、杨春时、郭枫、白烨等,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老编辑告诉我,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主编唐弢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内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在屠岸先生主持的青年编辑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做法,屠岸当场表示,“李昕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的业务发展果然一路顺风,一年后我开始负责理论组的工作,三年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这段时间我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己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这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1986年,担任清华大学外语教授的父亲通过美国友人为我联系好去美国留学,可以边当助教边读研,条件很优越;二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产商要在北京开公司,建议我“下海”当老总。两次我都婉拒了,原因在于,我认为当编辑适合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陈早春找我说,“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面的锻炼机会,来做这个副社长主管发行吧。”我说,“我不能脱离编辑岗位。”他说,“那我叫你兼管一个编辑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以编辑为主业。”这样我就放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1996年,经友人介绍和推荐,我被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前后8年,先做副总编辑,继而做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我把这比作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非充满活力且技巧娴熟无以自保。由于很快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书业作为非基本生活必需之行业,受到重创,许多出版社难以为继。那时最担心的不是出版社能不能完成赢利指标,而是能否维持出版社生存,能否保留住一支基本的专业队伍。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别无他法。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所以那几年,精神压力之大,难与外人言。记不清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总算是最后渡过难关,同时留下了一批好书。这里特别要感谢三联前辈蓝真、萧滋等老先生给予我的教诲,我从他们身上时时感受到出版人的信仰和激情,深刻理解了编辑应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从而树立了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派赴香港工作是轮换制度,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临别时香港方面的领导找我谈话,问,“你一定要回北京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留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设在深圳的公司?”北京这边,也有不止一家出版社欢迎我去做社长或总编(这样的事情以后几年在我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编时又发生过两次)。但我一心向往北京三联,以为这是理想归宿,所以其他机构一概不考虑。实话说,若是换一种选择,要么收入高些,要么职级高些,总之都更为实惠。这些我并不在意,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做书的好平台,哪里能让我编好书我就在哪里。我在北京三联工作了9年,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1000多本,加上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锐,受到社会好评。其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无憾。
我于2014年7月11日从三联的总编辑的岗位上卸任。我在退休感言里说:
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其一,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这样的时代过去不曾有,而今后也未必可以持续。其二,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从一开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受到优良传统的滋养,此后调换两个单位(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都处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平台和岗位使我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锻炼,给我创造了别人未曾拥有的机会,为我提供了别人难以掌握的资源,使我这样一个原本平庸的中品之才,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绩。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我应该感谢自己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人生道路的选择,同时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知道我为此放弃了什么,却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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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看了几页,不错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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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赞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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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入好久了,这次的活动真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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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职。同年年底,南开大学文学院聘我为客座教授,邀我为该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研究生讲课。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诚惶诚恐地讲了一个题目:《创新与增值----关于图书的出版策划》,没想到听众反应尚好,这给了我一些自信。从那以后的十来年中,我不仅每年都到南开去授课,而且还被国内多所大学、多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邀请,先后讲过十来个题目,五十来场。起初,这些讲座的内容只有提纲,没有文稿,后来一些学校和出版单位给我提供了讲座的录音和录音整理稿,于是也便为我留下了文字记录。早几年,便不断有人劝我,尽快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但是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年7月,我从三联书店退休,时间充裕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这本书稿。我从杂乱的讲座稿中,抽出了内容彼此连贯、首尾呼应的五讲,试图较为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我对于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认识。虽然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高校课程的讲义,但是它并不是一本理论性的著作。 对于传播学、编辑学都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也并不善于对当下出版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从而把自己的思考上升到学术层面。在讲座中,我所能提供的,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实战性的工作经验。我结合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试图通过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得失,现身说法,阐释自己的一些出版理念,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有文化理想,又要有经营策略;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担当;在当前商业化大潮中,要不忘出版的事业性本质,坚守底线,保持出版品质、品格和品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有这些,大家一看便知,止于理念而已,完全不具备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过,在我看来,做出版当编辑其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念问题。理念正确,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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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完前言,挺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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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理想理念,编辑的书事书情,做书的感觉感悟,尽在作者现身说法中,给人以启发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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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辑、出版的散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