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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 扬布里柯，[古罗马] 波爱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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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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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84523

版次：1

商品编码：12252794

包装：精装

丛书名：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3

字数：230000

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伟大的思想者和伟大的圣人总是在滋润着历史的篇章。扬布里柯与波爱修相隔二百余年，其人生际遇、思想旨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颇为不同；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共享者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资源，都把哲学当作人生之根本指南。《哲学规劝录》原书以希腊语写成，作者旁征博引，或喻或证，旨在规劝人们过上一种哲学式的生活，即理性而有美德的生活。《哲学的慰藉》原书以拉丁文写成，该书格调高雅，音律优美，可谓独步一时。波氏力倡“卸轭”“守真”之道，身陷囹圄而能追迹苏氏、澄怀悟道，化心中块垒而趋于平和，诚可谓即事即心、日益日损者矣。

作者简介

扬布里柯（Iamblichus，约公元245-325年），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他出生于叙利亚的卡尔基斯（Chalcis），曾经在罗马听过波菲利（Porphyry）和阿那托留（Anatolius）的讲课，后来约与公元304年回到叙利亚，在安条克（Antioch）附近的阿帕米亚（Apameia）创办学校，充当一位教师和宗教改革家，开创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叙利亚学派。后人对扬布里柯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古典希腊哲学之最终堕落的代表，也有人视他为柏拉图主义观念过渡到中世纪的重要环节。其著作有《毕达哥拉斯的生平》《哲学规劝录》和《尼各马库<数论入门>评注》等。

波爱修（Boethius，约公元480-约525年），古罗马元老，著有《哲学的慰藉》《神学论集》等，作为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思想桥梁，波爱修是继普罗提诺之后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与评论，也构成了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精彩书摘

一代文宗波爱修及其《哲学的慰藉》（代译序）

伟大的思想者和伟大的圣人总是在滋润着历史的篇章。当雅典公民苏格拉底罹难殉道之际，其在法庭上的申辩，以及在战神山牢洞中的对话，无不浸透着哲人的睿智和豁达。九个多世纪之后，同样身陷囹圄的罗马元老波爱修（ＡｎｉｃｉｕｓＭａｎｌｉｕｓＳｅｖｅｒｉｎｕｓＢｏｅｔｈｉｕｓ，４８０—５２５）写出了千古名篇《哲学的慰藉》。波爱修在诗文中借哲学女王之口，追迹苏氏，祖述先哲（尤其是柏拉图），终于拓展了“卸轭” “守真”的慰藉之道，成就了一代哲学的境界，并在时间的河流上架起了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思想桥梁。

９世纪末，英格兰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用纯净的盎格鲁—撒克逊语翻译了《哲学的慰藉》。阿尔弗雷德大帝的译本，或直翻，或意译，时有增饰，时有削删。其中开篇第一章便是其所增添的“波爱修身陷囹圄”的事略——也许在今人看来，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损益过于随意，有违翻译的信实原则。然而，《哲学的慰藉》乃忧患之作，诗人因不平而鸣，又因决疑而得以释怀。因此，在阿尔弗雷德大帝眼里，“哲学的慰藉”实是切己之道、为己之学，断断不能脱离个人的生存向度。大智大勇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在其立政之初，屡屡与丹麦人周旋，为统一英格兰而殚精竭虑，其所受磨难可谓多矣。也许正是通过波爱修的生平，感念其功业、名节，感悟其著作、思想，阿尔弗雷德大帝也在戎马倥偬之中得到了哲学的慰藉。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其独特的翻译和作为，向后人表明了：《慰藉》的成书背景与其文本本身一样重要——正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若要阅读《慰藉》，首先就得了解，当年波爱修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波爱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波爱修生于贵族之家，而贵族头衔，则是从祖辈功勋中得来的赞誉。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大约三四年之后，波爱修在罗马降生。从长辈为其所起的名字来看，他有相当非凡的家世：安尼修（Ａｎｉｃｉｕｓ）是罗马的名门望族，曼留斯（Ｍａｎｌｉｕｓ）先祖功勋卓著，曾将高卢人逐出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并不惜以子弟鲜血祭国法，因而备受世人尊敬。波爱修父亲是奥多埃塞王朝重臣，曾任罗马执政官。其岳丈西马古斯也出自官宦世家，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重视才艺，长于修辞。至于波爱修本人，也贵为宰辅、荣任元老，不仅得到东哥特国王的信任，而且颇受罗马百姓的拥戴；而他的两个儿子，则“自孩提时起便显露出了有似于乃父、乃祖的政治天分”，并于公元５２２年双双被选为罗马执政官，可谓显赫一时。

