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套装上下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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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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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2418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23373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98

套装数量：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未曾有过令人满意而完整的定本。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套装上下册）》作者章学诚根据章氏著作本书的本意，在通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部史学名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定，对研究章氏学术思想，了解他的艰难的学术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仓修良教授，男，汉族。1933年3月生，江苏泗阳人。中共党员。1958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一直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学系。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宁波大学兼职教授、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

精彩书摘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套装上下册）》：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日《连山》，殷日《归藏》，周日《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征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于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于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

前言/序言

原序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由于章氏晚年双目失明，未能亲手编定，故将其全部书稿委托萧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定。对于王氏的编排，章学诚本人意见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华绂却是很不满意，因而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便在开封另行编印了《文史通义》。而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则在王氏编目基础上，加以搜罗增补，并于1922年刊行了《章氏遗书》，《文史通义》自然亦在其中，于是此书便出现了两种内容出入颇大的不同版本。为了便于区别起见，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梁本”和“《章氏遗书》本”。后来社会上尽管流传了许多种版本，但都源出于这两种版本。两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篇分为五卷，计六十一篇，后者内篇分为六卷，计七十篇，两者相差九篇。而外篇的内容则全然不同，前者全为方志论文，后者则为“驳议序跋书说”，篇数相差则更大。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两种版本都还反映不了章学诚著作本书的想法和意愿。同时这种局面实际上已经给学术研究者带来殊多不便，甚至造成混乱。比如引《礼教》篇，如果不注明“《章氏遗书》本”，到“大梁本”内篇中自然就查找不到，因为“大梁本”内篇未收这一篇。若引《方志立三书议》的内容，如果不注明出自“大梁本”外篇，到“《章氏遗书》本”外篇中当然也就查找不到。反之也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内容的原貌，笔者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研究，认为两种外篇都是《文史通义》的内容，所以在1993年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中，将两种流传的外篇，全部编入《新编》的外篇，并且还收入两种外篇都不曾有的八十余篇，其中就包括《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慕堂光禄书》两文，这是章氏的两篇佚文。胡适、姚名达在作《章实斋先生年谱》时都未见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上晓徵学士书》很重要，章氏在文中讲了“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就是说，他的《文史通义》应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组成。而章氏次子华绂在“大梁本”《文史通义》的序中也曾指出：“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这就表明，华绂当时是知道其父《文史通义》内容的编排次序的，其中还有杂篇，但当时不知何故未加收入。他也看到王宗炎所编定之目录，王氏所编篇目是将“驳议序跋书说”作为外篇，而将方志论文排除在《文史通义》内容之外，故序中说这个篇目“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所指大约正是这个。因为关于方志论文是《文史通义》内容的组成部分，章学诚在有些论著中不仅讲了，而且明确指出是该书的外篇，那么“驳议序跋书说”是否又都是杂篇呢？其实也并不如此，如章氏在《与邵二云论文书》中就曾讲到“《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文史通义新编》的《前言》中说：“为了保持新编本与习见的通行本之间的连贯，也便于读者的使用，这次就不再另行分设杂篇，而将这一问题留给有关专家再作研究了。”也就是说，仍将两种通行本的外篇全部编为外篇，因为要将“驳议序跋书说”之文区分出外篇和杂篇实在太难。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2003年在绍兴“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梁继红博士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一文，曾谈及章氏自刻本的编排问题，本以为可以解决杂篇的范围问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通过仔细研究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只能还是一个悬案。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现抄录于后：

