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成就和光荣
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
内容简介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书中介绍了河南博物院17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展示了河南古代历史最为辉煌的文化艺术及科技成就，再现了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文化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每件藏品都有自己的性格气质，或豪迈奔放，或温婉恬静，或锋芒毕露，或内敛守拙，这些特质每件藏品自身尘封的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也正是通过一件件文物串联在一起，并更加鲜活生动。
作者简介
武玮，河南博物院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内页插图
目录
1.九千年的绝响——贾湖骨笛2 镇国神器——杜岭二号方鼎
3 战神的酒器——妇好鸮尊
4 西周第一角——父乙角
5 西周邦交礼节的见证——“匍”雁铜盉
6.组佩仪制显君威—— 七璜联珠组玉佩
7 黄国美玉远古风——青玉人首蛇（龙）身饰
8 命运曲折的灵动之作——莲鹤方壶
9 承载千年谜团的春秋水器——夔凤纹鉴
10 中国最美的青铜重器——云纹铜禁
11 华贵神秘的楚铜器——青铜神兽
12 承载千年之谜的食具——铸镶红铜龙纹方豆
13 唯一的汉代诸侯王墓壁画——四神云气壁画
14 汉代中原的高楼建筑——汉七层彩绘连阁陶楼
15 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汉袁安碑
16.一代女皇的投龙金简——武则天金简
17. 瓷器皇冠上的明珠——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精彩书摘
命运曲折的灵动之作——莲鹤方壶制造年代：春秋（前770?前476）
外形参数：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
出土时间：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菜园郑公大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一件莲鹤方壶。这两件莲鹤方壶原本是一对，它们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熟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尤其是顶端盛开的莲瓣之中挺立着的展翅欲飞的仙鹤，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
两器造型纹饰相同，唯尺寸少有差别。皆分盖、身两部分。
莲鹤方壶盖整体似一方形花冠，子口，折边周围装饰10组双层的镂空莲瓣，莲瓣围簇的中央是可独立分开的盖顶；盖顶为长方形素面的铜板，正中央站立一只仙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翅高展，引颈欲鸣，颇有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莲瓣下盖宽边四周装饰8个粗壮的蟠夔纹图案。
壶身整体呈椭方形，母口。口部素面宽带；长束颈和垂腹满饰交错盘绕微微突起的蟠螭纹，蟠螭身体用阴线勾勒出代表各部位的纹饰；颈部左右两侧各有一大冠回首、耸肩弯腰、翘臀卷尾、前立后蹲的龙形耳。龙身满布不规则的镂孔，龙前腿内套接一可活动的扁圆环。颈部前后两面的中间部位各装饰酷似龙形的扉棱，垂腹四隅各立一小兽。小兽双角弯曲外撇，角顶像盛开的四瓣小花。兽首侧扭，耸肩弯腰，翘臀卷尾，四肢弯曲，双翅与脊羽上扬，欲飘似飞，十分灵动。壶底近平，椭方形圈足，圈足四面各装饰两个对首的小兽，小兽的形象和垂腹四隅的小兽神态相似。圈足外撇并下折出宽边，宽边满饰细密的蟠虺纹。圈足下接承载壶身的两龙，龙首高昂，侧颈仰视，龙角曲折外撇，双耳后张，双唇外卷，长舌上勾，龙体耸肩翘臀，弯腰卷尾，四肢蹲卧，似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
莲鹤方壶被专家视为春秋时范铸青铜技术中分铸法的典型代表。龙形双耳、四隅小兽和两龙形扉棱皆是壶体铸成后再利用榫卯原理套接而成，而盖上莲瓣和器下双龙则是分别铸成后通过焊接技术达到连为一体的目的。
莲鹤方壶造型宏伟、形象生动、铸造精湛，特别是以写实的手法，将植物与动物装饰于壶体，使立鹤走兽静中有动，突破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以神秘、静态的威严怪兽做装饰的严肃、静止的格调，给人以清新俊逸的印象。盖上的莲鹤装饰更为以往所未见，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金属工艺的新风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革新精神。此壶被确定为春秋时期郑国宗庙祭器。
莲鹤方壶称得上是当之无愧驰名中外的国之瑰宝。
然而，这对令人叹为观止的莲鹤方壶，它们的发现、收藏和流传，却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
石破天惊，国宝重现
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了。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新郑这个都城被废弃了，昔日繁华的郑韩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变迁，曾经发生在郑国的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23年，石破天惊，世人的目光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郑市李家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8月，乡绅李锐家的菜园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李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家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挖井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大致一看有数十件之多。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宝物，李悦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防止他人获知消息的戒备之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他随便挑选了其中一件大型的铜鼎和两件中型的铜鼎卖给了许昌富人张延麟，获得八百余金。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锐挖井获宝，出售得了很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新郑县知事姚延锦的耳中。姚延锦来到李家查看情况，并阻止李锐继续挖井寻宝的行为，李锐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他马上出面阻止，同时对挖出的国宝进行收缴，他还命令副官陈宝昌和参谋王灿章共同监督剩余的发掘工作。
