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稿由《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和《鞑靼战纪》三部分组成。
《鞑靼征服中国史》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帕莱福根据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撰写而成。该书讲述1644年崇祯之死,清兵入关,到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清兵攻占南方最后三省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它所记述的史实,有不少可以和中国史料相互印证、补充。
《鞑靼中国史》记述1665年北京教案的过程。作者系耶稣会教士鲁日满,当时他在浙江、江南传教。在这次教案中,鲁日满及其他外地传教士也被押往北京,在礼部受审,因此,对教案过程记录比较详细,是研究此次教案的第一手史料。
《鞑靼战纪》由耶稣会士卫匡国所撰,记述的是卫匡国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军征服中国的过程,其中清军之征服江浙一带,因有作者之亲身经历为证,是比较有价值的。
目录
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
精彩书摘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
中国居民在他们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下,享受和平之乐。皇帝叫做崇祯(Zunchin),一个带有欺骗性和不祥的名字。他是统治那片辽阔领域的绝对君主;在1640年,对若干州郡致命的一年,乌云开始密布,不久就产生一场风暴,毁灭了整个国家。
我说,中国皇帝叫做崇祯,是个带有欺骗性的名字,因为在中国语言中崇祯的意思是吉祥,或崇高的统治,但这个征兆之虚假,很快就显露。皇帝非常温和,善良;他的臣民,充分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在这样一位优秀君主治下,肯定生活愉快。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善良、温和、稳妥的治理是不够的,除非他同样有防备,不要有坏大臣,他们利用他的信任,满足私欲,野心无限膨胀。
1640年,同时有两个盗匪,反叛合法的君王,一个姓李(Ly),一个姓张(Cham)。他们虽为中国皇帝的百姓,无论身分或出生均无足轻重,但两人都渴望至高的统治。在国内集中大量精兵后,他们开始侵入与鞑靼邻近的北方诸省。
同时候,皇帝没有足够警惕去平息这次叛乱,很可能守卫疆土的将官,上报的消息和情报,根本没有到达宫廷,以致未为皇帝所闻。国家的大臣,朝廷的官员,封闭了消息,利用皇帝温良的性格,准备出卖国家和主子。戴克里蒂安(Diocletian)的话千真万确:“哪怕君王善良、谨慎、机警、小心、戒备,如果他手下工作的人,本应忠实地替他服务和进忠告,相反地却共同欺哄他,滥用他的权威,所以他不能防止叛逆。要么君王的臣子英勇忠实地去打击造反者,要么造反者很快就会自己去攻打君王及其臣僚。”
此次叛乱的两个首领正是利用这个危险的疏忽,而那些大臣,如果一开始就行动,可以轻易结束这次骚乱,现在则失掉时机,再不能予以镇压了。在短时间内他们赢得伟大、英勇指挥官的盛名,并利用这个声望,很快有了足够兵力,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扩大他们的征服,趁机扩大他们胜利的名声;他们的盟友与日俱增。对胜利者的喝采,从不缺少赢得新的伙伴。这样,这些叛逆很快就用武力占领了五个省。
叛匪张在五省之一,离帝京最远的省份自立,采用王号,决意扩大他的征服,使邻近诸省归属于他,一当他征集到足够的兵力,他便把这个大计划付诸实现。
另一个叫做李的叛匪,看来正策划更大的阴谋,他接近京城,已构想征服全国。但他考虑到,开始时他和张结盟得到支持,而现在随时间的推移,张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成为他夺权的大障碍,他要尽力把张除掉,或者采用密谋,或者使用公开的武力;有关他和张的关系,还没有更多的报导。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告诉我的读者,我不得不用“大概如此、看来这样、极其可能,等等”来编写几节,因为我据以编写《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的材料,是在动荡时期从中国寄送给我的信札和一些不确切的记录;无疑地当时全国陷入一片骚乱中,所以传来的信息简短而杂乱,常常没有标明日期,往往难以区别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性。同时在屡次一份又一份校审记录时,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记载,仅仅是对另一份记录的续撰和解说。因此为了让我的读者更加明白,我用上述的方法将它们汇集,或许,尽管我为此作出了努力和关注,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的完整和确切。
