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劍魂簫韻:龔自珍傳》一書從思想傢、詩文大傢和情感生活三方麵展現瞭龔自珍的一生。本書資料翔實,綱目清晰,構思奇特,在敘述龔自珍的思想文化成就和文學業績的時候,注重曆史資料的發掘和援引,同時也注重從龔自珍的詩文中尋找內證,所述所論,均有堅實的文獻資料支持。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通過作者在書中的講述,不但可以充分瞭解龔自珍思想、文化、文學業績和所達到的曆史高度,而且可以獲得諸多啓發、啓迪。
陳歆耕,男,1955年生,原籍江蘇海安。曾任《解放軍報》記者部副主任,《文學報》社長、主編。中國作傢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上海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中篇小說集《孤島》,中短篇報告文學集《青春驛站》《海水下的冰山》,長篇報告文學《點擊未來戰爭》《廢墟上的覺醒》《赤色悲劇》《小偷迴憶錄》,文化批評隨筆集《快語集》《誰是謀殺文學的元凶》《各打五十大闆》等。作品曾獲《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奬、全軍文藝新作奬、公安部金盾文學奬。
001引子/劍與簫
上部巨匠
009第一章/驚雷
029第二章/殿軍
046第三章/裂變
中部睏獸
063第四章/傢族
090第五章/交遊
124第六章/頓挫
180第七章/彷徨
下部春泥
209第八章/佳人
245第九章/湧泉
262第十章/隕落
269尾聲/尋蹤
275附錄一/龔自珍年錶
287附錄二/部分重要參考書目及文獻
291跋/一定要讀龔自珍
“避席畏聞文字獄”
在瞭解龔自珍發齣那些驚世駭俗的批判清王朝的言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對龔自珍所處的曆史環境做一些俯瞰式的掃描。
在諸多的曆史環境元素中,最需要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清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
清王朝立國之後,為瞭鞏固其統治,對知識分子,尤其是漢人知識分子采取懷柔兼鎮壓的兩手政策,這種鬍蘿蔔加大棒的方式,對一時的社會和政權穩定是有效的。但靠此種方式來持久地使得一個社會繁榮發展,處於良性上升的軌道,則無異癡人說夢。一個基本事實是,言論的閉塞,思想的禁錮,必然導緻一個社會思想僵化,人纔極度匱乏。怎麼能寄望於一個思想呆滯愚蠢的社會還能不斷地走嚮強盛?愚民的後果必然是,産生愚民土壤的社會管理層也日益變得愚蠢和低能。參天大樹不會從這樣的土地上淩空而起。
讓今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清朝最繁盛的康乾時期,也是文字獄最多最密集發生的時期。按理,一個政權在穩定後,應該更多地開放言路,以吸納各種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諫議,纔能激發社會發展的內在活力。但清廷卻反其道而行之,對不同政見一味采取打壓的政策。在清朝前期的一百五十年間,有記錄的較大的文字獄發生瞭一百六十餘起。僅僅是乾隆一朝六十年,即發生文字獄一百三十餘起。動輒即對持不同政見者、對聖上不恭者采取淩遲、戮屍、梟首、斬立決等酷刑。那個附庸風雅,號稱寫有數萬首詩詞,自我感覺似乎是天下第一纔子的乾隆皇帝,對異己士人的迫害,其手段之酷烈超過瞭康熙、雍正。當有人告發因編輯《國朝詩彆裁集》而聞名的大學者瀋德潛,在《詠黑牡丹》詩中有“奪硃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的句子,是對清廷大不敬時,即使瀋德潛已經去世,這個乾隆連死人也不放過,下令廢除爵銜,並砸毀其墓園碑碣。
清代除瞭從肉體上消滅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為瞭統一思想,對傳統典籍和同代名士的著作的禁毀也是空前的,可以稱之為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大浩劫。據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統計,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的十多年裏,約有十萬部書籍被銷毀。據陳乃乾《焚書總錄》提供的數據,被清人全毀掉的書有二韆四百五十二種,被抽毀的書有四百零二種,全部相加計有三韆餘種。
明末清初詩人王撰曾有詩雲:“數聲哀怨半天聞,無限離愁寄白雲。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這是清初士人在文化高壓政策下發齣的痛苦呻吟。
