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4
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巴金创刊并终身担任主编的杂志!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萃览中国当代文学上下六十年!
2017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由巴金创刊并终身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创刊60周年。60年间,《收获》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它以兼容并包和自由闳放的精神,文坛风流,向读者奉献了各个时期具影响力的作家的重要的作品。上海九久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推出《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60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对这一盛事的热忱关注,同时供喜爱文学的读者品阅收藏。
这套纪念文存由《收获》编辑部主编,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1957年创刊号至2017年第2期,共29卷,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11卷、中篇小说9卷、短篇小说4卷、散文4卷、人生访谈1卷,总计160余部长、中、短篇小说,及120余篇散文随笔作品。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故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了彰显这套丛书经典大气的品格,总体装帧设计上,编撰者亦是绞尽脑汁,封面构图上秉持着“删繁就简,妙语者不必多言”的原则,借助书名等字体的巧妙安排,使整体看上去对称与均衡。色彩方面使用大面积的专色蓝和烫银以及总套名“收获”浮雕凸版工艺,书顶、书口、书根三部分镀银,外加大16开的纸面精装形式,气质典雅的象牙白优质内文纸和150克深蓝卡的封面用纸,使得整套丛书的品相庄重而不呆板,含蓄却不简单。
本书收录了《收获》杂志2006年—2016年所刊登的散文作品,包括格非《乡村电影》《师大忆旧》、史铁生的《我的轮椅》、熊育群的《路上的祖先》、陈东东的《亲爱的张枣》、李辉的《舞台旋转》等。
《我的轮椅》中,史铁生以轻快的笔调讲述了自己使用过的三辆轮椅,分别寄托了三种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但是更多的是作者对命运的把握。他扶轮问路,在残疾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了灵魂,他“爱命运”:爱上帝,爱众生。
主要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2010),中国作家、散文家,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李辉(1956- ),中国作家,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4年到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湖北加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教师。随后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要方向。
于坚 温泉
宋琳 布宜诺斯艾利斯手记
苏炜 母语的诸天——耶鲁长短章
杨志军 灵魂依偎的雪山草原
格非 乡村电影
王樽 贾樟柯 贾樟柯:电影改变人生
袁敏 我所经历的1976
陈东东 杂志80年代
张贤亮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史铁生 我的轮椅
格非 师大忆旧
熊育群 路上的祖先
陈东东 亲爱的张枣
李辉 舞台旋转
孙郁 汪曾祺的昆明
傅雷 傅雷致刘太格
题 记
二十年前,八十年代已是历史;二十年后,八十年代重新拾起,成为众多亲历者的回忆。一位“六〇后”年轻朋友,为他的回忆起了一个很动感也很妙的书名——《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二十年过去,每位追寻往事者,各有各的记忆,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叙述指向。怀旧情绪中,远景里点点滴滴闪动时代光影。
许多文化老人,从“五四”走来,从三十年代走来,又与我们一同走进八十年代。然后,他们渐行渐远,身影从此消失,不可能加入到集体回忆的行列。可是,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却不能没有他们。
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八十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八十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扩展的天空……
一切都是遗产,一切均成绝响。
每个历史亲历者,都是山中樵夫江上渔翁,看春花秋月,听潮起潮落。
八十年代拉开帷幕时,我二十四岁,一名复旦校园的学生。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前往北京,以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的身份,亲历文化界的风风雨雨。如今,我愿意在记忆里,在纷繁史料里,重拾亲历,以自己的方式走进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再看那些老人的身影,再听嬉笑怒骂长吁短叹,再触摸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心……黄庭坚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举自己的酒杯,我邀空中的袅袅余音。还能听到绝响吗?还有人愿意听吗?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
一 那一声自责
奇怪,自一九八二年走进北京之后,我遇见曹禺先生的次数很多,
却连一次访谈也没做过。
走进北京之前,曹禺的名字与戏剧对于中文系的学生当然不算陌生。一九七九年下学期,我们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讲到了曹禺戏剧。时代转换之际,文学史课程还沿袭旧有的研究思路和评判标准,但已一点一点地有了改变。我的课堂笔记里,《曹禺及〈雷雨〉〈日出〉》小标题下面,简单记录了老师的授课:曹禺《雷雨》经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雷雨》——《日出》:由家庭悲剧——社会悲剧。
一九三六年的《原野》是个失败的作品,充满恐怖的悲凉的气氛,模糊了当时的社会上(农村)的矛盾。
一九四〇年《蜕变》、一九四一年《北京人》、一九四二年改编《家》,独幕剧《正在想》,电影剧本《艳阳天》。
《雷雨》《日出》写作特点:善于从生活现象中集中提炼复杂的戏剧冲突和紧张复杂的情节。
课堂记录,只有这寥寥数行,老师虽对《原野》评价不高,但仍勾勒出了一位天才剧作家最初十年的辉煌。
临近期末考试,授课老师再做现代文学史的复习辅导。于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的笔记中,留下这段与曹禺相关的文字:
《雷雨》《日出》
思想上:鞭挞旧制度,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指出旧制度崩溃的必然性,表达人民对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艺术上:戏剧冲突强烈,情节紧凑曲折,形象个性鲜明,语言个性化。
大约在此前后,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排练了《雷雨》。演出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复旦奔向位于城里的戏剧学院。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曹禺话剧。男女主演们的名字如今已不记得,印象中,四凤的扮演者很漂亮,表演也出色。获知身世真相后,四凤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绝望嘶喊与电闪雷鸣同时出现,整个剧场顿时一片寂静。我第一次感受到曹禺戏剧穿透人心的舞台震撼。
一九八二年二月,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在《北京晚报》当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在大学开始研究巴金,于是,我几乎遍访了他的在京友人,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位,如冰心、沈从文、萧乾等,后来有的是副刊的主要作者,有的是我的传记写作对象。可是,我惟独漏掉了他的另一位挚友曹禺。翻阅八十年代笔记本,我记录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曹禺除了名字在出席者名单中出现过,他的片言只语我也没留下。
为何如此?是初到北京后受某些传闻所误,还是受其他个人因素影响?难想明白,却又总想理出个头绪。
一旦错过,永远错过了。
笔记本上虽无曹禺的片言只语,记忆中的两个场景,印象却一直清晰无比。
第一个场景,凝固在我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时间:一九八四年年底;地点:北京崇文门新侨饭店。
“文革”后复出的丁玲,在与周扬等人经过几年摩擦与冲突后,雄心不已,终于独立创办一本文学杂志——《中国》。为庆贺《中国》创刊,丁玲特意在新侨饭店举行大型招待会。那一天,几代作家三四百人,不论亲疏与否,也不论当时习惯按照思想倾向划分的“左、中、右”,齐聚一堂。在这一场合,作家们一时间似乎都忘记了差异区别,为堪称“同人刊物”的《中国》庆生。记忆中,这也是那一年北京最为热闹而自由的文坛聚会。
那一次,曹禺也来了。看到他与萧乾、吴祖光三人在一起寒暄,我赶紧按下快门。巴金一再说过,他的朋友中,三个人最有才气,即沈从文、曹禺、萧乾。这张照片能够同时留下萧乾与曹禺的身影,对我而言,自然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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