波爱修曾问：贵族头衔究竟有什么好？他的回答是——“它好就好在：仿佛会有某种义务施加于贵族，使之远绍先祖之德而不堕落。”波爱修虽生活于异族统治、同胞偏安的东哥特王国，但他为官清正，不阿权贵，不息自强，勤政爱民。有一年坎帕尼亚省发生大饥荒，乡民家家遭殃，眼看一场横征暴敛（Ｃｏｅｍｐｔｉｏ）势所难免，波爱修毅然挺身而出，在君主面前与执政官舌战，并最终说服了君主，使乡民免于苛税之苦。波爱修富有辩才，甚至有人将他与雄辩家狄摩西尼和西塞罗相提并论；而波爱修的辩才，也总是“始终如一地用以维护正义和人道的事业”（吉本语）。他敢于与皇室司铎崔贵腊等权贵周旋，当宫廷爪牙们贪图保利努斯的财产、意欲侵吞之时，他则“搜刷狼颔，为其抢夺了回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多次担任执政官并具有领事头衔的罗马元老亚尔比努（Ａｌｂｉｎｕｓ），因所谓“通敌未遂之罪”而受惩罚之际，波爱修愤然而起，与控告者居普良针锋相对：“若亚尔比努有罪，那元老院和我本人也当同罪；若我们无罪，那亚尔比努也应受法律保护。”波爱修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为无辜的同事辩护，为元老院正名，为民族伸张大义。最终，波爱修也受奸人陷害，与亚尔比努一样被定了叛国罪。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中世纪的哲学史很可以说是一些人物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虔诚的、高尚的、极其优秀的人物。史学家吉本则称波爱修品性高洁，因为他能够“克尽公私生活中的社会职责”，其慷慨“使穷苦人的苦难得到了宽解”。而素喜臧否人物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为波爱修的公益热忱而击节赞叹：他高瞻远瞩、处世公正、精神崇高，即使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而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论，则更是令人叹服。

在波爱修所处的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之后，留下的是多头政治割据、多元宗教杂处的格局。当时统治意大利的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狄氏立政之初，颇多开明之举：他一方面定都拉文那，同时又允许罗马人保留自己的元老院（以实施有限的自治）。狄氏的怀柔，换取了罗马贵族的政治认同。狄氏在宗教方面也秉承日耳曼征服者的传统，采取了颇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其时罗马人信奉的是正统天主教信仰，而狄氏一族，虽也是基督徒，但信奉的却是非正统的阿里乌教义）。然而，政治的妥协、宗教的宽容，无论对于哥特人，还是罗马人而言，都意味着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考验。事实上，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多元认同背后的政治—民族—宗教矛盾很容易被放大、被利用。后来悲剧确实发生了：狄氏晚年听信了谗言，致使波爱修的同事亚尔比努、波爱修本人、波爱修岳父西马古斯以及灵性导师、教宗若望一世先后罹难，不久狄氏本人也在追悔中抑郁而亡……

波爱修被处死之前，在狱中度过了三五年时光。他正是在这期间写下了《哲学的慰藉》。对于这个平易而不平凡的人而言，从宰辅到死囚、从受人拥戴到无端蒙羞受辱，始终让他难以接受。他满怀激愤，一再向哲学女王发问：为何我行善换来的却是惩罚？而恶人却可以屡尝甜头以致变本加厉？这世上若有神明，恶从何来？若无神明，善从何来？为何在“伟大主人”的家园，竟然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既然一切都在神佑的支配之下，那人类是否还有自由意志可言？如果没有了自由意志，那惩恶扬善也便无从谈起了！

应该说，古往今来，困顿、激愤如波爱修者，中外皆不乏其人：耶稣临终呼号，以示神人之际；屈原蔽谗放逐，乃赋楚辞离骚；但丁流亡十载，方有神曲问世；史迁遭受腐刑，乃发愤著书……然而，耶稣、但丁也好，屈原、史迁也罢，都是将自己的委屈和愤懑直接宣泄了出来，而未尝（或无暇）做深入、系统的哲学思考。他们的终极之问，固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但那更多的是生存状态上的诘问和感悟，而非反思信仰或实践理性方面的省思。波爱修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自己的疑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向哲学女王提了出来，而且《哲学的慰藉》的全部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单纯理性限度内”的一种探讨。