从《文史通义》自刻本的编排体例上看，章学诚将《文史通义》分为三个部分，即内篇、外篇

及杂篇，后附杂著，其篇目如下：

《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言公》

（上中下）、《说林》、《知难》；

《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

《文史通义·杂篇》：《评沈梅村古文》、《与邵二云论文》、

《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与史余村论文》、《又与史余村》、《答陈鉴亭》；

《杂著》：《论课蒙学文法》。

从上述所列篇目看，内篇和外篇，本来就无多大疑议。特别是方志作为外篇，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论定。至于杂篇，看了自刻本所列篇目后，笔者觉得还是很茫然，上文提到的《郎通议墓志书后》，章氏在给邵晋涵那封论文的信中，就明确定为外篇，这封信写于四十六岁那年，距离给钱大昕的那封信已经十一年了，此时的想法应当都是相当成熟了，既然这篇属于外篇，当然同性质的文章还是不在少数，自然也都应当归入外篇。而这类文章究竟能有多少，现在看来这个界线谁也划不清楚。基于这种情况，如今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当年章氏次子华绂，为什么只将方志论文列为外篇，而其他的“驳议序跋书说”中还有哪些是属于外篇，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有这样一做了事，于是杂篇和其他内容，都“当俟校定，再为续刊”，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他再也未作过任何校定续刊。因此，这里只好再重复一句，尽管大家都看到了章氏自刻本的部分分类篇目，但是原来的“驳议序跋书说”，究竟哪些篇应当留在外篇，哪些篇应当归入杂篇，还是无人能分辨清楚，看来只好仍旧维持现状，待以后能有所发现再来定夺。

《文史通义新编》（下简称《新编》）出版以后，曾获得了中外学术界师友们的好评，为研究章氏学说创造了方便条件。许多学者并认为可以作为《文史通义》的定本。但是，同时亦有许多友人提出，特别是青年朋友提出，章氏之书比较难读，最好能够有个注本，于是为《新编》再作“新注”的任务便又放到笔者的面前。特别要指出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张学舒先生更是这种 “新注”的倡导者和策划者。笔者本人则一直心存疑虑，担心自己才疏学浅，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这部书的内容涉及知识面实在太广。但是，为了不负众望，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

为《文史通义》最早作注的自然要首推 1935 年出版的叶长清的《文史通义注》，尽管在此之前，19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章锡琛的选注本，但它毕竟只是为学生阅读的选注本。其次则为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此书完成于 1948 年，到了 1983 年中华书局才首次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好的注本，因为不仅注释详密，而且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其最大缺点在于，它不是一部内容完整的版本。也就是说，其内容是不全的、不完整的，因而书名也就名不副实。当然，责任并不在校注者，因为他总以为《文史通义》就是这么多内容。实际上这个校注本只有 122 篇，而《新编》本则有298 篇，多出的这些篇目中，许多都是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和生平治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由于注释者不了解方志的性质及其发展历史，对史学史不太精通，因而有些注释就不太贴切。如《经解》中里讲到“图经”，注曰：“图经始见于《隋志》，郎蔚之著有《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这个注释显然不妥，“图经”开始出现于东汉，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总序》中记载东汉时巴郡太守但望在奏章中提到的《巴郡图经》。又清人侯康、顾怀三、姚振宗诸人所补之《后汉书·艺文志》均载有东汉人王逸的《广陵郡图经》。这足以说明图经这种著作最早出现于东汉，而盛行于隋唐五代。至于图经究竟是什么，注者还是没有讲清楚。实际上图经是早期方志的一种著作形式，与地记同时出现于东汉，隋唐五代时期成为方志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这种著作卷首均冠以所写郡县之地图。也有注释称其为附有地图的地理志，这当然也不正确。又在《方志立三书议》开头一段里的“掌故”，注释在引了《史记·龟策列传》文字后说：“掌故，国家之故实。”这与章氏本意当然并不相符，章氏之意是编修方志时，在主体志之外，另立两种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一叫《掌故》，一叫《文征》，都是资料选编。只要看了他自己所编修的方志，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在《湖北通志·凡例》中说得十分清楚：“今仿史裁而为《通志》，仿《会典》则例而为《掌故》，仿《文选》、《文粹》而为《文征》，截分三部之书，各立一家之学，庶体要既得，头绪易清。”这是章学诚在方志理论上的一大创建，注释者不解其意，而作上述解释，使读者更加摸不到头脑。在同一篇中，由于对“掌故”的理解有误，在注释《史记》的《八书》时说：“八书犹方志中之掌故。”这自然又错了。其实《八书》、《十志》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新编方志中的各种专业志，章学诚因为各种方志书名已称志，为避免重复，特将内中各志均称“考”，正像班固《汉书》中的《十志》篇名不称“书”一样，就是避免与书名重复。他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很明确地指出：“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考与书、志，皆为正式著作，掌故乃是资料选编，性质是不一样的。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志体则是在《汉书》诞生后已经形成，这是众所皆知的事。而注释者竟将《八书》与掌故相比附，显然又是很不妥当的。还有，注释者常引刘咸炘《识语》来说明某篇的宗旨或主题，其实刘氏所解，有许多亦并不切题，因为他本人亦未能理解章氏作文之本义，如《州县请立志科议》，引刘氏《识语》：“此论次比，与《答客问》下同义。”这一解释，我们可以说与本文主题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章氏此文是建议清朝政府在各个州县设立志科，为编修地方志储备资料。因此，这个志科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档案馆、档案局。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档案学界都把章学诚又称作档案学家。书中还将历史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等书统称为方志，实际上是不懂方志是何种著作。其实这类著作，与《大清一统志》一样，只应称为全国地理总志，而绝对不是方志，正因为不懂方志是何种著作，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注释中不妥之处较多。我们列举这些事例，毫无批评指责之意，旨在说明注释工作实在是不太容易，尽管这个注本已经是相当精细详密，还是免不了有些疏漏。这就说明，并不是能够阅读古文者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

