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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伯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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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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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280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7729

包装：线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48

字数：17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国学常识》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国学入门读物。适合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上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阅读。本书首先对国学作了概述，进而分章节对语言文字、史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人物、派别和学术观点予以介绍，并作了评述。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形成关于国学的较为全面的概念。;

蒋玉斌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国学常识》，了解曹伯韩其人其作品，梳理《国学常识》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国学常识》精髓，系统掌握国学的基本内容，形成对国学的全面认知。

作者简介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香港《华商报》翻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昆明《进修月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第二研究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语言学专著，《国学常识》《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文化普及读物。;;;;;;;;;;;;;;;;;;;;;;;;;;;;;;

蒋玉斌，吉林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林沄先生，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荣誉副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各一项。2013年入选首届全国“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并获该计划奖励。2015年获“鼎甲杯”甲骨文字辨识大赛优秀论文奖。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任副主编），著有《孙子译注》等。

精彩书摘

曹伯韩是普及文化的典范，《国学常识》则是国学入门读物中的经典。

《国学常识》一书编于1943年1月前后（据本书《编例》后的作者自识），当年10月由国文杂志社出版，桂林文光书店发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文光书店于1947年2月刊行沪初版，1948年10月又印了沪二版。这本书大概是曹伯韩著作中篇幅最大的，但一如作者其他读物的特点，简洁明快，深入浅出，仍然是“小册子”主义的代表作。

“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本书第一节）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经历了国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这本书实际上是以新时代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固有之学术，参考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用浅白的语言勾勒出国学的基本面貌。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1.知识架构合理，讲解全面而系统。

知识全面。《编例》第七条说，“本书参考坊间出版之同类书籍与期刊，尽可能地集合各方特点，提要钩玄，于短小篇幅之中，具有多数书刊的缩影。读者手此一编，即无异于与各种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文化史著作相接触”。民国时期的国学书，多数是在传统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基础上，分为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或经学、哲学、文学这几个部类来讲，本书在此之外，还列出科学与艺术一章（第十三章），显然更为全面。民国时期同类著作如范皕诲《二千五百年来之国学》列出天文学、数学，汪震、王正己《国学大纲》也列有自然科学，但总体分类不如《国学常识》好。

《国学常识》内容平实，大体上涵盖了国学各部类的精髓，并能反映当时所涉学问的新进展。例如第三四节“古物与古书”最后一段文字，是根据1942年10月的报纸补上的，说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随时留意有关学问的新情况。

书中内容虽多，但脉络清楚，便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通过目录就能看清国学的脉络，纲举目张。作者也特意用《编例》第十条说明本书架构：先是对国学的概说（第一章），然后讲治国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二至四章），在这一部分囊括了语言文字之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内容。接下来是各部类的分述，包括史学（含经学、史地）、哲学（诸子、佛学、理学）、文学（分体裁）、科学艺术。讲国学时分开治学方法和国学本体两部，是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已明确提出的思路，作者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做法。

在具体安排内容时，作者也能做到详略得当、条理清晰。如诸子百家流派很多，如果都展开来讲，必然占据较大篇幅，显得烦琐枝蔓。作者在第七章先概述诸子学术类别，然后将儒、道、墨、法等家各立专节重点讲述，但也不是完全忽略未立专节的杂家、纵横家、农家，而是附在各节后简要叙述（第七〇、七六节），是不错的策略。在每一节中，一般都是先讲是什么或有什么、发展的历史，然后是简单恰当的评判，最后为读者了解此方面提出的建议，或说明此方面的意义。这也是便于读者接受的。

2.持论公允，不守旧，不偏激，观点有启发意义。

本书虽是对国学的常识性的介绍，但讲什么不讲什么，讲多讲少，怎么讲，如何评判，在这些方面都要表明态度，这是回避不了的。总体上看，作者的看法是客观公允的。第一章概说国学，第五六节谈经学的扬弃、第一三三节讲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等，都很平正，颇能引人深思。国学素称博大精深，作者没有故弄玄虚，而是一类一类、一条一条予以述评，并对如何学习、利用和推进某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大多十分中肯。

3.为读者着想，用心、精心。

我们读过一些书会发现，书的凡例、目录及注释、索引等附件的重要性不比正文差，而且在这些部分常常能看到作者的用心。本书《编例》说，“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但仍有重要事项或人名书名，为目录上所不及载，或散见各处而不易查阅者，另附索引于书末”。其以目录为纲，而以索引作为有益补充，使得读者利用此书非常方便。正文中作者的建议、忠告随处可见，又常指示利用某类资料的门径，金针度人，功莫大焉。

4.语言简洁精当，平易晓畅。

作者一如既往地善于驾驭文字，往往用寥寥数语，就把很复杂的问题大致说清。

《国学常识》的定位非常明确：“本书的讨论限于常识的范围，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讲整理工作，只是关于国学的初步概念提示。”（第十节）作者特意强调，“不涉专门事项，即一般国学常识书中过于琐碎之人名等，亦一概从略”。这一点很重要，由于不涉入太专门的研究，书中内容就不会过于繁难，行文也少了枝蔓，读者也就不必畏难。待读者通过本书觅得途径，自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入堂奥。对于作者来说，“不涉专门事项”也能避免由于涉猎太多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而把更多精力放在对所有国学知识的全面、客观、有条理的介绍上。正是因为作者对该书定位准确，又能娴熟驾驭文字，因而写得浅显流畅，可读性极强。

《国学常识》具备以上四点，就好比一顿大餐有营养、搭配合理，好吃而又好看，当然就是值得品味而受欢迎的，因而也是经典的。

近些年来，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出现了所谓“国学热”。这本“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又一次成为热门书籍。《国学常识》的这种热度，从根本上说还是由它本身具有的经典性决定的。

由于《国学常识》的经典性，它常被列为国学经典，与章太炎《国学概论》、钱穆《国学概论》等并列；也常被作为民国精品书，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同举。《国学常识》与这些大师经典并列时，容易让人觉得曹伯韩先生也是大师。按照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大师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实际上何为大师，并没有确切的评判标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们心目中的大师并不一样。但章、梁、钱等是大家公认的大师，根据他们的成就，我们想，大师至少应该在思想上有启蒙之功，或在观念、理论上有独特见解，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开风气之先，起到引领作用。曹伯韩先生不属于这种人物。从前面的介绍也能看出，他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旨趣也不是要成为大师。在国学研究以及国学涉及的很多领域，曹伯韩都不是处在最前沿的研究者，而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守望者。

但恰恰是这一点，使曹伯韩对国学的介绍能更全面，态度上能更客观，更容易摒弃门户之见，也能更自觉地从国学知识的使用者亦即读者的视角去观察和整合国学常识。对读者来说，由于他不是大师，而书写得深入浅出，也让人少了一些“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距离感。已故语文教育家商友敬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作系统讲述的著作不少，但我却愿意介绍两本简而明的读物：一是1947年曹伯韩先生的《国学常识》”，该书“原是供中学生读的，文字浅易而清晰。但你一读会发现，该介绍的他全介绍了，而且功力相当深。比读《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收效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又枝蔓太多、琐碎”。点出了《国学常识》相较于同类经典的特异之处。

总之，《国学常识》算不上大师经典，但跟大师经典一样有营养，而且是初尝国学时容易吸收的营养。

前言/序言

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的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氏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内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二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国学常识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