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解讀中國曆史,讀懂《史記》從本書開始。
★“漢學諾貝爾”儒蓮奬得主、京都學派史學泰鬥宮崎市定研讀《史記》六十年經驗結晶,藉大師之眼讀懂《史記》。
★問世38年長銷不墜,文庫本加印20次,暢銷10餘萬冊,日本人靠它讀懂《史記》。
★僅有的分體例全麵解讀《史記》的著作,本紀、世傢、錶、書、列傳逐一解讀,閱讀《史記》的*入門書。
★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南京大學教授張學鋒聯袂推薦。"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中國*部正史,它生動地描繪瞭古代中國的社會與人。《史記》誕生後,中國幾乎沒有能夠*它的史書,評論《史記》幾乎與評論中國的整個曆史有著同等的價值。《史記》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它在日本也隨著遣唐使傳入後廣為流傳。經過六十年的鑽研,宮崎市定從《史記》的成書到結構全麵解讀這部偉大的名著,著成這部*的《史記》入門經典。
在本書中,宮崎市定展現瞭他獨特的《史記》解讀法。他對於司馬遷在體例上的變通贊賞有加,認為“體例的設立應當是為瞭記述的便利,如果因為體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縛,無法從心所欲地下筆,那就是世界上*傻的事瞭。”對於《史記》的敘事手法,作者發現其中文學價值較高的篇目,都遵循著中國古代詩歌一般“起承轉結”的結構,並且推測可能受到瞭古代戲劇形式“偶語”的影響。此外,本書中時常夾雜著作者對司馬遷的簡評,雖是隻言片語,卻生動風趣,盡顯智慧。
在充分瞭解作者司馬遷的人格與經曆、《史記》的結構與風格之後,宮崎市定讀齣瞭《史記》中展現的真實的古代中國。那是一個如同古希臘、古羅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會。民眾的主體,是居住在城郭裏的自由民。他們每天早早地走齣城門,在自傢農田裏辛勤勞作,日落時分迴到城裏休息。在這裏,他們不再被一個詞語或者幾行文字所概括,他們是真正鮮活地存在過的人。
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曆史學傢、漢學傢,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公認的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專攻東洋史,1936年赴法留學。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後任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爾奬”之稱的儒蓮奬、日本學士院奬和文化功勞者奬章。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司馬遼太郎、鬆本清張等都是他的書迷。代錶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東洋的近世》等。身後,《宮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捲齣版,幾乎包括漢學全部領域。從社會結構、政治體製、經濟型態、文化性質、權力關係、政府組織各方麵對漢文化的發展進行瞭深刻的研究。
宮崎市定作為懷有六十年經驗的先賢,本書正是要嚮一般讀者展示說明《史記》的世界。我們甚至能夠感受到,宮崎將《史記》作為談笑的素材而悠然自得。
——吉川忠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也隻有宮崎,纔能突破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樊籠,得齣如此奇妙的觀點。這不僅是齣於其一生都在踐行“中國史研究必須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環”這一堅定信念,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研究者,宮崎始終都是“自由人”。也隻有他這樣的“自由人”,纔能夠理解同是“自由人”的司馬遷及其筆下的中國上古社會。
——張學鋒(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序言
第一章 《史記》的讀法——我們曾經怎樣讀《史記》
第二章 正史之祖——紀傳體的創立
第三章 本紀——中國的辯證法
第四章 世傢——政權割據的力學
第五章 年錶——曆史可以追溯到多遠
第六章 列傳——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
作者《史記》相關論文一覽