此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出版的由严杰、武秀成先生译注的《文史通义全译》所采用的亦为“大梁本”。

长期以来，广大读者一直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比较难读难懂，这自然就成了《新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新注》对每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或写作宗旨都作一简单说明，类似于解题或提要。如全书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六经皆史也”，实际上把《易教》上、中、下三篇主题都点出来了。意思是说，《六经》都不过是史，而不要把它们视作玄而又玄的经，因为“古人未尝离事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既然如此，当然都是研究当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依据，谁能说不是史呢？不仅如此，他在《报孙渊如书》中更提出：“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对此，胡适在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子目。”这自然很有道理，一切著作都具有史的价值，《六经》自然也就不例外了。一般说来，讲《诗经》、《尚书》、《春秋》、《礼》是史书，都是容易理解的，惟独说《周易》也是史，似乎就很难理解了。正因如此，他就把这一篇作为解说对象。只要大家细心阅读就会发现，《易教》三篇的中心思想都在讲述这一问题，从悬象设教，治历明时，王者改制，直到易象通于“六艺”，一步一步地在分析论述，一层一层分析《易》为什么是史。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切就迎刃而解。又如《原道》三篇，他在写出后不久，就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议论，也是当今认为比较难懂的篇目。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研究章学诚历史哲学的重要一篇，文中提出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的光辉命题，这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道不离器”，就是说所有事物的理或规律，都离不开客观事物而单独存在。这一命题，是反映了 “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观点。文章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的“道”，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道”，诸如各种理论、司法制度等等，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了人类的活动，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各种“道”，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产生的各种“道” 也就越多而越复杂，正如他所说从“三人居室”，到“一室所不能容”，而必须“部别班分”，“道”就很清楚地纷纷出现了。再向前发展，则“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等也就都出现了。这样一来，有关人类社会的理法制度也就产生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道”也自然在起变化，典章制度、礼教风俗也在变化。章学诚就是通过这些通俗而形象的比喻，来议论道与器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道不离器”的命题，在写此文之前六年而作的《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已经提出，而在《原道》三篇里论述得更加系统而完整。可见他这一思想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类似的情况，即一种思想或说法在书中两篇或多篇同时出现，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或研究，在每篇说明中，一般都予以指出。当然，每篇说明长短不一，多的数百字，少的几十字，大多根据文章的难易程度而定。也有少数篇目，由于内容简单就不作说明，两篇内容基本相似的也就只写一篇。这就是《新注》的第一个内容，也是主要的内容。与此同时，则对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尽量予以注明，这也是不少朋友早就提出的建议。因为这对于研究章氏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就以他的方志理论而言，就是很明显地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其次则是对书名、人名的注释，而疑难语词和典故就省略了。之所以要这样决定，是考虑到原书的篇幅已经很多，若是后两者也加注，则篇幅势必过大，况且这两部分内容只要有一部普通的辞书如《辞海》、《辞源》之类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书名、人名则不然，许多书在目录著作中也很难找到，而许多人名即使在许许多多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也难以找到。我们先以书名来说，在《上晓徵学士书》中，提到上海《庄氏书目》，书目主人是元代人，但查找元、明、清以来公私书目均未见有著录，最后还是从私家笔记中得到解决。最早记载的是元代学者陶宗仪的《辍耕录》，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引用陶氏《辍耕录》云：“庄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尝为宋秘书小史。其家蓄书数万卷，且多手抄者，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至正六年，朝廷开局，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江南藏书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其孙群玉，悉载入京，觊领恩泽。”这一记载，与章氏文中所云完全相符，因而我们可以推断《庄氏书目》正是庄蓼塘家私家藏书书目。章氏书中还有许多省称的书名也不太容易查找。平时少见的，甚至书名也未听到过的，再加上省称，查找起来就更加难了。如《山堂考索》省称《考索》，还比较耳熟，但《神农黄帝食禁》省称为《食禁》，《三洞琼纲》省称为《三洞》，《孝经援神契》省称为《援神》，《孝经钩命决》省称为《钩命》等等，尽管有些目录著作有著录，但由于省称，查找难度就相当大。更有甚者，书中援引前人著作篇目时随意性很大，于是出现了许多与原篇名完全不同的情况，如书中提到韩愈的《五原》、《禹问》诸篇，经查对《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著，方才明白他是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文章合称为《五原》，而将《对禹问》省称为《禹问》。这种情况即使有著作篇目索引，也是无法查找的。又他在《上辛楣宫詹书》中引用“韩退之《报张司业书》”，经查对《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应是指卷十四《重答张籍书》，所引文字亦有出入。诸如此类，若是不注清楚，明显会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至于人物，问题可就更多了，章氏在许多文章中都批评前人行文很不规范，其实他自己亦是如此。古今名人大多使用字号，一般很少直呼其名，但是查找起来可就麻烦了。尽管有多种名人字号辞典，历史上不同朝代人物，会有十多个人在使用同样一个字或号，于是有时候很难分辨哪一位是你所要查找的人物。有许多并非有名人物，辞典也不收入，这就更难找了。还有许多则是用地名、官号来称呼人名，如万甬东、胡德清、徐昆山、潘济南等等。以官号名者如梁制军、周内翰、谢藩伯、徐学使、翁学士等等。影响比较大的自然容易识别，影响小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任何名人辞典都无从查找。特别是许多信函，这类称呼更多，甚至王十三、唐君、绍兴相公、金坛相公这类称呼都会出现。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责备章学诚，因为作为信件，收信人对这些称呼是一清二楚的。对于这些，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们为了查找 “金坛相公”是何许人，于是在金坛籍人物中确定能够称“相公” 的在当时只有于敏中，因为他以文章为清高宗乾隆所重用，曾被任为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四库”开馆又受命为正总裁，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总裁，当然可以称“相公”。为了确定此人戊戌年是否任过考官，鲍永军同志又专门替我查阅《清高宗实录》，发现戊戌年此人确实任正考官。这样章氏所云“金坛相公”必指此人。当然还有许多是后生小辈，本不知名，只有暂付阙如。上述种种，不仅名人辞典无法解决，即使动用正史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人物中许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所以注释中将人名列入范围，道理就在这里。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注释人名时，尽可能注出其生卒年、籍贯、字号和著作。有的人字号很多，也尽可能一一注出，著作也是如此。因为有些著作，书目中未必都能反映出来。