9月5日，井内又陆续出土铜鼎6件、铜洗1件、铜镈钟3件、铜甬钟17件、铜方壶4件（莲鹤方壶和龙耳方壶各2件）、铜浴缶1件、铜罍1件、铜圆壶2件、铜簋4件、铜簠4件、铜舟2件、铜匜1件、铜方盘1件（王子婴次炉）、铜圆盘1件、碎铜片540块。
9月7日，出土铜鬲3件。
9月9日，挖出铜兽形尊1件、铜匜
2件、铜舟2件、铜圆盘1件、小铜鼎1件、铜壶盖1件、铜镇墓兽1件、铜立鹤2件（莲鹤方壶盖顶）、碎铜片44块。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但面积扩展至10余丈，向下挖掘到3丈多后到达生土层，四周探寻，又得铜盘、兽首铜匜、夔耳铜舟、铜敦、铜甬钟、铜殳首、铜镦、铜车、扁铜铃、铜饰件、铜矛各1件，铜戈2件，铜环4件，碎铜片35块，陶壶1件，陶豆4件，贝货317枚，贝片7块，蚌锯1件，兽牙23颗，碎骨3块，玉玦5件，环纹玉器2件，玉片2片。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
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
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经再三确认已无文物遗留后，挖掘工作遂告结束。随后又以李锐卖鼎时的原价收回了许昌张延麟手中的3件铜鼎。至此已获得铜器89件，碎铜片635块。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文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省城开封，送到河南古物保存所，由所长何日章妥善保管。
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河南古物保存所郑重其事地接收了文物。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事后不久，靳云鹗在出土大量古器物的地点立“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一通，纪念此事。此碑现保存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中。
然而，碑文中记述李家菜园出土器物全部归公并不与事实相符合，李锐当初并没有把所有古物全部交给靳云鹗，而是藏匿并出售了一部分。后来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又探访过园主李锐，并寻得下颌骨1块、兽牙1颗和颅骨数块。到了1925年2月，河南督办胡景翼在开封城隍庙后街的王氏宅院又搜查到李家菜园出土的铜鼎4件，王家另藏匿了1件甬钟。直到1927年，王家因为此器诉诸公堂后，被河南省司法厅没收。何日章获知后，经过和司法厅极力交涉，最终将王家藏匿的甬钟收归古物所保管。此后，再未有李家菜园出土的古物收归。但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李家菜园出土器物的全部，因为从已知的春秋时期墓葬随葬器物组合特点来看，新郑李家菜园出土的古物仍存在失落民间的可能。
辗转流离，双壶分飞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山东的两位技师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以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4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为了保护国宝，防止日后日寇劫掠，经过当时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馆藏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装载68箱，其中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新郑、辉县以及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就达34箱。于11月24日由河南省政府委员凌孝芬、河南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赵惜时和雷荫堂带领保安队10余人从开封押运文物西行入郑，然后南下辗转3日抵达武汉，将文物暂存法租界内的福煦大将军街3号（今武汉沿江大道的蔡锷路）。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文物随后运入四川。河南博物馆和河南省政府几经商议，认为保存在武汉的文物还是运送到重庆更为安全。1938年9月，河南省政府委派胡石青、郭豫才、曲兴云等赶赴重庆寻找文物储存地点。在此国难关头之际，承蒙多方援助与协调，终于在11月7日，中央大学同意租借磁器口的校区作为储存河南文物的场所。11月28日，已经从汉口乘客轮出发52天的河南文物到达重庆。两日后运至磁器口中央大学校区保存，河南博物馆留张克明、裴明相留守看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随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保存在重庆的河南博物馆文物一直没有机会被运回河南。内战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在仓促撤离台湾之时仍不忘保存在重庆的中华国宝，包括部分新郑铜器在内的河南存渝文物38箱，共计文物5119件、图书1450册被运抵台湾。剩余文物则在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重庆军事管理委员会封存。
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指令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派赵全嘏同中央文化部代表唐兰、卢少忱前往重庆，接收保存在重庆的文物。其间文化部的代表挑选了河南存渝文物中的新郑、辉县两地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其中的一件莲鹤方壶就包括在内。调往北京的文物分别收藏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剩余包括另一件莲鹤方壶在内的文物则顺利运回河南省博物馆。40多年后，为了支持深圳的文化建设，河南省博物馆将已经面世80载的两件新郑李家菜园出土的铜器调往深圳博物馆。至此，1923年出土的新郑文物被分散保管于两岸四地的5个博物馆中。莲鹤方壶运回河南省博物馆后就被奉为镇馆之宝。
