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全面系统阐释了马克斯·韦伯关于“经济社会学”这一概念的界定、设想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并对它在韦伯社会学思想中的地位、沿革做出了详实的分析。该书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其经济社会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专业领域是经济社会学。
目录
图表目录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言
第1章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2章 韦伯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第3章 经济与政治
第4章 经济与法律
第5章 经济与宗教
第6章 结语: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附录 韦伯经济学思想的演变
注释
索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令我十分愉快又备感荣幸的是,我的关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被译成了中文,而且,承担翻译工作的何蓉本人也在从事韦伯研究。我高兴地发现,在中国,人们有兴趣去阅读韦伯的作品。在这个以其富有活力的经济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国度里,人们阅读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动力学的学者之一的作品,这一事实必定会产生有趣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英文版出版于1998年,当时我希望藉由这本书复兴对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兴趣。此后的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二手文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情况正是如此。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篇序言余下的部分中,我将表明,在我看来,应当沿着怎样的方向去研究韦伯的经济社会学。
一般认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包括我在内)基本上是以一种零打碎敲的方式阅读韦伯,他们试图找出某个概念或思想,然后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这种方式的推进当然有其优势,但是,它使包括经济社会学在内的韦伯的某些最可珍贵的社会学贡献陷于无人问津的地步。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存在着明确的理论统一性,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但至今很少受到关注,下文我将就其理论统一性进行论述。
那么,在研究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时,如何超越那种零打碎敲的方式呢?我的答案如下:一种方式是,从著名的《经济与社会》第1章中提取韦伯的解释社会学(verstehede Soziologie)的模型,然后将它应用于经济现象之中,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通过这种程序,我们才能够由韦伯的作品提炼出某些至今还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洞见。
粗略地说,所谓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的模型,就是他在《经济与社会》第1章第1段及其展开部分就这一题目所作的论述,其中包含着韦伯的理论社会学的思想。社会学可以被定义成对社会行动的理解研究,以便形成对行动的过程及结果的因果性叙述,同样地,经济社会学可以被定义成对于社会经济行动的解释性研究,以便形成对其过程与结果的因果性叙述。关于这一点,可以将《经济与社会》第1章第1段中著名的社会学的定义进行如下的改写: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经济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从而对经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经济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与经济有关的行动赋予主观意义——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经济行动是“社会的”,则是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Weber 1978:1)
在第1章第1段提出了他的社会学的定义之后,韦伯大约用了二十页左右的篇幅,仔细检点了社会学的所有关键因素,并加以详细解说和分析。类似地,我们也应当试着解析附加在解释的经济社会学之上的因素。按照韦伯的看法,这应当包括四个步骤:
首先以解释性理解的视角去接近正在发生的事情(此即步骤一);然后转向要考虑的经济(社会)行动(此即步骤二);提出有关的因果性解释(此即步骤三);藉此提出能够说明社会行动的影响及其意料之外的后果的论述(步骤四)。
韦伯模型的步骤一是必须进行解释性理解,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学家在接近其研究对象时,必须是想要理解经济行动者赋予自己的行动的意义。当伐木者一次次地挥动斧头砍木头时(姑且使用韦伯举出的著名例子),既有可能是为工资的劳作,也可能是为家中燃火之用,或者仅仅是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而已——而究竟是哪一个,则依其主观维度而定。
韦伯大概总结了三种不同方式,以便可靠地确定行动者的意义。首先,可以试图决定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经验含义。然后再提出其通常的意义。最后是“理想型”或确定的假说性的意义(Weber1978:4)。在研究的初期,使用关于理性行动的理想型会很有帮助,因为它将揭示出对理性行动存在的偏离(Weber 1978:11)。
经济—社会学分析的第二步,重点转向社会行动的因素。在韦伯看来,“行动”是由包含着意义的行为组成的;而“社会”意味着这一行动指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由于行为在行动者赋予其意义时成为行动,我们必须再次转向意义的问题。现在,重点不在于经济社会学家进入了经济行动者的大脑中,而首先是经济行动者如何赋予其行为以意义。这一过程既是微妙的,又是难以理论化和难以进行经验调查的。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重点是,韦伯使用的“意义”,不仅仅指涉个体的意义或行动者赋予其行为的特殊意义,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意义系统,即韦伯所说的意义联合体(meaning complex/Sinnzusam—menhang)。典型的意义联合体就是韦伯在后期作品中讨论的所谓世界宗教,例如印度教或佛教。
按照第1章的说法,行动之所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还应为它是“社会的”。韦伯所谓的“社会的”,指的是“指向他人的行为”或某人如何“将他人的行为考虑在内”。
在关于韦伯的二手文献中,“指向”(orientation)甚少获得关注,而它比看上去要复杂。例如,很难从心理本质方面来把握行动者如何指向他人。经济行动者在做其他事情时想到某个竞争者,这可以确定其行动是指向那个人的吗?我会说“是”,然后补充说,这是某个特定的竞争者,或平均意义上的竞争者,或理想型的竞争者——他们彼此各不相同。
韦伯式解释的第三个步骤必须解决因果关系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往往是在某人行动时,而非已经完成了他要完成的事情时就要考虑的。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往往并不是行动者所想要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韦伯所谓行动的“意义妥当性”。而解释还必须是“因果妥当的”(Weber 1978:5—6,10)。
本文不是讨论“因果妥当”和“意义妥当”这两个如此复杂的概念的合适地方,因此,我只提出自己的评论,即韦伯试图发展出将意义考虑在内的因果性的理论,而不同于当今社会学中所使用的因果性的概念。
接下来讨论步骤四,即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的问题。韦伯首先明确区分了意图中的效果和次级效果。完成价值理性行动的行动者不考虑成功的可能性,而工具理性的行动者通常会考虑次级后果,因为这些后果会作为手段而起作用,以达成行动者希望完成的目标(Weber 1978:12—13)。
行动会产生真正的意料之外的后果,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就已经意识到的。资本主义的吊诡的结果使曼德维尔会心微笑,而亚当·斯密向读者们保证,自利行动最终将为全人类创造财富。韦伯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宗教社会学,也有不少意料之外的后果的例子:忏悔一桩罪恶,将增加犯另一桩罪的可能性(天主教);试图遵循上帝的教诲来生活,最后却损害了宗教,而放纵了现代资本主义(禁欲的新教)等等。
我应当就此打住了。希望我已经向读者们表明,有另外一种方式,即可以命名为解释的经济社会学的方式,能够增进我们当前对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的认识。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增进我们对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的了解——希望这是中国的韦伯研究者将开拓的道路。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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