《文史通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不像《史通》专门论史，也不像《文心雕龙》论文那么单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讲，“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都要讨论其利病得失，显然就不限于文史了。因此，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写作时间跨度是相当长的。一般讲是从他三十五岁那年开始，实际上在二十六七岁时与甄秀才论方志编修的几封信已经开始了。从严格意义来讲，直至他去世全书撰写计划也未能完成，《浙东学术》乃是其去世前一年口授而成，早有计划的《园通》篇却一直未见完成。因此，在阅读时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因为早期所写的文章与成年和晚年时所写的文章在论点上和观点上都会起着很大的变化，任何一位学者无不如此。千万不要把书中作者自己早已否定和抛弃了的观点和论述再拿出作为经典来宣传，这样做既是不道德的，也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令人遗憾的是，20 世纪80年代全国修志工作开始以后，有人竟根据章氏《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有“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两句话，编造出方志特点是“横排竖写”，并且说是章学诚所讲而广为宣传。这封信是章氏青年时代所写，当时读书不多，说了错话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他写《方志立三书议》时，就已经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而在《湖北通志·凡例》的第一条又说：“今仿史裁而为《通志》。”可见章氏晚年已将方志与正史完全等同看待了，把早年那个错误说法已全部否定和抛弃了。我们今天再将它拾来加以编造后进行宣传，自然是很不应当的，很不道德的！记得当年笔者在发现这一错误做法后，曾在《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载《中国地方志》1994 年第 1 期）一文中提出过严肃的批评，竟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错误说法，如今在方志学界不仅已经广为流传，成为编修新方志的“指导理论”，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入许多新修方志的凡例之中，这就使笔者想到以前有人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方志学界这一怪事，似乎正足以作为这句话的例证。笔者所以要这样写，希望这种怪事在方志学界今后不要再发生！

