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探尋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提齣新石器時期中國大地呈現古文明“滿天星鬥”的分布格局；

　　· 現代考古學奠基人的權wei觀點，引領考古界走齣“中原中心說”的怪圈；

　　· 哲學傢趙汀陽精心選編，兼備思想高度和可讀性。

內容簡介

　　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直至夏商時期，都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中國的四麵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布，蘇秉琦先生將之形象地概括為“滿天星鬥”模式。這一模式打破瞭曆史考古學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就中國文明的起源引發瞭許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由哲學傢趙汀陽為廣大讀者精心挑選和編排瞭能代錶蘇秉琦先生學術思想和風格的文章：關注考古物證所能開發的思想，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作者簡介

　　蘇秉琦先生（1909-1997），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泰鬥專傢，與夏鼐先生同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曆史係。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建國後，曆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第yi、二屆副理事長。曾主持河南、陝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主要遺址的發掘。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秉琦師離開我們已經近二十年瞭。他為中國考古學做齣的貢獻及所取得的成就鑄成瞭一座巨大的豐碑，這座豐碑是中國考古學跨入成熟期、進入新時代的標誌。

　　——張忠培 考古學傢、前故宮博物院院長

　　蘇秉琦先生提齣的“滿天星鬥”的解釋模型已經廣為人知，應該說是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zui優解釋模型。

　　——趙汀陽 哲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目錄

寫在《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前麵的話

《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第一章 問題與綜述：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一、繞齣兩個怪圈

二、區係類型說的主要論點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國文化唯一來源

四、中華文明發展有自己的道路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與文明因素之辨

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說法不確切

八、長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爐

九、多源一統、曆久不衰的原因

十、中華文明的精華

十一、世界必將走嚮“大同”

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

一、舊石器時代

二、新石器時代

三、史前時代社會的分工和分化

四、文化的分區與重組

五、古史傳說

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

一、中國史前史的性質與任務

二、中國史前史的內容和時、空框架

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

一、關於“重建”的迴顧

二、區係類型考古的實踐與理論

（一）關於華南地區的考古

（二）關於長江下遊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三）關於山東地區及環渤海考古再實踐

（四）關於洞庭湖周圍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五）關於北方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六）最後再講一講四川盆地考古的問題

三、從區係的中國到區係的世界與世界中的中國

文化與文明

一、背景——曆史的反思

二、中國考古學新時期的兩個標誌

三、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

四、我們學科的目標

第二章 滿天星鬥格局

象徵中華的遼寜重大文化史跡

一、中華文明曙光的象徵——紅山文化壇、廟、塚

二、中華民族的象徵——遼西古長城

三、中華統一國傢的象徵——秦漢“碣石宮”

中華文明的新曙光

關於遼河文明

關於環渤海—環日本海的考古學

仰韶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化起源問題——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

（代序言）

兩種“小口尖底瓶”

兩種花卉圖案彩陶盆

兩種動物圖案彩陶盆（魚、鳥）

仰韶文化的去嚮

關於仰韶文化的若乾問題

一、引言

二、什麼是半坡類型和什麼是廟底溝類型

三、廟底溝類型主要文化特徵的分析

四、半坡類型主要文化特徵的分析

五、廟底溝類型和半坡類型的關係

六、年代和分期

七、社會發展階段

八、分布和分區

九、同其他原始文化的關係

一〇、結語

仰韶文化同曆史傳說的關係

神農氏時代

黃帝堯舜氏時代

夏代

談“晉文化”考古

一、作為中原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二、作為北方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三、中原和北方兩大古文化區係間的重要紐帶

關於陶寺發掘報告編寫及有關問題

一、關於陶寺遺址的文化特點

二、關於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編寫

三、關於晉南的考古學課題

楚文化探索中提齣的問題

一、楚文化探索的對象和目的

二、探索楚文化的特徵和淵源問題

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文化麵貌的階段性變化和諸地區間文化關係的變化

關於“幾何形印紋陶”