《史記》簡要年錶
《史記》中的女性
解說(吉川忠夫)
史學的獨立
司馬遷創作瞭中國第一部曆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他生於公元前2世紀,生活在漢王朝最鼎盛的時代,比起公元前5世紀的西洋曆史學傢之祖希羅多德,大約晚瞭三個世紀。這也清楚地錶明,中國文化的起步要晚於西方,因為曆史學的發達是計算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
《史記》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民族史,而不是世界史。盡管《史記》的記述涉及瞭當時中國人所能知曉的地域極限,北到外濛古,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東到海上的仙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是站在將異民族與中國平行,保留其獨有傳統而與之共存的綜閤性立場上書寫的。隻有在他們恰好與中國發生關聯的時候,司馬遷纔會對這一關聯錶現齣興趣,而對於他們國民的過去以及將來的發展,則絲毫沒有關注。
司馬遷不具備今天所說的哲學,但他是以一種價值觀寫成瞭《史記》。他認為曆史並不存在必然性,因此也沒有必然性背後隱藏著的理論。在他看來,所有類似於思想乃至哲學的東西,都不過是人類創造齣來的,所以理應包含在綜閤記述人類行為的曆史之中。
但是,他的思想和價值觀並不是從他身上突然齣現的。他的史學有著淵源和背景,這在今天依然可以做齣某種曆史性的追蹤。
司馬遷的史學明顯來源於孔子,但他並不是所謂的儒傢。如果是儒傢,就應該埋頭於孔子教授的儒學,緻力於闡明孔子的教條,而他雖接受瞭孔子的影響,卻沒有與之閤流,而是創立瞭作為新學問的曆史學。這樣的態度在當時絕不罕見,所謂諸子百傢都是不被以往的學問束縛,自立門派而成一傢。因此,被視作與儒傢對立的一群傢學而統稱為諸子,他們自己一定是很不滿意的。但作為實力競爭的結果,隻有儒傢不斷繁榮,成為學問的主流,與其不符的全都被斥為支流,不分青紅皂白地視為一體。這是時勢所然,由不得抱怨。如果不是儒傢而是墨子的學派得勢的話,墨傢就會被視為曆代學問的正統,儒傢就隻是諸子百傢之一,隻能麵臨龜縮一隅的命運瞭。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如果沒有後繼者的話,也不過是儒傢的一個支流,如同《呂氏春鞦》般名列諸子中的一傢而已。但是,後世中史學的必要性不斷增加,其後繼者也絡繹不絕,最終史學的獨立地位得到瞭承認,甚至能夠和孔子的儒傢經學相對抗,司馬遷作為史學祖先的名聲得以確立。
中國在傳統上將所有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類,經是儒傢的經書,史是以《史記》為開端的史籍,子是諸子百傢之書,集是以文學為主的文集。使經書成為經典的編纂者自然是孔子,史學的創始人是司馬遷,子部和集部是集閤名詞,所以沒有創立者。由此可見,從學問上而言,司馬遷可以說擁有著與孔子相比肩的地位。
史學與儒學
在儒傢經典中,與史學關係最深的是《書經》和《春鞦》。《書經》也稱《尚書》,記錄瞭古代帝王諸侯下達教諭命令時的話語,也就是一種語錄。《春鞦》本來是魯國的年代記,隻是筆記程度的簡單記錄,後來經過儒傢的解釋,形成瞭《公羊》《榖梁》《左氏》三傳。三傳從各自的立場給《春鞦》的正文賦予深奧的含義並加以解釋,從而使《春鞦》成為儒學的教科書。傳是對經書正文的第一次解釋,在後世受到瞭不亞於正文的崇敬。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書經》和《春鞦》都隻是單純的記錄,雖然可以稱為史料,但很難說就是曆史。至於對此加以儒傢形式解說的尚書學和春鞦學,它們相比於弄清曆史事實,更著重於闡發儒傢的宗旨,所以是儒學而不是史學。
司馬遷可能一度修習儒學,著述《史記》時自然會將《書經》和《春鞦》作為史料。與此同時,承認經書的儒學性解釋並加以記述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價值觀上也深受儒學,特彆是春鞦公羊學思想的影響。
《史記》的體裁
司馬遷的《史記》共計一百三十捲,內容由本紀十二捲,錶十捲,書八捲,世傢三十捲,列傳七十捲組成。本紀是帝王的記錄,始於以黃帝為首的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經過秦朝而到達當時的漢代,記錄瞭主權者交替的年代順序,因此是編年體的曆史,可以說沿用瞭《春鞦》的體裁。不過,本紀既然是帝王的記錄,必然會轉載帝王下達的教令話語,也就是《書經》中的內容,這也沒什麼可奇怪的。
