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記憶與認同重構 土族民族識彆的曆史人類學研究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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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曆史記憶與認同重構 土族民族識彆的曆史人類學研究》中首先對“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演變曆史進行瞭迴顧，討論瞭近年來“族群民族主義”的影響，對於中國民族問題的中外研究文獻進行瞭梳理，也對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彆”工作的過程和近年的相關齣版物進行瞭係統的介紹。其中摘引瞭一些發錶於50年代的對“民族識彆”工作的總結，生動地展示瞭當時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義在具體實際工作中是如何應用的。《曆史記憶與認同重構 土族民族識彆的曆史人類學研究》的主體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獻考察、族名的曆史演變、外國訪問者的日記描述、曆史檔案記載、口述調查筆錄，以及民間流傳的各種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說”，各村的村史和傢譜，乾部和民眾對成立土族自治縣的討論等等。內容生動樸實，是難得的實地調查訪談材料。在當地調查中發現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際通婚現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體之間的明顯差異（語言、通婚、族源等），都嚮我們展示齣我國各民族之間在血緣和文化方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關係。他的調查材料錶明，各地群體的認同意識，也是隨著社會條件形勢的變化而調整的。在訪談中有的學者指齣：“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漢族，後來少數民族吃香時，就改為少數民族；到瞭漢族政權控製時，又變為漢族，這種情況也是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作者簡介

　　祁進玉，青海互助人，土族。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民族學係主任、東北亞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民族學會理事；韓國慶南大學極東問題研究所訪問學者（2010.6-9）、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12.7-2013.7）、韓國東北亞曆史財團海外研究學者（2014.12-2015.2）。2011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2013年入選國傢民委“中青年英纔”支持計劃。
　　主要研究領域為族群性與文化研究，宗教、生態與教育人類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宗教學研究》等國內外核心期刊發錶學術論文七十餘篇；專著《群體身份與多元認同——基於三個土族社區的人類學對比研究》（2008）獲第十一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和國傢民委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編著《文化研究導論》（2013）、主編論文集7部。主持國傢軟科學和國傢社科基金各l項，省部級科研課題6項；參與省部級科研項目4項。

目錄

序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緣起
二、“族群民族主義”及其濫觴
三、中國少數民族的族群認同與族群性研究
四、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中國的民族識彆及其反思
一、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和民族識彆的曆史背景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民族識彆的理論建構
三、民族識彆工作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四、中國的民族識彆及其反思

第三章 中國土族之形成及其演變
一、土族族源考：“源”與“流”之爭
二、霍爾與土族
三、吐符渾與羌：同化抑或互融
四、吐榖渾與土族：源流之爭的延續
五、土族名稱的曆史演變
六、土族的政治製度

第四章 土族族源研究：基於文本與口述史
一、作為他者的土族民族誌
二、認同與建構：土族族源的他者敘事
三、族譜、村史與民族史
四、曆史記憶與族群遷徙史

第五章 從土人到土族：土族民族區域自治的曆程
一、族群分布與地域差異
二、從名到實：土族的民族識彆與自治
三、名從主人：從“土人”到土族

第六章 從多源到多元：土族的信仰與宗教
一、祖先崇拜和自然神信仰
二、喇嘛教——土族地區的寺與僧
三、民間道教多神信仰
四、“傢神”信仰與“貓鬼神”禁忌
五、巫師與陰陽師
六、竈爺和財神信仰
七、民間信仰的薩滿教遺俗——“孛”
八、文化與宗教的多元認同

第七章 語言接觸與文化涵化：河湟流域的民族融和
第八章 從多元到-體：現代土族的文化與政治重構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曆史記憶與認同重構 土族民族識彆的曆史人類學研究》：
　　我們不難發現，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民族識彆工作，其理論奠基工程其實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已經在進行瞭，“民族識彆”這一過程本身不僅僅受到前蘇聯民族理論以及斯大林的民族定義的影響。從19世紀末的亞曆山大·霍斯到剋拉剋與巴斯頓等人對中國西南民族的j分法，然後到20世紀初期的戴維斯分類法，實際上依稀可見西方學者關於“民族分類”的學術話語以及無處不在的學術影響。從上述的分析清晰可見，從20世紀初期以來，前蘇聯與英法等國學者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及其分類方法對於新中國的民族識彆工作産生瞭重要而深刻的學術影響力。這一過程本身，也是一場關於知識生産與知識建構的宏大敘事與民族分類學知識譜係的科學普及過程，同時也對中國本土的知識精英們産生瞭極大的學術影響，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種影響的有效性，我們可以從丁文江、李濟、林惠祥、淩純生、芮逸夫、馬長壽等前輩學者的錶述中一窺端倪。美國學者墨磊寜在其新近齣版的著作中對於20世紀之初到瞭雲南的戴維斯所創的“戴維斯分類法”及其學術影響進行瞭深入分析和細緻的討論。
　　關於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民族識彆，“不論它在曆史上是如何引起爭議，它的內部形成是如何復雜，使得它成形並保持地位的商業或學術網絡多麼龐大，這些都不重要，隻有此項工程的投入和産齣是重要的。”康·阿爾瑪茲（AlmazKhan，1996）指齣，對中國的民族識彆工作進行揭示和反駁，稱其是“非科學的”是不夠的，這樣做隻能限製瞭可以提齣問題的範圍。墨磊寜（ThomasMullaney，2004）則通過對1954年民族識彆工作的實地調研，旨在“對此項工程在成為科學社會學的學者稱之為'黑匣子'之前的那個曆史時刻進行研究”。他認為，中國的民族識彆工作從規模和其影響上說來是巨大的，然而其基礎和執行卻是薄弱的。這個工作是一個裏程碑，它影響瞭後來所有有關中國民族學知識的模式，其所形成的“棱鏡”不可避免地反射齣我們後來對中國民族組成的理解。然而同時，因為這個工程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局限性，它的薄弱性遠遠沒有為公眾所認識。同時，墨磊寜也分析指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民族分類方法，主要是以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從民國時期繼承而來的。其結果是，共和國時期研究者所發展的分類結構上有著明顯的20世紀30~40年代時期研究的烙印。然而，盡管有這種民國時期的血脈傳承，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彆J_作沒有中央集中領導下的新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
　　從現在來看，無論是20世紀早期剋拉剋、巴斯頓及戴維斯等人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調查及其民族分類法，還足芮逸夫對中國民族的62種分類法，或者20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的民族識彆工作，其實質都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於一些人類共同體的劃分、確認、分類及其識彆，就這件工作本身而言，就是一件通過實地調查與研究分析，在此基礎上高度概括與提煉各個人群共同體的特點，從而得齣其所屬與歸屬的結論，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知識生成”與“知識建構”的知識生産過程，其最終産品便是那些被分類、識彆瞭的自在的民族共同體。這個被知識生産與知識建構的文化産品或事件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最終必須要經過實踐的檢驗纔能證明這種知識生産過程是否存有遺憾或瑕疵，並評價其效果。直到今天，對於民族識彆的實踐考驗仍在繼續進行，同時，組成人群共同體的自身或外部力量繼續推動有關“民族共同體”的一係列知識建構和知識生産的文化再生産運動。土族的民族識彆與土族現代民族意識及其凝聚力的形成，本身就很好地說明上述有關“知識生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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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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