笔者一直认为，校注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太广，要想做得很完善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次注释过程中，得到了师友们的支持和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特别是鲍永军同志，为笔者查对、寻找了数十条资料，浙江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江兴祐先生，在编辑出版此书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对于他们的深情厚意，一并在此表示感谢和敬意。限于个人的水平，校注当中不当之处，实所难免，热忱地欢迎学术界同仁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章实斋先生故里道墟镇人民政府怀着对这位乡贤的崇敬心情，对该书出版还给以资助，并在镇上为其立了半身铜像，旨在弘扬章氏对祖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他们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作为章氏学说的研究者，笔者不得不在此多说几句，以记述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之与章氏的代表作一道传之于世。

仓修良

2002 年中秋节成于浙大独乐斋

2005 年元旦修订于浙大独乐斋

《史记》中的历史图景与叙事艺术《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耗费一生心血编纂而成。全书约五十多万字，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其内容博大精深，体例严谨，文笔生动，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记》不仅为后世史书树立了典范，其精妙的叙事艺术和深刻的历史洞察，更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一、宏大的历史画卷与丰富的史料整合《史记》的叙事跨越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司马迁以其非凡的史学功力和广博的知识，整合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包括官方档案、家族谱牒、地下出土文献以及民间传说等。他并非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通过精心的剪裁、梳理和组织，将零散的史料整合成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从神话时代的传说人物，到夏商周的王朝更迭，再到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直至秦汉的统一与发展，《史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书中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事战争、文化科技、民族关系、社会风俗等都有详尽的记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各个层面的风貌。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力求客观公正。他在书中常常会引用不同的史料，并进行比对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更是司马迁用心之作。他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有运筹帷幄的将相，有胸怀天下的谋士，也有才华横溢的文人。这些人物的命运起伏，性格特征，乃至言谈举止，都被司马迁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跃然纸上。二、严谨的纪传体体例与创新的史学方法《史记》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其开创性的纪传体体例。在此之前，史书多采用编年体或国别体，各有其优劣。《史记》则通过“纪”、“传”、“表”、“书”、“世家”等五个部分，构建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立体的历史叙述框架。 “纪”：主要记述帝王的言行和王朝的兴衰，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传”：则是《史记》的核心部分，详细记述各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司马迁在撰写传记时，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动机分析，使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表”：以表格的形式，系统地梳理了各朝代的政治制度、官职变迁、重要事件等，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的参考。 “书”：则专门论述古代的礼乐、天文、地理、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展现了古代社会的文化和科技水平。 “世家”：主要记述诸侯列国的兴衰，以及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家族。这种纪传体体例的创新，使得《史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结构上更为清晰，逻辑上更为严谨。它不仅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提供了范本，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创新，反映了他对历史认识的深刻和对史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三、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与文学价值《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更是一部不朽的文学杰作。司马迁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将历史叙述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生动的人物刻画：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他善于运用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以及他人的评价，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将相如的“完璧归赵”的机智勇敢，“渑池之会”的从容不迫，以及回国后“先破秦，复赵君”的政治远见，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戏剧性的情节安排：司马迁在叙事中，善于运用对比、伏笔、转折等手法，使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巧妙地结合，创造出许多具有戏剧冲突的场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复杂。简洁有力的语言：司马迁的语言，简洁凝练，富有表现力。他善于运用短句，精炼的词语，以及生动的比喻，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朴实而富有张力的语言风格，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中，司马迁融入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他关注民生疾苦，批判统治者的暴政，歌颂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对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关系的思考，都使得《史记》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四、《史记》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为后世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更对中国文学、哲学、政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方面：纪传体体例的开创，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树立了典范，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他对史料的辨析和运用，也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文学方面：《史记》的叙事艺术，为后世的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手法。许多成语、典故，都源于《史记》。思想文化方面：《史记》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历史智慧，以及对国家兴衰、社会发展的思考，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座丰碑，它以其博大的胸怀、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思想，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壮丽图景，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研读《史记》，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更能够体悟历史的智慧，感悟人生的哲理。