1977年1月，河南省博物馆鉴定组安金槐、郝本性等鉴定其为一级品。
1984年，河南省博物馆制作了莲鹤方壶纪念章。
1987年，为纪念河南省博物馆建馆60周年，发行用莲鹤方壶图案制作的纪念币。
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朱家溍、杜松、郝本性、孙会元等10余名专家鉴定，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一级甲）。
1993年8月至11月，作为《东方文明瑰宝展》展品，赴丹麦王国展出。此后，莲鹤方壶再未走出河南博物院的大门，成为国家严禁外出展览的国宝文物之一。
2006年，在河南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的多次协商努力之下，“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得以实现。4月28日，分离半个多世纪的这对姊妹终于并肩站在了家乡河南博物院的专设展厅之中，接受世人的凝视。然而，几个月后，这对姊妹不得不再次面对分散两地的命运安排。
巧夺天工，时代绝唱
壶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也是重要的青铜礼器，自商代早期就已有之，一直沿用至汉代或更晚，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莲鹤方壶就是东周时期的代表器物。
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样式，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的一只立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曾使无数观赏者为之倾倒。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郭沫若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前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
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
可以看出，郭沫若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对春秋时代青铜礼器总的风格与趋向的归纳。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则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开端。
扑朔迷离，墓主成谜
根据现有器物和前人著录的记载，新郑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
那么这座大墓的年代是什么时间？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郑国国君呢？
虽然李家菜园的郑公大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但由于当时大墓的挖掘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墓中出土器物上几乎没什么文字材料，青铜礼器几乎没有刻铸铭文，因此要确定大墓的年代和主人，有相当大的困难，因而墓中唯一有铭的王子婴次炉便成为考释墓主与年代的最为重要的参照。
青铜炉上铸有7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燎炉”。这些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唯一的文字资料。然而，这7个字的铭文却引来持续几十年的争论，至今尚未停息。
争论之一：器物究竟为何用？
此炉为何用，关键在于铭文第六字的释读，目前多数专家认为此字为“燎”，燎炉即今之火盆，是燎炭取暖的用具；但也有专家认为此字也很可能为“炒”，炒炉是用以煎熬之炉，则为炊具。
争论之二：器主与墓主身份？
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之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称之“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为“王子婴齐”。那么楚国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会出在新郑呢？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此器遗留在郑地。如果照此推测，那么新郑大墓就应当是葬于鲁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
针对王国维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主张“王子婴齐”应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的三五年间。墓中殉葬器物至迟亦当做于公元前675年。
此外还有人提出新郑大墓的年代应晚至战国时期。1965年郭宝钧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提出李家楼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认为还是王国维的说法较为正确。后来其他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王子婴次”应是楚令尹子重，新郑大墓最可能为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
不过，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郑成公在位期间，郑国之国势能否与新郑器群之宏大规模相称。郑成公在位的14年间，郑国内忧外患频繁。在这样极度混乱、国力极为衰弱的背景下，郑成公是否有实力以如此规模的青铜器入葬，实在可疑。而郑成公之后，郑僖公在位只有5年，而且是一个弱君，为子驷所杀，所以也不能与新郑器群之规模相称。
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前565?前530）即位，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对外两亲晋楚，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和财富，国力增强。从国势的角度来看，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郑国国力，才能与新郑器群的规模相匹配。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则新郑大墓的墓主当为郑简公，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