到瞭龔自珍的筆下,則有名句描述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我們大概不免會感到詫異,“文字獄”三字會在龔自珍的詩中直接齣現,這本身就是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的。
有論者認為,中國曆史上首例“文字獄”是從西漢楊惲案肇始的。《漢書·楊惲傳》記載,西漢景帝時位列九卿的楊惲被誣免官,迴到老傢秦地,置産業,築宅室,通賓客,躬耕田壟間的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這也罷瞭,但他過小日子的動靜也鬧得忒大瞭,時而與奴婢一起鼓瑟而歌,酒酣耳熱後又擊缶嗚嗚呼叫,並作詩曰:“天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不久,天降日蝕之災。大自然發生的災害,跟這個楊惲有什麼鳥關係?他喝的是自傢釀的酒,吃的是自傢地裏種的糧,他和自傢奴婢奏瑟高歌,乾卿何事?偏偏就有那種搖尾文人,寫奏章告他:“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之緻。”皇帝正為日蝕之災而犯愁,此奏章幫助他找到一個“替罪羊”,於是將奏章下交廷尉按驗。廷尉斷楊惲大逆無道罪,將其腰斬。楊惲的妻兒則被流放到酒泉郡。
稱此為中國曆史上首例因言獲罪的“文字獄”案,大概未必準確。再往前追溯,應該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就開始瞭吧?從那開始,“禁書”總是與殘害知識分子的“文字獄”牽連在一起,在每個新建的王朝類似案件總也不斷地上演。但手段之殘暴,規模之大,時間持續之久,則要數清王朝,就連秦始皇在陵墓裏也要自嘆弗如瞭。清人的文字獄,從順治二年(1645)濫觴。這年清朝舉行第一次鄉試。有人發現河南一舉人的試捲中,將“皇叔父”多爾袞,寫成瞭“王叔父”,被視為對多爾袞的大不敬,牽連兩位主考官被革職議罪。緊接其後是順治四年(1647)發生的僧人釋函可案。此人其父曾為明末禮部尚書,後傢道衰落,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齣傢。清順治二年(1645)函可到南京遊曆,住友人處,在順治四年(1647)從南京去廣東,齣南京城門時被清朝士兵查獲所攜經笥中有南明福王答阮大铖書及《變紀》史稿。這還瞭得,不僅僅因為福王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皇帝,也不僅僅因為阮大铖原為明末閹黨成員,他們都是清王朝的死敵,最為清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是那部《變紀》手稿中,詳實記錄瞭南明將士抗擊清兵的死難事跡。這豈不是指著和尚的腦袋罵“禿驢”嗎?於是,函可被投入大牢,並立即被押送北京。次年被定罪後流放東北瀋陽。應該說,函可沒有因此而腦袋搬傢,就已經算是幸運的瞭。清人沒有殺他,並不是因為清人對他有絲毫的憐憫之心,而是因為清人尚未意識到,文人通過反清的文字記錄或進行輿論發動,可能對帝國統治穩定性構成顛覆性威脅。函可事件的發生,似乎給瞭他們一個警示。在對此後發生的類似案件的處理上,清王朝在文字獄中開始血花四濺瞭。
其後文字獄接連發生,如黃毓祺復明詩詞案、馮舒以《懷舊集》案、張縉彥詩序案……大大小小因文字獲罪的案件綿延不絕,其中處理手段最殘暴、最讓朝野震動的要數莊廷修訂刻印《明史》案。這個莊廷,是浙地的富人,某日購得明代已故首輔所著《明史概》殘稿,他請有關文人對殘稿進行瞭增補修改,並將書稿更名為《明書輯略》,又邀請查繼佐、陸圻、範驤等十幾位著名文人校改把關,然後以自己的名字刻版行世。這個莊先生犯瞭兩個低級錯誤,一是這本是當朝十分犯忌之事,怎可大張旗鼓地進行修訂和刻版發行,明著要給官傢抓把柄;二是腰包裏有些銀子你乾嗎搞得那麼張揚,弄得四鄰八捨都知道,就容易被賊眼盯住。現在他遇到的麻煩是,不是賊惦記,而是一些無賴之徒,竟然經常有意買來他刻版發行的《明書輯略》,闖進他宅子,敲詐他錢財。莊先生如果不給錢,無賴之徒即揚言要告到官府,讓他坐大牢去。用此等手段到莊府勒索,居然常常得手。有無賴之徒,屢屢以此手段獲得銀子而歸。有一個名吳之榮的小官僚,因貪汙受賄而關入牢內,刑滿釋放,身無分文,衣食無著,一牢吏居然授之以到莊宅敲詐錢財之法。某日,他果真就從市麵購得《明書輯略》,也持書至莊宅,與莊先生談判要錢。大概他要價太高瞭,超過瞭莊先生的承受能力,莊就婉言拒絕瞭他的無理要挾。那意思就是說,我這裏沒有那麼多銀子滿足你的要求,你要告我悉聽尊便。吳某詐財不得,火冒三丈,就跑到北京,將書中犯忌之語摘錄下來,密告之朝廷,於是案發。據史料記載,此事發生在順治十八年(1661),而決於康熙二年(1663),前後曆時三年。凡與莊先生有關族人,凡參與此書編寫校改之人,即使是那些刻書、印書、訂書、送版的工人,也都統統在被殺之列。受牽連被殺者七十餘人,其中十八人被淩遲。有一刻字匠臨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誰養?”話畢,腦袋被砍下,其首滾到瞭自傢門口,因其行刑處離他自傢門口不遠。在處決犯案者時,本案的主角莊廷已經死去,但他的墳墓仍被掘開。他的屍體是被碎戮,還是被鞭笞則不得而知。此案處置之慘烈殘忍,讓聽聞者無不毛骨悚然。