对于波爱修的问题，哲学女王作了如是解答：首先，波爱修面对厄运而一蹶不振，他的病症在于贪图往日的好运。然而，“令尊者为卑、使卑者为尊”乃是命运老妖的一贯伎俩，一旦你的脖子被命运之轭套牢，你只能在其地盘上，默默地承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一时交了好运，也不要受宠若惊，因为财富、荣誉等，都不过是命运的婢女，她们随她而来，伴她而去。虽然财富、荣誉、权力、荣耀、欢乐留下了幸福的“轮廓”，但是，财富使人患得患失，权力屡做帮凶，官位与尊荣难以持久，赞誉来自谬赏，而肉体享乐就如同蜜蜂一样， “吐出了甜美的蜂蜜，再留下深深的一螫，痛彻我们的心扉，然后飞走了”。凡此种种，都不过是“虚幻的善”，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如果你不幸遭遇了厄运，你也不必怨天尤人，因为对人类来说， “厄运要优于好运”。当命运笑嘻嘻、带着幸福表情的时候，往往是在骗人，而当她摆出一副反复无常的面孔时，她却总是诚实的。前一种命运在行骗，后一种命运在教诲；前者束缚人心，后者解放人心。因此，每当聪明人被迫与命运较量的时候，他都要认清命运的无常本性，努力坚守中道，既不让好运宠坏了自己，也不让厄运压垮了自己。

其次，哲学女王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系定理” （ｐｏｒｉｓｍａｔａ）：善本身就是幸福，因而，所有好人因其是善的，所以显然也都是幸福的。善本身就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共同奖赏。善与好人不能分离，谁缺乏善，谁就不配称为好人。所以，无论恶人怎样发怒，聪明人头上的桂冠都不会坠落或凋谢；他人的邪恶根本夺不走善的灵魂所固有的荣光。既然善是给好人的奖赏，那么恶就是对恶人的惩罚。因为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是一，而一本身又是善，所以事物只要它存在，就应该是善的。而事物一旦脱离了善，便不复存在；因此，恶人不再是他们以往的所是——他们迄今还保留着人类的躯壳，表明他们曾经是人类——因此，他们在转向邪恶的同时，也一举丧失了他们的人性。既然只有善才能够使人升华到更高的境界，那我们就不得不说，邪恶已将他们拖到人类的状态之下，邪恶的拖累已经使得他们不配称为人类。因此，波爱修大可不必为当下的境遇而忧戚，恶人的力量看似嚣张，其实是虚无，他们根本夺不走善的灵魂所固有的荣光和幸福。恶人的放纵越持久，他们就越不幸福，因为，恶人获得不公正的豁免，比他们因正义的报应而受罚，要来得更加的不快乐。如果一个人想作恶、能作恶并正在作恶，那他肯定是在遭受着三重的不幸。与正义所要求的惩罚未尝实施的情况相比，恶人接受惩罚反而是更为幸福的。当恶人受到惩罚的时候，就有某种善加给了他们；而当恶人未尝受罚、继续为恶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添一重罪恶……

再次，哲学女王涉及了更为核心的问题：真正的幸福和善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哲学女王的回答是：至善与至福都在神那里。因为凡是完善的事物，显然要优先于不够完善的事物。因此，为了使论证不致陷入无限的倒退，我们就得承认，至高的神充满了至高的、完美的善。万物的创生、自然变迁的整个历程以及形形色色的变动，都是由至高的神佑赋予其原因、秩序和形式的。因此，命运的秩序也是从神佑的单纯里面生发出来的。正如一个工匠，首先在脑海里构思他要制作的东西的形式，然后付诸实施，一步步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他先前以单纯和瞬发的方式所设想的东西给制作出来；同样，神凭借神佑，以一种单纯、不变的方式，安排了他要做的事情，又凭借命运，以一种展延和历时的方式，完成了他所安排的事情。

既然神就是至善本身，而完美的善就是真正的幸福，因此，真正的幸福也一定栖息在至高的神里面。神佑之所以要使好人陷入苦恼、遭受苦难的折磨，乃是要他们忍辱负重，使他们内心的美德更加强劲有力，从而使他们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至高的神佑还常常制造这么一个惊人的奇迹：坏人使坏人变好。有一些坏人认为，他们正在遭受比自己更坏的坏人的侵害，这时，他们因为厌恶那些坏人而内心窝火，他们力图与他们所厌恶的那些人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就重新收获了美德和真正的幸福。

神乃是对无限生命的全部、同时和完满的拥有，永恒构成了神圣实体的本质。正是在永恒的当下里面，神洞悉了万事万物，而他的洞悉之眼，也只是观照眼前事物的性质而从不干涉它们。有些东西是事物必然性的结果，有些东西是行事者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人类意志的自由依然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对摆脱了必然性之后的意志进行赏罚的律法也未尝失去公正。正是神的当下永恒的视野与人之行为的未来特质协调作用，保证了好人得赏、坏人受罚的公正性。