目前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一拿到《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我内心就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图录，更是一扇窗，透过它，我可以窥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辉煌璀璨。在翻阅的第一页，我就被那些沉睡了千年的器物深深吸引。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还在诉说着往昔的荣耀与沧桑。那些精致的纹饰，古朴的造型，每一处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更是历史的见证。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它们的主人是谁？它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变迁？它们又承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满足了我对未知的好奇心，也勾起了我对历史更深层次的探究欲望。那些在教科书中可能只是寥寥数语的记载，在这本书里，通过生动的图片和详实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触手可及。我仿佛能听到那些战鼓擂动的声音，能看到那些古代贵族生活的场景，甚至能感受到那种时代的脉搏。
评分作为一位对古代服饰和纺织品有着特殊情结的读者，《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虽然直接的衣物可能难以长久保存，但书中对那些与服饰相关的器物，如玉佩、发簪、带钩等的详细描绘，已经足以让我展开丰富的联想。这些精致的配饰，无疑是古代人们审美情趣和身份地位的体现。我努力想象着，在那些衣襟飘飘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将这些饰品巧妙地搭配在自己的服饰上，它们是如何随着身体的律动而闪耀，又是如何烘托出人物的整体气质。书中的文字，虽然不会直接描述布料的质地和缝纫的细节，但通过对这些配饰的介绍，我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对美的追求，以及在工艺技术上的不断进步。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推测出当时人们的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玉器有着深深痴迷的爱好者，这本书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我一直对那些温润如玉、精雕细琢的玉器情有独钟，它们仿佛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又凝聚了人类千年的雕琢技艺。当我在《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看到那些精美的玉器时，我的心跳不禁加速。从史前时期的原始玉器，到商周时期的礼器，再到汉代的工艺品，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代表性的作品。那些玉器上的纹饰，有的龙腾虎跃，有的凤舞九天，有的神人共舞，有的祥云缭绕，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神秘的色彩。我惊叹于古人的巧夺天工，他们如何能将一块朴实的玉石，雕琢出如此栩栩如生的形象？书中的文字，不仅仅是简单的介绍，更像是在讲述这些玉器背后的故事，它们的用途，它们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仿佛能看到那些贵族手中把玩着温润的玉器，感受着那种尊贵与典雅。
评分作为一个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充满好奇的读者，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虽然没有直接的“科技论文”，但从那些出土的器物中，我却能窥见古人智慧的闪光。那些精密的青铜器，展现了高超的冶炼和铸造技术；那些古老的农具，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进步；那些天文、历法相关的器物，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认知。书中的文字，虽然更多地是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器物，但我在其中读出了科技的脉络。我仿佛能看到古人在观察星象，在钻研农时，在改进工具，在创造器物时的那种专注与勤勉。这些看似古老的物件，却蕴含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
评分我一直认为，文字是历史最直接的载体，所以《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关于古代文字和文献的介绍，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那些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仿佛是从遥远的过去传递而来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读。我惊叹于甲骨文的象形特点，它们将自然界的万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而金文，则在庄重中透露着一种古朴的美感，它们记录了国家的兴衰，也传承了家族的荣耀。那些石刻文字，更是将历史的重量沉淀了下来，它们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智慧的结晶。书中的文字，不仅展示了这些文字的形态，更试图解读它们的意思，将那些沉寂的符号重新赋予生命。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先民们在占卜、记录、祭祀时，用笔在甲骨上划过，在青铜器上铭刻，在石壁上镌刻的情景。
