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英國名媛旅華四部麯》由英國知名作傢、社會活動傢謝福蕓(Dorothea Soothill Hosie)四部關於中國經曆的長篇小說組成,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暢銷歐美。謝福蕓是清末漢學傢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之女,清光緒十一年(1885)生於中國,並在浙江溫州度過美好的少女時光。後負笈劍橋,畢業後又重返中國,在北京創辦培華女校。1913年嫁給英國外交官、探險傢謝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她的聰慧、及通曉東西文化的學識,再加上父親、夫君橫跨中英政學兩界的人脈,為她深度瞭解中國提供瞭一般人不具備的條件與資源。她一生六度來華,走過大半個中國,結識瞭很多中國人,並直接見證瞭諸多近代史重大事件。她是勤奮的,一路走來,把所見所聞所思一一記下。
辛亥後避居津門,住在翁同龢侄孫翁斌孫傢中,她將這段難忘的經曆寫成瞭《名門》;1926年作為中英庚款訪華代錶團秘書,她將一路的探訪,包括與鬍適、丁文江、閻锡山、吳貽芳等人的交往,寫成《中國淑女》;1935年,為排遣夫君、父母相繼去世的悲傷,她到重慶、太原、溫州追尋親人的蹤跡,當時已結束北伐後的中國正處於“黃金十年”,又一次青春煥發,她將對親人的摯愛及對中國的祝福,寫成《嶄新中國》;但隨後中國與英國均深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在戰火燃燒的英國東南小城福剋斯通,用追憶寫成《潛龍潭》,以一所北平女校及幾個普通中國女人的故事,寄托她對中國的感念及正義必勝的信心。謝福蕓生活的年代及筆下的四個中國故事,時間上恰好覆蓋瞭清社既屋、共和初締、北伐軍興、禦侮救亡這四個近代史上的重要主題。她的作品雖名為小說,自稱主要人物虛構,但故事、史實及時代背景卻並非虛構,她以親曆者的視角及豐富的見聞,以細膩的筆法生動勾勒瞭過去一百年幾度處於新舊交替中的中國人——男性與女性、成人與兒童、名人與普通人——在傢國巨變的時代洪流中睏惑、沉浮、憧憬、奮鬥的曆程。謝福蕓對筆下的中國既滿懷深情,亦有旁觀者的冷靜,她“贊揚他們的美德,寬恕他們的瑕疵”。這些作品在近一個世紀前曾促進西方世界瞭解真實的中國,而今天,給予中國讀者的除瞭有細節有溫度的史料,更是迴望思考曆史的嶄新視角。
謝福蕓在中國接觸、結交乃至成為終生摯友的,既有名門望族,也有普通百姓,尤其與書中的宮傢(即翁傢)幾代人結下的深厚情誼,曆近百年不衰。翁同龢五世孫,著名藝術史傢、收藏傢,現居美國的百歲老人翁萬戈(其父翁之憙,即書中主人公之一勵誠)為四本書欣然題寫書名,堪稱穿越世紀、跨越東西的一段文壇佳話。
謝福蕓( Dorothea Soothill Hosie ,1885-1959) 著
英國作傢、中英關係活動傢。英國循道公會著名赴華傳教士、漢學傢蘇慧廉之女,1885年11月齣生於浙江寜波,後隨父母在溫州長大。七歲時迴英國就學,畢業於劍橋大學紐海姆學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完成學業後返迴中國,1911年前後與包哲潔(A.G.Bowden Smith)在北京創辦培華女校,並自任英文教習。1913年嫁給原英國駐華外交傢、探險傢謝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並協助編輯瞭《中國商務地圖》(Commercial Map of China)。1926年齣任中英庚款訪華代錶團秘書。1931年蘇慧廉去世後,將其父英譯的《論語》書稿加以編輯,作為“牛津經典叢書”之一,於1937年齣版發行。謝福蕓一生六次訪華,撰寫瞭多部有關中國風物、人情的書籍,暢銷於歐美,多次再版重印。
瀋迦 主編
1969年齣生於浙江溫州,1991年畢業於杭州大學新聞係。浙江大學文學碩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曾為記者、編輯,後創業經商,現居溫哥華,從事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曆史研究。著有《尋找·蘇慧廉》《一條開往中國的船》等。《尋找·蘇慧廉》2013年獲評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並入圍《紐約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都市報》等年度好書榜單,鳳凰衛視據此兩度拍攝同名記錄片。
何光滬 夏曉虹 雷頤 馬勇 推薦
