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企业史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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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斗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内容简介

本书是《浩荡两千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下，权力与商业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作者简介

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精彩书评

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

目录

总 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 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企业史人物】妇人经商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企业史人物】南方海盗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企业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精彩书摘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 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第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超越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三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前言/序言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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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都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能了解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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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草原，自古乃夷狄聚居之地，及至近代，始乃沐华夏文明之光。余生于斯，长于斯，尝感学问之不足，欲访名师而不可得。盖此地文明开化未久，治学问者若凤毛菱角。此路不通，余无法，求人不若求己，转而攻读史籍，冀能解惑一二。余常至书店，惜居近处无有大书店，既而觅书于网络之书肆，如当当，亚马逊，京东之类，经年有余，所购之书几可占满书房。积余经年之经验，论及书籍之全，非当当莫属，欲购外文书籍，则宜至亚马逊，评论亦精当，至若价格之公道，邮递之便捷，态度之亲切，服务之贴心，当推京东。余观留言之书友，亦多有此感，甚慰吾言之不孤。以此亦知，京东之优秀，名副其实矣。盖狡者可欺一人，可欺百人，安可欺千千万万人？可欺一时，安可欺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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