一、寫作背景

二、關於起名

三、圖形分類

四、區係分片

五、江西北部地區的幾何形印紋陶

六、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問題

七、結論

第三章 方法與器物

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 、引言

二、傳說材料的整理

（一）傳說材料的一般特徵

（二）傳說的類型

（三）傳說材料的等次

（四）整理傳說材料的方法與原則

三、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基本的方法與原則

（二）傳說中的史實

（三）傳說時代的曆史

四、結論

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

一、地層學

二、器物形態學

瓦鬲的研究

一、鬥雞颱齣土瓦鬲的形製與年代

二、瓦鬲的分布與演變

（A）袋足類

（B）聯襠類

（C）摺足類

（D）矮腳類

三、瓦鬲的發生

（一）矮腳類（D型）齣於摺足類（C型）的證據

（二）摺足類（C型）齣於聯襠類（B型）的證據

（三）聯襠類（B型）齣於袋足類（A型）的證據

（四）袋足類（A型）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四、瓦鬲的消滅

五、結論

精彩書摘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蘇秉琦談考古學的中國夢

　　蘇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過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麵：一是繞齣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其中第二階段可以1975年開始提齣區係類型學說為起點。蘇秉琦認為，自己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齣瞭兩步：一是從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用區係觀點選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最終是為闡明把億萬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二是從微觀角度，應用分子分析方法，圍繞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期起積極作用的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鑰匙。

　　問：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古兆申先生曾拜訪您，就《明報月刊》讀者關心的一些問題嚮您請教。但他公務纏身，匆匆迴港，委托我繼續做這件事，我代錶《明報月刊》編輯部嚮您緻謝。

　　蘇秉琦（以下簡稱蘇）：我正式從事考古發掘、研究已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個老兵，把所知、所得公之於世，是我的職責。

　　問：第一個問題是，1986年您在遼寜“興城座談會”上的《文化與文明》講話中提到，對中華文明的思考，今天已不像“五四”時代那樣簡單，而是要構想如何建設同五韆年文明古國相稱的現代化文明，引申齣來的思考就是：中華文明的民族靈魂是什麼？精神支柱是什麼？這其實也是當今中國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由於當時您講話的對象是考古界，著重談瞭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對後麵的問題未做詳述。現在希望您具體談一下這方麵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在您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捲》序言中說，中國遠古史涉及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氏族公社到國傢。中國考古學半個多世紀的發掘與研究，證實這兩個階段的文化一脈相承，否定瞭20世紀初中國人種、中國文化外來的看法。從舊石器時代到今天，中國文化的發展連續不斷，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那麼，關鍵性的原因是特殊的文化生態環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質文化造成的特殊意識形態？是世界觀起瞭決定性的作用，還是由多種原因造成？

　　第三個問題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是以什麼物質文化條件的齣現為標誌？西方考古學的論點是以文字、城郭、金屬生産工具的齣現為重要標誌，但中國考古學界近二十年的討論衝擊瞭這種認識。牟永抗、吳汝祚兩先生在《水稻、蠶絲和玉器——中華文化起源若乾問題》一文中，以水稻、蠶絲和玉器作為中國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們認為，對說明中華文明起源來說，宗廟比城牆更重要，而玉器作為一種禮器，也達到瞭很高的意識形態層次。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來標誌文明呢？中華文化作為一個連續發展的文化體係，可否歸納齣標誌自己文明起源的特質呢？

　　第四個問題是，“玉器時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時代”相對於“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代而言，似乎更能體現中國文明的特色。這一提法，和其他三種時代的提法，齣發點有無不同？學術界有無爭議？

　　第五個問題是，您以“區、係、類型論”指齣，中國新石器時代已齣現瞭六大區係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化並進發展的格局。秦統一後，中國仍是多民族國傢，但是秦始皇提倡書同文、車同軌，又統一度量衡，使中國文化走嚮一體化。那麼，此後先秦時的多源文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漢的統一對中國文化往後的發展會不會改變從前那種多姿多彩的麵貌？一體與多元有沒有矛盾？統一的作用是積極性多，還是消極性多？

　　第六個問題是，您提齣的“區、係、類型論”已成為當今中國考古學的基礎理論。但用這一學說來論述秦以後的中國文化發展，是否依然適閤？就我所知，即使對論述新石器時代也仍有爭議，如安誌敏先生在《論環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評“區係”觀點》一文中所述。您對此有何評議？

　　蘇：古先生提齣這樣一些問題，說明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很瞭解。他所提的六個問題，大緻可以概括為三個大題，即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理論在史學、考古等學科研究中的作用；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即中國國傢的形成、中華民族的形成的特點與道路；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麼？對於這三個問題的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奮鬥的中心。1994年，當我八十五歲生日時，我的學生寫瞭幾十個字祝壽說：“曆史已逝，考古學使他復活。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間而啓示當今時代的，將永為師錶。”他們就是這樣理解我的。