评分这本书不仅让我看到了物质文明的璀璨，更让我体会到了精神世界的丰富。《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对于古代宗教、信仰和艺术的描绘，让我对中华文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些出土的雕塑、壁画、以及与祭祀相关的器物，都展现了古人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惊叹于那些古代雕塑的生动形象，它们无论是神祇还是动物，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那些壁画，更是将古代社会的场景、神话传说，以色彩斑斓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书中的文字，试图解读这些艺术品背后的宗教含义和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古人精神世界的投射。我仿佛能听到古代祭祀时的钟鼓齐鸣，看到人们虔诚地向神灵祈祷的情景。
评分《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阅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时光隧道，与无数位古人擦肩而过。那些器物，是他们留下的痕迹，是他们生活的故事，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与他们一同感受着历史的呼吸。这本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美的呈现，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厚重与多元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本“镇馆之宝”的图录，更是一部无声的历史书，一本引人入胜的文化百科。我从中获得的，是一种对祖先的敬意，一种对文明的自豪，以及一种对历史的深切热爱。这本书，真正地让我体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髓，虽然我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桌前，但我的思绪却早已飞越千年，与古人同游。
评分我是一位对古代青铜器情有独钟的读者，所以《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中的相关内容，无疑是我最期待的部分。从封面上的那件器物开始，我就被深深地迷住了。那流动的线条，那凝重的色彩，那浑然天成的纹饰，无一不展现着那个时代高超的冶炼和铸造工艺。在书中，我不仅看到了这些青铜器精美的外观，更通过详细的文字描述，了解了它们的年代、出土地点、制作工艺、以及在当时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那些器物上的铭文，更是珍贵的史料，它们记录了历史事件，传承了家族荣耀，甚至传递了古人的哲学思想。我尤其对那些纹饰的含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们是图腾，是神话，还是某种象征？书中的解读，虽然未必能完全解答我所有的疑问，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大门，让我得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些青铜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翻阅的过程，就像是在与古人对话，感受着他们留下的智慧与温度。
评分我一直认为，了解一个文明的演进， pottery and ceramics (陶器和瓷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恰恰在这一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商周时期的灰陶，再到汉代的绿釉陶，每一件作品都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我惊喜于彩陶上的那些几何纹样和动物图案，它们是先民们最早的审美表达，也是他们对自然界朴素的观察与想象。而商周时期的陶器，则显得更加庄重与实用，它们与当时的礼制紧密相连。最让我着迷的，莫过于汉代的绿釉陶，那流畅的造型，那温润的釉色，仿佛能将人带回那个繁华的汉代王朝。书中的文字，详细介绍了不同时期陶器的特点、制作工艺，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我仿佛能看到古人在炉火旁辛勤劳作的场景，感受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创造力。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惊喜，莫过于那些在我印象中相对“默默无闻”的出土文物。我一直以为，历史的辉煌主要集中在那些著名的青铜器和玉器上，但《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让我看到了更多元的文化遗产。那些出土的兵器，虽然经历了岁月的侵蚀，却依然能感受到它们曾经的锋利与威力，它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反映了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那些古代的农具，虽然朴实无华，却承载着古人赖以生存的希望与辛勤的汗水，它们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石。我尤其对那些出土的生活用具感兴趣，它们上的每一个划痕，每一处磨损，都仿佛在诉说着曾经主人的生活点滴，那些看似平凡的物品，却蕴含着最真实的历史信息。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历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宏大的叙事，更在于那些渗透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评分不错，挺好的！
评分《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书中介绍了河南博物院17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展示了河南古代历史最为辉煌的文化艺术及科技成就，再现了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文化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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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好就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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