现在没有能够竞争帝位的人,李开始实现他的大计划,在陕西(Xenzi)省名叫西安(Singanzuase)的省城驻扎。他自立为王,采用中国皇帝的称号,据有皇宫,像一个君主那样行动。他威胁说他很快要决心征服北京省,占领皇城,把北方六省中最重要的北京归并入他已征服的省份。
这两个僭位者最初的起兵不是十分清楚的,仅得知,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皇帝军队中的军官,他们发现,士兵既不受重视,服役亦未得报偿,而是受到朝臣的虐待,所以他们反叛国王,共谋自己成为开军饷的主子;决定把造反的事通告朝中的显贵。替君王服役的军人,能为国家效力或作出贡献,决非那些只靠奉承讨好君王的小人所能企及。
他们开始是申诉,由申诉再诉诸武力,一旦开始叛乱,他们认为将坚定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造成这次叛乱的人犯下大罪行,而那些不仅发动叛乱,而且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为他们开脱责任,减轻罪过;他们非但反叛国家,也反叛他们的君王。一个君王的恶行,不管怎样公开表现在他执政的错误和违法上,都不许可他的子民公开造反?更不许任何百姓向其君王进行报复或反叛,如果他受到伤害,可以向君王投诉,用请愿的方式得到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他可以再次申诉,直到他的君王知道他的苦处;如果再三请求仍一无所得,那么他可以停止申诉,不如向天上的神祈祷请求神灵制裁地上的王公。否则,如果百姓可以用任何借口反叛他们的主子,向君主报仇,那么国家就完蛋了。
正当叛乱和内战的火焰日益燃烧,一场毁灭性的大变革威胁着整个中华帝国时,鞑靼王对此十分关注和警惕,他满心希望将出现使他有正当借口进入几省或所有省的机会。虽然在中国动乱之前二十四年,即从1618年到1642年,鞑靼人有时越过长城,侵入边境,但这只是对中国人侵入鞑靼地方的报复。亚州的居民,每当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伤害时,都复仇心切,因为,无论是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都把报仇雪恨当作是惟一的职责:全亚州普遍的做法是有仇必报;但我祈求上帝保佑,用暴力寻求报复的仅限于亚州的民族。
正是这个坏风俗使得从前接境的鞑靼人经常侵入中国邻居的领土;但那时他们没有打算征服中国,也没有这样做的足够兵力。当时中国的皇帝和鞑靼的汗保持和平。尽管这是真实的:两国之间缔结的和约,鞑靼人放弃对中国的企图,仍不能防止相互间时时发生的冲突,但对鞑靼人来说,要向中国公开宣战,却不合情理,也有失尊严;所以他们认为,应当找到可以像欧洲政治家提出的貌似有理的借口。
因此鞑靼王不仅留意和观望中国发生的事,而且准备利用有利的时机;但他决定只抓住看来是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他可以光荣、体面地在中国各省大干一番,不背上僭位者的恶名。与此同时,他自我感觉:命运至今对他这边有利,天意必定支持他的事业,将对有关的事变作出裁决,以便尽快地实现他的意图。必须承认,这些蛮人不像我们的许多政治家那样随意去干非正义的事。因为用暴力夺权,在鞑靼人看来并非王者之道,反倒是暴徒之行径。但他为此准备了无数英勇的士兵,马步军俱全,当时他还没有炮,不久后他就得到许多优良的大炮,尽管他没有在炮上印刻Raultima Regum的字样。
他也考虑到李对他的友好表示,期望得到他的保护,对抗合法的君王,因此之故,至少李不把他当作敌人,不会拒绝让他分享征服果实。不过这位鞑靼君主曾庄严地与中国皇室缔和,放弃他对中国的要求和企图,中国皇帝现仍在皇位上;所以他不能下定决心,因为他是偶像的虔诚信徒,不愿破坏他在偶像面前作出的誓言。对于那些自吹是真正信徒发誓许愿,却不履行誓言的人,这是一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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