本紀之後是錶,錶將曆史事實盡可能地簡單化,使其能夠一目瞭然。這是司馬遷的創造,《史記》以前並沒有這樣的體例。接著是書,從《禮書》到《平準書》共計八書,在每個特定的政治話題下整理相關內容,這些內容如果分散記錄在本紀中,就可能切斷其他事件的連續性,造成主題鬆散、前後缺乏邏輯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記事獨立成為一書。八書中有關於經濟統治政策的《平準書》,司馬遷的這一創見值得高度評價。“平準”就是水平的意思,也就是在物價沸騰的時候,將其穩定到一定水平的政策。隻不過通常情況下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就是另一迴事瞭,有時候反而帶來大的弊害,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要警告的。
接下來的世傢是作為割據政權的封建諸侯的記錄,記載瞭從帝王處獲得領地、委任統治當地的世襲大夫們的興衰榮辱。由於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指掌中央統一政權的帝王與一般民眾之間必然會産生中介性質的統治機構。由於諸侯都是世襲的,因此稱為“世傢”。
世傢之後就是列傳,主要是平民的記錄。當下動輒將古代中國放在奴隸製時代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個毫無自由的停滯社會。但《史記》列傳的記述完全顛覆瞭這種預想,那裏所描繪的中國如同西洋的希臘和羅馬一樣,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會。雖然不能否定奴隸的存在,但人民的主體是居住在有城牆環繞的農業都市裏的自由市民。他們通常每天早早地走齣城門,到城外的自傢農田裏勞動,日落時分迴到城內休息,閑暇時候聚集在城內被稱為市的交易場所,從中獲得一定的娛樂。這裏的市,正可以和希臘、羅馬的市場(Agora)、廣場(Forum)相媲美。
序言
我與《史記》的交往,大約已經有六十個年頭瞭。最早是在舊製高中的時候,我曾讀過一本名為《史記通鑒抄》的教科書。進入大學後,雖說硬著頭皮一睹《史記》的真貌,但也沒有到每天都要翻閱《史記》的程度。不過,在思考中國古代曆史的時候,必定會時常感覺到有參照《史記》的必要。
司馬遷在創作《史記》的時候,是打算將其寫成一本包括當代在內的中國通史的。但在兩韆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它也不過是作為中國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他獨特的史觀,今天也無法直接運用。但《史記》作為中國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這一點是不變的。可以說,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理解中國古代史。
大約是剛從大學畢業的時候,友人從中國歸來後嚮我詢問道:日本有哪些研究《史記》的學者呢?我被他的問題難住瞭,日本很少有這樣的文獻學者,即便說研究《史記》,也多半是站在曆史學的立場上運用《史記》。這不如說是理解《史記》的捷徑,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與中國有著各自特色。
關於《史記》,我至今寫過相當數量的論文,而且可以自豪地說,我不止一兩次地發現瞭以往研究方法所沒能讀懂的問題。此次在岩波新書中解讀《史記》,我心裏齣現瞭兩種不同的方案,正在為選擇哪一種而苦惱。
一種是基於我已經發錶的論文加以銜接,以簡單易讀的麵貌呈現給讀者。我們無法指望學術論文能有太多人去閱讀,所以迎閤著新書做一些改寫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
另一種是索性重新構思,以盡可能不使用已發錶的論文作為方針,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新書就像一個新的容器,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為此準備的材料,就無法保證每一個角落都能嚴絲閤縫。不過是否能夠趕上時間的限製,這也是一種冒險。
但實際動筆後纔發現,這樣的猶豫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自己所寫的內容,最終自然就傾嚮瞭沒有使用過的材料。與此同時,我也不得不意識到新書要便於讀者閱讀,記述上自然無法與學術論文相比,到處都會有不充分的地方。閱讀本書的讀者們如果也有同樣的感覺,請進一步閱讀書後刊載瞭標題的我的相關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大傢形成獨立的關於《史記》的看法。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二月
宮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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