更可怕的是,此案成為清王朝一個處理同類“文字獄”案件的模闆,此後類似的事件又接踵發生。其案發的密集程度,超過瞭以往曆朝曆代。當那些小說、影視劇中,用盡筆墨影像歌頌清帝王文治武功時,筆者提醒那些作傢、編創人員,在肯定某些帝王開疆拓土的功績時,也不應忘記,清王朝幾乎把華夏大地變成迫害異己知識分子的屠宰場。
以此,大概我們可以理解龔自珍詩中描述的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為何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瞭。
……
跋:一定要讀龔自珍
我說:一定要讀龔自珍。並非是指一定要讀這部龔自珍的傳記,而是讀龔自珍的詩文。
當然,你如果要走捷徑,想用最短的時間瞭解龔自珍思想、藝術成就和生平形跡,這部傳記可以毫無愧色地承擔初識龔自珍的功用。但我奉勸讀者永遠也不要用輔助讀物,取代閱讀龔自珍詩文本身。
龔自珍是清代第一詩文大傢。就如柳亞子說的:“三百年來第一流。”如果僅僅從文學史角度來理解龔自珍的成就,那顯然未能抓住龔自珍最具魅力的內核。過去,我對龔自珍的瞭解僅止於他的兩首流行最廣的詩,那就是:“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纔。”龔自珍研究專傢陳銘先生說,在毛澤東著作引用的舊體詩詞中,這一首唯一被整體引用。還有一首想必大多數人也耳熟能詳:“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學界普遍認同的一種說法是,龔自珍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後一位可與李白、杜甫、蘇東坡等並列的舊體詩詞大傢。他的莊、騷兼容,儒、仙、俠雜糅而形成的“哀艷雜雄奇”的特有詩風、氣質,迷倒瞭無數舊體詩詞的寫作者和愛好者。
如果對龔自珍的認識,僅止於此,龔自珍固然非常瞭不起,但他在曆史上的不可取代性並沒有真正體現齣來。他讓我們高山仰止的偉大之處,更在於他詩文中體現齣來的對社會現實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力量,他在近代思想啓濛史上“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先導作用。研究瞭解中國近代思想史,龔自珍是繞不過去的一座山峰。從這方麵說,龔自珍的思想史意義要大於文學史意義。梁啓超曾說,初讀龔自珍時“若受電然”。今天,我在讀龔自珍時,同樣有“若受電然”的感覺。在本傳第一章“驚雷”中,筆者提綱挈領地展示瞭龔自珍思想的核心元素,這裏毋庸贅述。
他的思想的載體,主要體現在那些譏切時政的政論文中,因此有人認為龔自珍開瞭中國近代史上政論文學的先河。我對“政論文學”的理解是,深刻的政論思想是通過文學性的錶達來呈現的。“政論”而“文學”,將兩者聯姻,如同讓堅硬的石頭與柔弱的水交融。《病梅館記》或可看作此類文本的代錶作之一。魯迅的雜文是否承續瞭他的文脈?有待專傢研究。我曾對寫時政評論頗有些不以為然,認為那些東西都是如同新聞一樣的“易碎品”。過一段時間,想把那些文章匯集成書,都不免有些惶然羞赧。寫時政評論需要快速反應,但它的生命也大多“快速消亡”。譏刺時弊的文字,理當與時弊共存亡。讓我無比驚詫的是,龔自珍的此類文字,卻能超越時政文章“易碎品”的宿命,而獲得一種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對此,能讓我做齣解釋的理由無非有二:一是時弊,不是一時之弊,而成持久之弊,使得批評“弊病”之文,在與之對立中仍然具有存在價值;二是龔自珍在批判時弊中閃射的思想光芒,具有穿越人類生存時空的永恒力量。讓後人學而時習之,總能獲得新的啓迪。
在《明良論二》開篇有這樣一段文字:“士皆知有恥,則國傢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僅僅就為這寥寥數語,我便堅信,花四年時間為龔自珍寫一部新的傳記是值得的。
筆者第一次涉足此類帶有學術色彩的曆史名人傳記寫作,常感力有不逮。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諸多專傢、學者、兄長的指點相助,在此一並謝過,就不一一列齣大名瞭。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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