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u Nationality Identification]](https://pic.qciss.net/11775713/561cd326N728b6889.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首先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回顾，讨论了近年来“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和近年的相关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摘引了一些发表于50年代的对“民族识别”工作的总结，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应用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献考察、族名的历史演变、外国访问者的日记描述、历史档案记载、口述调查笔录，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说”，各村的村史和家谱，干部和民众对成立土族自治县的讨论等等。内容生动朴实，是难得的实地调查访谈材料。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语言、通婚、族源等），都向我们展示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他的调查材料表明，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访谈中有的学者指出：“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少数民族吃香时，就改为少数民族；到了汉族政权控制时，又变为汉族，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作者简介
祁进玉，青海互助人，土族。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系主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学会理事；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2010.6-9）、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2.7-2013.7）、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海外研究学者（2014.12-2015.2）。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年入选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性与文化研究，宗教、生态与教育人类学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专著《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2008）获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编著《文化研究导论》（2013）、主编论文集7部。主持国家软科学和国家社科基金各l项，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
目录
序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族群民族主义”及其滥觞
三、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
四、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的历史背景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的理论建构
三、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四、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
第三章 中国土族之形成及其演变
一、土族族源考：“源”与“流”之争
二、霍尔与土族
三、吐符浑与羌：同化抑或互融
四、吐谷浑与土族：源流之争的延续
五、土族名称的历史演变
六、土族的政治制度
第四章 土族族源研究：基于文本与口述史
一、作为他者的土族民族志
二、认同与建构：土族族源的他者叙事
三、族谱、村史与民族史
四、历史记忆与族群迁徙史
第五章 从土人到土族：土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
一、族群分布与地域差异
二、从名到实：土族的民族识别与自治
三、名从主人：从“土人”到土族
第六章 从多源到多元：土族的信仰与宗教
一、祖先崇拜和自然神信仰
二、喇嘛教——土族地区的寺与僧
三、民间道教多神信仰
四、“家神”信仰与“猫鬼神”禁忌
五、巫师与阴阳师
六、灶爷和财神信仰
七、民间信仰的萨满教遗俗——“孛”
八、文化与宗教的多元认同
第七章 语言接触与文化涵化：河湟流域的民族融和
第八章 从多元到-体：现代土族的文化与政治重构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其理论奠基工程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在进行了，“民族识别”这一过程本身不仅仅受到前苏联民族理论以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影响。从19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霍斯到克拉克与巴斯顿等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j分法，然后到20世纪初期的戴维斯分类法，实际上依稀可见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分类”的学术话语以及无处不在的学术影响。从上述的分析清晰可见，从20世纪初期以来，前苏联与英法等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及其分类方法对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力。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场关于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宏大叙事与民族分类学知识谱系的科学普及过程，同时也对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们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种影响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丁文江、李济、林惠祥、凌纯生、芮逸夫、马长寿等前辈学者的表述中一窥端倪。美国学者墨磊宁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对于20世纪之初到了云南的戴维斯所创的“戴维斯分类法”及其学术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讨论。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论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引起争议，它的内部形成是如何复杂，使得它成形并保持地位的商业或学术网络多么庞大，这些都不重要，只有此项工程的投入和产出是重要的。”康·阿尔玛兹（AlmazKhan，1996）指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揭示和反驳，称其是“非科学的”是不够的，这样做只能限制了可以提出问题的范围。墨磊宁（ThomasMullaney，2004）则通过对1954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实地调研，旨在“对此项工程在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学者称之为'黑匣子'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进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规模和其影响上说来是巨大的，然而其基础和执行却是薄弱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里程碑，它影响了后来所有有关中国民族学知识的模式，其所形成的“棱镜”不可避免地反射出我们后来对中国民族组成的理解。然而同时，因为这个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它的薄弱性远远没有为公众所认识。同时，墨磊宁也分析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分类方法，主要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的。其结果是，共和国时期研究者所发展的分类结构上有着明显的20世纪30~40年代时期研究的烙印。然而，尽管有这种民国时期的血脉传承，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J_作没有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现在来看，无论是20世纪早期克拉克、巴斯顿及戴维斯等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及其民族分类法，还足芮逸夫对中国民族的62种分类法，或者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其实质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于一些人类共同体的划分、确认、分类及其识别，就这件工作本身而言，就是一件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高度概括与提炼各个人群共同体的特点，从而得出其所属与归属的结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生成”与“知识建构”的知识生产过程，其最终产品便是那些被分类、识别了的自在的民族共同体。这个被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文化产品或事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这种知识生产过程是否存有遗憾或瑕疵，并评价其效果。直到今天，对于民族识别的实践考验仍在继续进行，同时，组成人群共同体的自身或外部力量继续推动有关“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知识建构和知识生产的文化再生产运动。土族的民族识别与土族现代民族意识及其凝聚力的形成，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上述有关“知识生产”的讨论。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封面设计庄重，书名《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预示着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拿到这本书，我首先被其扎实的学术底蕴所吸引。作者在序言中便清晰地阐述了研究的动因、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土族民族史和认同形成过程的深切关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研究初期所做的细致的文献梳理，以及对不同历史时期官方民族政策、学术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审视。这为后续的实地调研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中关于“民族识别”这一概念的探讨，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静态的标签，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动态发展中，考察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社会变迁和文化互动。作者并没有回避民族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和复杂性，而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尝试去理解不同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阅读过程中，我被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所折服，他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还融合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力图呈现一个立体、多元的土族民族认同图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为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也让我对“民族”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这本书，让我对“民族”的理解，从一种固定的、静止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流动的、动态的、协商的过程。作者通过对土族民族识别历史的深入考察，揭示了民族身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历史互动、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的。书中关于“认同重构”的分析，尤其发人深省。作者并没有将认同视为一种单向的被接受，而是强调了土族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他们如何选择性地继承、改造和创造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在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中，重新定义和表达自己的身份，这一切都充满了复杂性和策略性。