　　在具體說明這些問題前，先敘敘傢常，算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學生和朋友編輯、齣版瞭我的第二本論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我寫瞭一篇不足兩韆字的自序，題目是《六十年圓一夢》。我的夢就是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這個願望現在已實現瞭很多，《明報月刊》的來訪及所介紹的讀者的關心，也說明瞭這一點。科學化、大眾化是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嚮和必然歸宿。我六十年的研究過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麵：一是繞齣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即從對一種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對一種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這個新起點，對以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第二階段可以從1975年開始提齣區係類型學說為起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這個學說的十年）；1980年時我又說“在國際範圍的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派開始齣現瞭”，此時這個思想已經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二十多年，是中國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好時期，區係類型理論得到普遍應用、檢驗，日益完善，成為我國大多數考古學者的共識，發揮著基礎理論的作用。我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齣瞭新的兩步：一是從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應用區係觀點選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最終是為闡明把億萬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二是從微觀角度，應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圍繞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起長期積極作用的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鑰匙。這是在前一階段工作基礎上閤乎邏輯的發展。我和許多朋友已經走過瞭第一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報月刊》讀者關心的三大問題，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逐漸得到現有認識的。

　　一、繞齣兩個怪圈

　　問：能否簡要地講一講您是如何繞齣“怪圈”的？

　　蘇：1934年我從北師大曆史係畢業，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副院長李書華把我安排在考古組，從此開始瞭我的考古生涯。當年即隨徐炳昶老師到瞭陝西寶雞，目的是找先周、先秦的遺存。先發掘鬥雞颱，後來又沿渭河做瞭調查。關中地區的考古工作到抗戰開始後被迫停頓，我受命把這批發掘資料運到大後方。1939年初，在昆明的黑龍潭安頓下來。我一個初學者麵對百十多座墓葬的“啞巴”材料，就像學讀“天書”一樣，如醉如癡地摩挲、端詳，苦思這批從未有人認識的陶器、陶片及其他隨葬品在文化上的意義。不知經過多少個日夜，終於從幾十件瓦鬲中找到破譯“天書”的“密碼”。瓦鬲是中國獨有的，分布地區廣，時間延續又長（約距今五韆至兩韆多年前），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標準化石”。我按照發生學原理把瓦鬲分為四種基本類型，描繪齣各自的“譜係”，進行瞭分期，並推齣變化過程。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相當於商王朝時期周人已在西部關中興起，殷人的瓦鬲和先周時代的周人瓦鬲共存。從寶雞地區的瓦鬲上又可看齣，先周文化有兩個來源，一是西北方嚮來的姬姓成分，一是關中土著的薑姓成分，到瞭周王朝時期，秦人已在關西興起。當秦人東進到寶雞地區時，帶來瞭素麵袋足鬲、屈肢葬、鐵器等文化因素。這就使原已有的商周秦不同源、各有文化發展脈絡的想法（王國維已有類似意見），得到瞭考古學實證。1940年我寫瞭十萬字的《陝西寶雞鬥雞颱所得瓦鬲的研究》，得到同在後方的李濟、梁思永、吳金鼎、石璋如諸位先生的肯定和鼓勵。稿子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去齣版，後因香港淪陷，書稿下落不明，直到1948年發掘報告纔由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瓦鬲研究的基本結論，是我繞齣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怪圈的重要嘗試。至於另一個怪圈，則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前期纔繞齣的。

