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心经》是三藏圣典中流传极广、被人持诵讲解比较多的一部大乘经典,使用较多的译本为玄奘大师所译。虽仅二百六十个字,但涵义丰富,译笔精练、流畅而优美。圣严法师称其为“遇浅即浅,逢深则深”的“好经”。
喧嚣的世界,如水中月、空中云,如何放下颠倒虚妄,透过无常的现象,发现缘起性空的人生真谛,达到花开莲现,花落莲成的自在境界。滚滚红尘中,如何摆脱烦恼万分的生存状态,去我执,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苦由心生,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妨在《心经》中寻找。让我们跟随北大国学研修班非常受欢迎主讲楼宇烈教授,体悟《心经》,祛除内心的一切苦,寻找全新的生命空间。
作者简介
享誉海内外的资深学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虔诚守护者。北京大学国学研修班非常受欢迎的主讲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祖籍浙江嵊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的品格》等。
精彩书评
《心经》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佛教对宇宙、人生基本的看法。
——星云大师
《心经》是智慧的经典。内容既浅又深,以基本原始的佛法为底子,以大乘空义的佛法为灵魂。是遇浅既浅,逢深则深的好经。
——圣严法师
目录
开篇 了然于心
——题《心经》
I 般若
缘起性空
自净其意
II 执著
诸法空相
无常无我
无明缘行
跳出苦海
III 寂静
心无挂碍
法无定法
心的力量
结语 智慧的力量
附录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精彩书摘
开篇
了然于心——题《心经》
《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它先后有七种汉译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唐代玄奘的译本,此译本全经仅260个字,连经题也才268个字。可就是这么一部短小的经,却包罗了大乘佛教般若中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名相和根本理论,有人且以为此经“摄全部佛法”。经中所涉及之名相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诸法空相”、“究竟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等。而更重要者是经中阐明的大乘中观的根本理论—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说,大乘佛法所言之“空”“有”是离“空”“有”二边之“空”“有”;是“不二”之“空”“有”;是不离“空”之“有”,不离“有”之“空”; 是“非有”之“有”,“不空”之“空”。诚如唐贤首法藏所言:“但以性空未尝不有,即有以辨于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于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大乘佛教唱“真空”、“妙有”之论,何为“真空”,何为“妙有”?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尝释曰:“真空者,即有之空,虽不妨假说有人我,但不执著其相。妙有者,即空之有,虽不执著其相,亦不妨假说有人我。”
凡人著于实有,二乘落于偏空,故大乘般若中观破偏示正,述“空”“有”不二之理、书“空”“有”不离之文。然常人闻大乘佛法一切皆空义,易落于空见,《心经》“色”、“空”不离之文,则告诫众生既不要落于“有”,更不应落于“空”。弘一大师在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中,劈头就提醒读此经者说:“研习《心经》者,最应注意不可著空见。因常人闻说空义,误以为著空之见。此乃大误,且极危险。经云:宁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因起有见者,著有而修善业,犹报在人天。若著空见者,拨无因果则直趣泥犁。故断不可著空见也。”
《心经》是中国佛教四众弟子每日早晚必诵之经典,其中名相含义可慢慢研究,然经文之根本教义,则必须首先了然于心中。如此,诵《心经》方有意义,方积自觉觉他之功德。
前言/序言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陈鼓应
一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的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进,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三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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