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 《一瓢纽约》《侠隐》作者张北海撰文“写给正午的话”，寄语第二期《正午》；李霄峰、小河强力推荐。

2、 坚持原创的非虚构平台——正午拥有强大的编辑团队和作者队伍。每篇文章都从采访、写作到后期编辑，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转载成风的新媒体，正午坚持原创每一个故事。我们相信只有生产内容，才能走得更远。

3、 寻找被忽视的故事——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但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主要的故事，是关于财富和成功的故事，我们试着抵御这种单一。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是“不像新闻”，但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在本期《正午》，您能读到几个这样的好故事：专注于钟表的上海老头、专注于电影梦想的年轻人、专注于音乐的小河。

4、 优秀的旅行文学——我们希望以匆匆走过的方式描写出人事的固定感，让文字更深入，也更具思辨性。正午一直在发掘优秀的旅行文学作者。本期的赋格和胡月，带来两个故事。一个来自柬埔寨，一个来自西藏。

5、 个人史、口述史的方式——长久以来，口述史的意义在媒体中是被淡化的，我们期待个人史能成为正午的一个亮点，记录个人回忆的同时，也记录时代。本期呈现的是个年轻人的回忆，骑着三轮去青海的公路片段。

内容简介

继《正午1：我穿墙过去》之后，本书是“正午”系列的第二本，在内容上仍然保持了**期的品质。

开篇栏目“写给正午的话”，本期邀请了张北海，书写他回山西老家的经历，平实动人。“特写”栏目，是正午的主打故事，我们尽力去寻找那些被忽视的人、被遗落的事。本期突出的是《时间的工匠》和《失败者之歌》。

在“随笔”栏目，我们希望添加更多的文学性，以一种更自由的叙述方式去写作。本期邀请了韩松，为“正午”撰写了《我与科幻世界》，描述了一个杂志的前世今生，映衬出中国现实的科幻性。

“个人史”其实是口述史，挖掘那些被埋没却值得纪念的回忆。除了叙事之外，我们偶尔也会推出“访谈”系列，偏重思想和观念。“视觉”是正午比较特别的一个栏目，我们试图在影像和文字之间、影像与美术之间，建立一种张力。

第二期正午还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叫“玩物”。本期有趣的来自《沉默的竹夫人》，夏天即将来临，也许你也需要一个竹夫人。

本书的*后，是正午团队偏爱的“长故事”，它的“长”，不在于字数的多寡，而是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推荐《风雪聂拉木》。

作者简介

正午致力于故事的发现和实现，希望能避开热点和头条，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这些暗藏于时代浮层之下的故事，将交给一群拥有才华和激情的作者去叙述和记录，并以*合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有些是文字，可长可短，有些是影像和美术、音频或其他多媒体。正午拥有自己的网站（www.noonstory.com)，微信公号（noon-story)，以及定期出版的纸质书MOOK。我们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流传下去。

精彩书评

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张北海

人都有虚伪的一面，虚伪用来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体面。叶三很厉害，把我的体面一扫而空，以至于她写的这篇《失败者之歌》面世之后，我觉得自己赤条条地暴露阳 光底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习惯了真实而不是虚伪，你就会在阳光下直起腰来大步行走。后来我听到很多声音告诉我，看完她的文 章，觉得做电影是件了不起的事。后来我写了句话送给叶三：三爷笔下，不留活口。不留什么活口？当然是不留情面给我们虚伪的那部分。

——李霄峰

正午，是一天当中阴影蕞小的时候。感谢他们，用文字缩小着生命的阴影。

——小河

目录

前言

【写给正午的话】

五台山下金岗库——三十年后

【特写】

时间的工匠

失败者之歌

沮丧的法官

疯子遇见佛陀 ：小河的“音乐肖像”

【随笔】

柬北无战事

外婆，以及远去的世界

县城人生

我与科幻世界

【玩物】

沉默的竹夫人

我，机器人

此地不宜久留

【个人史】

饭来张口去青海

【视觉】

十三个摄影师的旅途瞬间

【访谈】

张北海 ：只愿侠梦不要醒

吴靖：互联网越发达，言论越少

【故事】

一个山西青年的任逍遥

环球邮轮

六百余中国人的“甜蜜生活”

风雪聂拉木

精彩书摘

正午的话

文|郭玉洁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溶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时间的工匠

文|郭玉洁

一

李方乐个子瘦小，脑袋比起身子来，大了一号，脑门尤其大，前额鼓出一块，在灯光下发亮，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虽然已经72岁，但是走惯长路，行动十分敏捷。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他并不直视，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一样一样，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年轻时，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极有分寸。每次见面之前，一定会电话确认，提前五分钟到。热情，却也绝不过分。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

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生活过得简单。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展览。

每年年初，李方乐请经理上网，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他挑出自己喜欢的，打印出来，依次去看。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机床、模具、太阳能、自行车……一般免费，只有一次，李方乐花一百块，看了一场游艇展。同事见他喜欢，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觉得很没意思。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李方乐也看了。抽象画么，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

2014年，李方乐看得最过瘾的一场展览，是卡地亚的钟表展“瞬息·永恒”。

十年前，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钟表很少，只占一个橱窗。李方乐看到一座钟，形似大门，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撑起底座和门檐。看标识，这座钟叫做“门廊”。让李方乐奇怪的是，一般来说，时针分针背后，总能看到机芯，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后面空无一物。随便李方乐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

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李方乐才知道，这是卡地亚著名的“神秘钟”。这座钟的奥妙在于：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把指针固定在水晶表盘上，成为整体，当机芯连接表盘，带动表盘整体转动，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库埃（Maurice Coü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当时，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围着神秘钟，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很长时间内，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

一百年后， 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连看了三天展览。

2014年，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不用说，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这年夏天并不很热，霾却比往年严重。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至今仍留着高耸的烟囱，作为标志。世博会期间，电厂改建为法国馆。世博会结束，荒废了两年之后，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年晚些时候，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与此相关的展览“九级浪”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览，单是“神秘钟”就来了十座。李方乐进了珍宝库，眼睛都要不够用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宝石镶嵌、倒角、机芯组装、珐琅。其中，宝石镶嵌、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机芯组装也还好，只有倒角，李方乐最感兴趣。

倒角，简单来讲，就是打磨机器零件。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高档钟表，零件无论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镜子，边缘像一道光。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机械与美呈现一体，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道工艺虽有机器，却由手工操作，全凭耐心和经验。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他想，未来也许用得到。

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因为演示结束后，一般观众都问：这块表能卖多少钱？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这用的是什么工具？能不能让我看看？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瑞士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更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6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二

最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支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三百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使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1]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最复杂最现代的工作。相反，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

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之后，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最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样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支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形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三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他说。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泳麟创办。钟泳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最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泳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每天一块，一年不会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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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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