　　新中國成立後，我有幸參與瞭文物考古事業的最初籌劃。1950年成立瞭考古所。當時百廢待興，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急需大量考古人纔進行工作，僅僅一個考古所是不夠的。裴文中、梁思永等人，還有我，策劃瞭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1952年至1955年間，共辦瞭四期。這期間，從考古學科的長遠建設考慮，1952年又決定在北京大學設立考古專業，由我與嚮達先生共同組織、主持。我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這項工作，認真思索學科建設和教學、科研的方嚮問題。當時，“嚮蘇聯學習”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們嚮蘇聯莫斯科大學索要瞭考古教學大綱，請來蘇聯專傢講學，按蘇聯模式辦學。當時考古界忙於挖坑發掘、整理資料、發錶報告。大學生們則思想活躍。 1956年在“嚮科學進軍”的號召下，特彆是在1957年至1958年的政治風雲湧動下，學生們慷慨激昂地提齣，在考古教學、研究中要“貫穿紅綫”“見物又見人”。我請瞭老朋友、考古界的老革命傢、考古所尹達副所長來北大做瞭以“建立馬剋思主義考古學體係”為突齣內容的報告。後來又施行教學革命，師生一起寫書，參加中國曆史博物館新館的陳列設計。當時以為一手拿著馬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一手拿著考古實物資料，兩者一結閤，就會成為馬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大傢努力瞭，但結果誰都不滿意，於是産生瞭睏惑。我經反復思考後感到，馬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與考古學專業理論屬於不同層次；發展中國考古學並沒有現成模式，隻有開闢自己的路。

　　機會來瞭，1958年至1959年，有兩個年級的學生在陝西華縣泉護村、元君廟仰韶文化遺址發掘實習。我在指導整理材料的過程中，從大量文化因素中提取瞭在八百裏秦川各仰韶遺址中普遍存在的三類六種陶器，作為仰韶文化的“分子”；並由此重新界定仰韶文化的“類型”，認識到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是各自發展而又相互依存的兩個主要類型。這是認識仰韶文化基本特徵、社會發展程度、分布和源流等方麵的基礎。當時得到的認識，集中反映在《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關於仰韶文化的若乾問題》一文中。

　　我通過解剖仰韶文化這隻“麻雀”，頓悟到考古學研究必須對仰韶文化遺存做分子分析，並在不同遺存間進行文化分子的比較研究，確定哪些遺存屬於同一文化共同體，每一文化共同體各自經曆怎樣的發展過程，又受何種動力驅使，如何一步一步地前進。仰韶文化的典型解剖啓發我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華大地上，不知存在過多少這樣的文化區係。我就是這樣繞齣瞭把考古材料硬套社會發展規律教條的怪圈。繞齣這兩個怪圈，也就找到瞭新的起點：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必須按實際存在的不同係統尋其淵源、特徵及各自的發展道路。這一認識為我以後的研究奠定瞭新基礎，孕育瞭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的學說。

　　二、區係類型說的主要論點

　　問：請簡要介紹一下區係類型理論的主要論點及其指導意義。

　　蘇：1975年我在考古所給吉林大學同學講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分析，首次提齣瞭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學說。此後數年中，應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鋼鐵學院、北京大學以及北京史學會等單位之邀，做瞭反復闡述。這一理論的主要之點是，在中國古文化大係內部，可分為六個大的文化區：一、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區；二、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區；三、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區；四、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區；五、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區；六、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區。這六大區係又可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南北各三區的兩半，或為麵嚮東南海洋和麵嚮歐亞大陸的兩半。六大區並非簡單的地理劃分，而是著眼於考古學文化淵源、特徵與發展道路的差異。我最初把“區”稱為“塊塊”。這三南、三北或三東南、三西北的六大“區”或六個“塊塊”，直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仍未完全消失，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的行政大區劃分，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曆史淵源的。我把“係”又稱為“條條”，這是一個探索古文化源流的新概念、新範疇。我國古文化的起源與發展是錯綜復雜、連綿不斷、豐富多彩的，追本溯源時要考慮文化的分解與組閤，以及與之有關的社會發展程度對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特彆是其中階段性的突變；還有不同文化間的相互作用。這就是“係”所包含的內容。所謂“類型”，則指各大區係內部的不同分支，或稱為“小塊塊”。“類型”之間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性，能明確顯現其淵源又有充分的典型特徵和完整發展道路的，往往隻是一二小塊（類型）。也就是說，每一大區係中各有範圍不大的文化發展中心區域（常常是後來春鞦、戰國時期大國的中心區域）。當然古代文化區係並非一成不變，更不像今天行政區劃那樣界限分明，各大文化區係之間也還會有一些交匯帶。由於區係類型的理論反映瞭曆史的真實，因而並不深奧難懂。依我看，全國曾經存在過的幾百個“地區”建製，相當多的部分就與考古學文化中類型的分布範圍差不多。

　　正因區係類型研究的最終結果可建立中國古文化的基礎結構，一經提齣，即得到廣泛響應，並視為考古學的基礎理論之一。大傢 滿天星鬥：蘇秉琦論遠古中國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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