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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當代中國》:著名學者錢理群重述魯迅與當代中國關係的全新著作!
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坐標,是具有民族性與原創性的文化巨人,對於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與文化發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而錢理群是中國盛名的魯迅研究專傢,兩相融閤保證瞭內容的經典性。
當下中國的社會思潮、人文發展需要我們重新認識魯迅,也需要從魯迅那裏獲得新的給養;錢理群教授近年來對此所做的全新思考,剛好契閤瞭社會與時代的需要。
內容簡介
《魯迅與當代中國》是錢理群先生近年來在魯迅研究領域所做的全新思考與論述的結集,聚焦魯迅對當代中國,尤其是當下年輕人的影響與意義。作者藉此重申瞭魯迅作為民族性、原創性的思想者與實踐者的重要價值,並充分論證瞭魯迅在當代中國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啓迪作用。
作者從“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曆史中的魯迅”等三重視角來重新審視魯迅與時代的關係,昭示齣在急速變化的當下,我們更應重拾魯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時弊,努力尋找新的齣路。
作者簡介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18年。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至退休。
主要從事現代文學史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以及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並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學術普及、中學生教育和社會活動等方麵的工作,被譽為80年代以來極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代錶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1948:天地玄黃》等。
目錄
目 錄
輯一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師大春鞦學社“魯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會”上的講話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魯迅思想的獨特價值
——劉國勝《現代中國人的發展之道:魯迅“立人”思想啓示錄》序
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
——2006年6 月23日在電視大學演講
“真的知識階級”:魯迅的曆史選擇
“東亞魯迅”的意義
——對韓國學者劉世鍾教授《魯迅和韓龍雲革命的現在價值》一文的響應
魯迅作品教學在中學教育中的地位
——2010年12月24日在全國教師培訓班上的講話
讓魯迅迴到兒童中間
——劉發建《親近魯迅》序
和青年誌願者談魯迅
和寶鋼人談魯迅
在颱灣講魯迅
——2009年10月30日在“與魯迅重新見麵”颱社論壇上的主旨演講
讀柏楊常常讓我想到魯迅
——在“柏楊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
——2009年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發言
《野草》的文學啓示
——汪衛東《叩詢“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序
全球化背景下的魯迅研究呼喚新的創造力
——汪衛東著《魯迅前期文本“個人”觀念梳理與通釋》序
重新體認魯迅的源泉性價值
——王曉初《魯迅:從越文化透視》序
“30後”看“70後”
——讀《“70後”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
“於我心有戚戚焉”
——讀李國棟《我們還需要魯迅嗎?》
我讀《魯迅在南京》
醫學也是“人學”:漫談“魯迅與醫學”
——2014年4月26日“積水潭骨科論壇”上的講話
談談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
——在鳳凰讀書網“‘國傢’中的‘國民性’:以鬍適和魯迅為中心”討論會上的講話
答中央電視颱《大先生魯迅》攝製組記者問
關於魯迅的兩封通信
輯二 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
魯迅在當下中國的曆史命運
——2012年在印度魯迅國際會議上的發言
七八十年代青年眼裏的魯迅
魯迅與九十年代北京大學學生
當代中學生和魯迅
——《魯迅作品選讀》課的資料匯集
讀什麼,怎麼讀:引導中學生“讀點魯迅”的一個設想
——《中學生魯迅讀本》編輯手記
讓自己更有意義地活著
——“90後”中學生“讀魯迅”的個案討論
“在高中與魯迅相遇”的意義
——王廣傑主編《在高中與魯迅相遇》序
部分颱灣青年對魯迅的接受
颱灣“90後”青年和魯迅的相遇
——讀颱灣清華大學“魯迅選讀”課程學生試捲
關於魯迅的銀幕形象
輯三 重看曆史中的魯迅
如何對待從孔子到魯迅的傳統
——2007年在李零《喪傢狗——我讀〈論語〉》齣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魯迅談民國
——2011年1月8日在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主辦的民國座談會上的講話
漫說“魯迅‘五四’”
——2009年3月11日在首都師大舉辦的“國傢曆史”講堂上的演講
對魯迅與鬍適的幾點認識
——2014年一份始終沒有發錶的講稿
後 記
精彩書摘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師大春鞦學社“魯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會”上的講話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為什麼要選這麼一個題目?還是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你們社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看瞭在學校放映的電影《魯迅》,非常感動。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能拍成這樣,是很不容易瞭。在拍攝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曾經徵求過我的意見,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強調魯迅“兼有‘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幾重身份”,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麵來展開的,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魯迅情感的豐富,同學們看瞭電影以後,覺得親切而感人,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它有助於年輕一代走近魯迅。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從另一麵來看來想,於是,就有瞭這樣的疑問:“今天我們花瞭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來拍這麼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難道僅僅在於告訴今天的觀眾:魯迅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嗎?”這其實就內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曆史與現實生活中,我們中國並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呢?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魯迅對於現代中國,對於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於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裏?
提齣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就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嚮: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彆,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纔需要他。
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嚮”“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是掩蓋瞭魯迅真正特彆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嚮”,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嚮”,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嚮”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嚮”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嚮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齣質疑和挑戰。——畫傢陳丹青按鬍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 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齣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裏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並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 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彆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裏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瞭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彆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裏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彆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啓迪。是“思想的啓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纔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彆,就決定瞭他對我們的啓迪是彆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彆在哪裏?同學們從我剛纔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嚮”,不是“導師”,就可以看齣,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係、話語結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彆,就在於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製的收編,他願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 他就是要在體製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製的控製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僞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道統”,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製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幸虧有瞭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纔形成某種張力,纔留下瞭未被規範、收編的另一種發展可能性。
我們這裏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隻是指體製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瞭魯迅的另一個特彆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瞭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 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係;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係,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係。他真正深入到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隻得其錶,不得入門),又“跳得齣”(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瞭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齣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瞭更為復雜的分析態度,形成瞭他的思想和錶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戰”狀態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瞭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隻能片麵理解,而要在曆史的復雜性逐漸顯露之後,纔能為後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後來人麵對更為復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啓示性纔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在這裏已經討論到瞭,魯迅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異數,這樣的無以歸類的“蝙蝠”,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傢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瞭。我曾在《與魯迅相遇》裏說過:
“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黴瞭,陷入瞭生命的睏境,充滿瞭睏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瞭。”換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錶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瞭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彆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瞭的話,習慣瞭的常規、常態、定論産生不滿,有瞭懷疑,有瞭打破既定秩序,衝齣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那麼,你對魯迅那些特彆的思想、錶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裏得到啓發。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嚮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彆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麵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並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麵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齣感慨:我們已經失去瞭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瞭難以言說的睏境,同時也就産生瞭要從根本上跳齣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瞭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麵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彆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
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的邊緣的、異類的、反體製的思想立場,注定瞭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鬥: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麵、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齣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 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隻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二十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産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麵,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纍而嘔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産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齣“不要怕做小事業”。 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 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後一段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瞭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齣版亡友瞿鞦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誌。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瞭魯迅“平常”的一麵: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農夫耕田,泥匠打牆”, 這正是錶明瞭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2006年9月5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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