用户评价

评分☆☆☆☆☆

评价三：作为一名在校的文史专业研究生，我对学术研究的工具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案头必备”的作品屈指可数。“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恰恰符合了我对一本优秀学术著作的所有期待。首先，它的内容选取就极具价值，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史领域的重要思想和论述，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其次，编注者在文字的梳理、考订、疏证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很多晦涩难懂的句子，通过他们的注解，顿时豁然开朗。这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节省了大量的查阅和辨析时间，可以直接投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研究中。此外，注释的详尽程度也令人称道，不仅仅是字词的解释，更包含了对历史背景、文化渊源、相关学说的梳理，堪称一个小型的学术百科全书。拿到这套书，我立刻开始进行课程论文的准备，它提供的资料和思路，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评分☆☆☆☆☆

评价四：我并非科班出身，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而涉猎文史。过去，阅读古籍常常是“望文生义”，遇到不解之处便只能草草略过，这种阅读体验始终让我觉得不够尽兴。“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的出现，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探索文史世界的道路。这本书的注释做得非常细致，对于那些我常常会遇到的生僻字、难句，都有详细的解释，而且常常会联系到相关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让我能更深入地理解原文的含义。更让我惊喜的是，它不仅仅是对文字的解释，更是在宏观层面梳理了相关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观点，帮助我构建起一个更完整的知识体系。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带领我一步步地走进中国古代文史的殿堂。它的语言风格既保留了古籍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的理解，使得阅读过程流畅而富有启发性。

评分☆☆☆☆☆

评价一：翻开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它厚实精美的装帧，作为一套收纳两册的精装本，拿在手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仪式感。我一直对古代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兴趣，尤其偏爱那些能拨开迷雾，直抵文献原意的著作。过去常因原文晦涩难懂，译注版本参差不齐而感到苦恼，这一次，我抱着极大的期待入手了这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拿到手后，粗略翻阅，便能感受到编注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态度。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学究气，但又并非枯燥乏味，反而有一种抽丝剥茧般的清晰逻辑。纸张的质感也很不错，略带米黄的色泽，印刷清晰，久读不伤眼。我尤其欣赏的是它在排版上的用心，注释部分条理分明，与正文呼应得恰到好处，不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被打断思路。对于我这样一个潜心研究古代文献的读者来说，一本好的工具书，不仅仅是内容的呈现，更是阅读体验的延伸。这套书无疑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它让我看到了对传统学术的一次精心打磨和传承，充满了敬意。

评分☆☆☆☆☆

评价二：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治史方法和思想流派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往往苦于资料零散，解读困难。偶然间了解到有这样一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便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拿到书的那一刻，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罗列，而是经过了细致的考订和梳理。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考据的严谨性，在这方面，这套书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它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时，能够旁征博引，将各种观点梳理清楚，并给出自己的见解，这对于我这样希望深入理解问题本质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帮助。我特别喜欢它对一些古代典籍的重新解读，能够发掘出一些我们常人不易察觉的深层含义。而且，它的语言风格也比较易懂，尽管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但通过编注者的努力，让普通读者也能领略到其中精妙之处。这套书就像一个博学的向导，带领我们在浩瀚的文史长河中，拨开重重迷雾，清晰地看到前行的路径。

评分☆☆☆☆☆

评价五：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本能够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毕竟，要真正理解历史，离不开对古代思想和史学方法的深入把握。“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这套书，可以说完全满足了我对于一本百科全书式文史读物的期待。它不仅涵盖了广泛的历史时期和学术流派，更在对原著的解读上展现了非凡的功力。我注意到，编注者在处理一些复杂概念时，能够引用大量的史料加以印证，使得论述更加严谨可信。同时，其注释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时候，一个简单的词条背后，都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或一段深刻的哲学思辨。这套书的出现，无疑为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学习平台，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框架下，循序渐进地了解文史的精髓。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知识的宝库，等待我们去不断地挖掘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