最后，在一片宁静的氛围中，女王给出了哲学的慰藉与劝诫：我们对于神的期盼，我们的祈祷，都未尝落空；只要我们的祈求合情合理，就不会没有效果。弃恶扬善吧，一心向往正道吧，恭恭敬敬地向上天祈祷吧！伟大的必然性已经被郑重其事地赋予你；在洞悉万物的法官面前行事，你若不想自欺欺人的话，那就行善吧！

《哲学的慰藉》简称为《慰藉》就是这样，透过哲学女王与波爱修之间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表达了柏拉图式的主题：引导灵魂从流离到返回家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波爱修最后赴死的那一刻，一定很从容，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安宁。我们今人阅读经典，常嫌其高蹈，厌其履空。但《慰藉》一书最后呈现的纯哲学的宁静，却是澄怀悟道、直探本原而得来的胜境——它是如此的宁静，假如该书写成于顺境，或可被视为孤芳自赏。但是该书却是著者被判死刑后在狱中写成的。这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最后时刻是同样令人赞叹不已的。

波爱修是否到过雅典或者亚历山大里亚，至今仍然存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有机会在帝国东部接触了后期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主要是受普洛克勒斯、波菲利等人的熏陶）。从《慰藉》一书来看，柏拉图的影响随处可见，如卷三第九章的长诗便是脱胎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卷三第十一章则援引了柏拉图的“回忆说”，等等。波爱修对于斯多亚派似乎颇有微词，他在《慰藉》卷一曾借哲学女王之口，讥讽“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以及力图继承其衣钵的一干人等”只是拽着了哲学的碎片。但是，从全书探讨的“德—福”主题来看，尤其是从“善本身就是幸福”这一所谓的“系定理”来看，波爱修的立论其实十分倚重斯多亚主义的道德哲学。为此，法国哲学史家罗斑不无道理地指出：《慰藉》“整个地浸染着柏拉图化的斯多亚主义”。

有意思的是：波爱修声称，他之“追随神”，乃是遵从毕达哥拉斯的命令（而非耶稣基督的命令）。《慰藉》全书盖无一处援引圣经。但是，波爱修从怨尤到释怀，从“德福能否一致”的诘问到最后确立“至善与至福都在神那里”……波爱修入狱后的全部思想历程，似乎都印证了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的主张：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只不过，波爱修的思路依然沉浸在“德即福”的斯多亚主义氛围之中，而康德呢，则在批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派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了“德福两分”“德为受福资格”的主张，并最终在实践理性的范围内确立了“作为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的至善理想。

波爱修及其《哲学的慰藉》在中世纪有着持久的影响，基督徒们视波爱修为圣徒，视《慰藉》为“宝典”。后世学者对《慰藉》也是赞誉有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甚至说，即便是柏拉图和西塞罗，也值得花时间一读“宝典”。《哲学的慰藉》承晚期古典哲学之余绪，开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之先河——正如牛津大学出版社“中世纪大思想家”丛书之《波爱修》卷的作者马伦奔（ＪｏｈｎＭａｒｅｎｂｏｎ）所说：波爱修及其《哲学的慰藉》构成了“哲学连续性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那个时代的“博学通人” （黑格尔语），波爱修除了在哲学上的持久影响外，还在音乐、诗歌等领域多有建树。《哲学的慰藉》一书中的诗作，格调高雅，音律优美，可谓独步一时，后世诗坛名家，如但丁、薄伽丘、乔叟诸公，皆引以为师法的楷则。

最后向读者交代一下版本问题：《哲学的慰藉》的拉丁文本（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自１８７１年ＲｕｄｏｌｆＰｅｉｐｅｒ推出第一个拉丁文学术版以来，经Ｅ．Ｋ．Ｒａｎｄ（１９１８）、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３４）、ＬｕｄｗｉｇＢｉｅｌｅｒ（１９５７）、ＣｌａｕｄｉｏＭｏｒｅｓｃｈｉｎｉ（２０００）等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可谓日臻完备。其中ＲｕｄｏｌｆＰｅｉｐｅｒ以精审著称，其奠基工作，深受后学推崇。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学拉丁语教授Ｅ．Ｋ．Ｒａｎｄ博士受邀为洛布古典丛书考订《慰藉》的拉丁文本，Ｒａｎｄ教授最终以ＲｕｄｏｌｆＰｅｉｐｅｒ的版本为基础，参校名家ＡｕｇｕｓｔＥｎｇｅｌｂｒｅｃｈｔ的长文（《波爱修的〈哲学的慰藉〉》）（Ｄｉｅ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ｉ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ｄｅｓＢｏｅｔｈｉｕｓ），为洛布古典丛书厘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文本。Ｒａｎｄ的本子虽非最终的善本，却也严格地承接了９、１０世纪手稿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