这种对民族主体性的强调，让我更加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在历史中的自主选择和文化创造。作者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土族历史的梳理，更是一种对我们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深刻启示。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对历史认知方式的挑战。作者在探讨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进程时，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引入，并赋予了其独特的意义。他并没有将历史记忆简单地理解为对过去事实的客观复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建构的产物，受到当下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书中通过对土族人口流迁、社会组织变迁、宗教信仰演变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等多个维度，生动地展现了土族人民如何在其集体记忆中筛选、重塑和传承着自己的历史。这种对记忆的“选择性”和“建构性”的强调，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历史叙述，其中是否也隐藏着类似的建构过程。作者对于“认同重构”的分析更是鞭辟入里。他指出，民族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协商、被挑战、被重塑。土族作为一个经历了多次迁徙、融合和政策调整的民族，其认同的形成必然是复杂而动态的。书中通过对不同时期土族精英的言论、民间故事的流传、以及与国家民族政策的互动，揭示了土族认同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变迁轨迹。这种对认同动态性的深刻洞察，让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如何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有了新的思考。
评分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不小，但阅读过程却意外地引人入胜。作者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和人类学理论融入到对土族民族史的叙述中。我尤其喜欢书中穿插的那些鲜活的个案研究和人物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得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的生活片段，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奋斗与挣扎。例如，书中对某个土族老人的口述历史的记录，那质朴的语言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沧桑感，让我深受感动。作者并没有将这些故事简单地作为例证，而是通过细致的分析，将其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框架相结合，展现了微观个体经历与宏观历史叙事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体”的结合，使得整本书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情感的温度，读起来既有启发性，又充满感染力。
评分本书的价值，在我看来，不仅在于其对土族民族历史的梳理和分析，更在于其提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作者将历史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将宏观的历史变迁与微观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少数民族身份构建的范例。书中对于“民族识别”这一概念的深入剖析，让我认识到，这一过程远非简单的科学分类，而是充满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维度的考量。作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细致解读和对民间叙事的敏锐捕捉，揭示了在民族识别的背后，国家权力、精英话语以及民间认同之间的复杂互动。这种对民族身份“被建构”和“主动建构”双重性的关注，也促使我重新审视我们对许多民族群体的固有认知。
评分《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理解“民族”作为一个社会建构概念的复杂性。作者没有将土族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互动之中来考察。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土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特征，更是他们如何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中，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以及在自身的历史记忆的驱动下，不断地塑造和重塑自己的身份。书中关于“民族识别”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分类，更是一个充满政治、经济和文化考量的过程。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和案例分析，揭示了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精英话语以及民间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或赞扬，而是力求客观地呈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对土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对民族身份“流动性”和“建构性”的深刻认识，也促使我反思，我们对其他民族的认知，是否也受到类似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评分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并提供一个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的视角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作者在探讨土族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事件进行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他对“历史记忆”的解读，更是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如何在人们的心中被选择、被加工、被传承，并最终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书中对“认同重构”的分析，则进一步揭示了民族身份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标签，而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被协商、被挑战、被重塑的过程。这种对民族身份的理解，使得我们可以更加开放和包容地看待多元文化的存在，也让我们对如何在当下社会中处理民族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艰辛历程和不屈精神。
评分当我翻开《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这本书时，我抱着一种对土族这个民族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态。熟悉，是因为在各种官方叙述和历史文献中，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陌生，是因为对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我知之甚少。这本书，恰恰填补了我认知上的空白。作者的叙事风格，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人文的关怀。他并没有将土族仅仅视为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笔触，展现了土族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坚持与创造。书中关于土族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习俗、以及民间歌谣的研究，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我仿佛置身于土族的土地上，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人类学理论与具体的民族实践相结合，对“民族识别”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政策描述，而是深入到民族识别背后的权力运作、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他引导读者去思考，那些被赋予的“民族”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他塑的。这种对民族身份构建过程的批判性反思，让我对“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了更宏观、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让我眼前一亮。作者巧妙地将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优势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框架。历史学提供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文献支撑，而人类学则带来了微观的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使得研究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实践的温度。书中关于土族人口的迁徙路径、聚居区域的变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族群关系的演变，都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得以呈现。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更进一步，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采访了大量的土族老人、长者，收集了他们口述的历史，捕捉他们对自身历史和身份的认知。这种“历史文献”与“口述历史”的结合，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土族民间故事和传说中承载的历史记忆的分析感到惊叹。作者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解读，挖掘出隐藏在其中的民族情感、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展现了土族人民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维系和传承自己的文化。这种对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关注，让我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评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我看来是巨大的。作者在研究土族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实际上触及了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国家认同构建以及文化多样性等一系列重大议题。通过对土族个案的深入研究，作者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上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切入点。书中对于不同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分析，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土族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实践和自我认同，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国家政策视为单向的灌输，而是关注了政策与民间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民间如何在政策框架下进行协商和适应。这种对历史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的关注，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此外，本书对于“历史记忆”的探讨，也具有普遍意义。它提醒我们，历史的叙述不仅仅是事实的堆砌，更是意义的建构。不同群体如何选择性地记忆和重述自己的历史，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当下认同和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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