請設想一下:如果你從小到現在,一直住在一個村子裏,然而,你對自己的爺爺奶奶、爺爺奶奶的兄弟姊妹、爸爸媽媽的兄弟姊妹,以及同你傢走動勤、互動多的那些鄰居傢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卻都所知甚少,隔膜陌生,甚至由於父輩的糾紛恩怨而抱有偏見、心存芥蒂,那對於你的心態、人生,不是大有影響嗎?這四本小說形式的曆史書,對於還住在“地球村”的國人來說,真有大大增進認知、改變心態,有益人生的作用——因為,作者是村裏一位同我們情深意長的鄰居“阿姨”,她講齣瞭我們所知甚少的爺爺奶奶、叔伯姨嬸……的真實又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光有大名人(翁同龢、康有為、鬍適之、張學良……)令我們好奇,而且有陌生人(官員、教師、中國人、外國人)令我們感動,其實,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在影響著我們的今天,還有明天……而且,這影響是好是壞、是大是小,基本上取決於——我們對他們的認知!——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 教授)
晚清以至民國,中國女性的生活與觀念處在重大甚至激烈的變革中。謝福蕓以域外異文化的視角撰寫瞭一係列中國題材的小說,其中幾乎涉及到婦女解放運動的所有關鍵詞:不纏足、辦女學、爭取戀愛婚姻自由(哪怕貴族小姐隻爭取到瞭“終身不婚”的結果)、抵製納妾等。她在中國接觸交往的不僅有名門貴婦,也有普通的勞動婦女——她們都要麵對婚姻、生育、自我意識、子女教育等難題。這種觀察與記錄對於今天的我們是一份親切可感的史料,但比史料更珍貴、更吸引我的是謝福蕓對她的中國姐妹發乎內心的理解、寬容與同情,她以她們的一分子自居。而沒有她們,就沒有今天。——夏曉虹(北京大學 教授)
英國女子謝福蕓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漢學傢蘇慧廉,她的丈夫是英國中國問題專傢,也是數度齣使中國的英國外交官謝立山。特殊的傢庭背景,長時期的中國生活經曆,豐富而多元的人際交往,細膩入微的觀察,讓謝福蕓這幾部名為“小說”的作品具有非凡意義:以比曆史書寫更準確,更細節,更人性的方式,記載瞭自晚清至二十世紀中葉對中國的“所見所聞所傳聞”,是理解那個時代直接的曆史記錄,對於想瞭解晚清民國的讀者,完全可以視為曆史讀物,而且更輕鬆,更形象,更直觀。——馬勇(中國社會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研究員)
曆史乃是叫我們明白他的——謝福蕓與她的中國“小說”(瀋迦)
十多年前撰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傳記時,就知道瞭他的長女謝福蕓(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當時有英國朋友告訴我,在英國謝福蕓的名氣要比他父親大。初聽有點驚訝,後來讀瞭她的書就信然瞭。在20世紀英國大眾讀者的眼裏,謝福蕓是個暢銷書作傢兼社會活動傢,經常在媒體就中英關係問題發錶評論文章。
謝福蕓1885年11月21日齣生在中國,這一年是光緒十一年。距她的父親蘇慧廉——英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赴華傳教士——抵達浙江溫州還不滿三年。1884年中鞦後一日,這座位於中國東南一隅的小城裏發生瞭針對洋人的“甲申教案”,二十三歲的蘇慧廉倉皇齣走,避居海上。也是在這一年,他的未婚妻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不畏險阻渡海而來,12月16日兩人在上海聖三一堂舉行婚禮。婚後即攜手迴溫,次年鼕,謝福蕓齣生,童年隨父母在溫州度過,一直到七歲纔迴英國接受教育。因父母在海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她與後來齣生的弟弟維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一起寄居在約剋郡親戚傢,並有幾年的時間住在倫敦東部近郊的貧民區。這段孤獨及與底層社會無縫接觸的少年經曆,為她後來關心貧民疾苦、熱心社會公益奠定瞭精神基礎。
1904年初夏,十九歲的謝福蕓返迴充滿童年記憶的溫州,她在這裏待瞭兩年,協助母親管理藝文女校,並到父親創辦的白纍德醫院幫忙。她後來說自己那段時間是叛逆的,當時的理想是到倫敦東區做個醫生,幫助無錢治病的窮人。1906年,日漸成熟的謝福蕓離開溫州,負笈劍橋,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夢天地”之稱的劍橋大學紐海姆學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劍橋畢業時,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紀與現代語言學”優等生名單,這是美國《時代》周刊當年6月17日的報道。如果說人生也有四季,這應是謝福蕓的春天。
1909年,四十八歲的蘇慧廉已是當時亞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學府山西大學堂的校長,他是1906年應李提摩太的邀請離開溫州榮任此職的。許是受父親教育傢角色的影響,許是年輕時在藝文女校的經曆,許是劍橋給她的熏陶,二十五歲的劍橋畢業生謝福蕓誌業明確——從事教育,並到中國去。她有個劍橋的校友叫包哲潔(A.G.Bowden Smith),一個血液裏都流淌著冒險精神的英國軍官的女兒,正在北京籌備一所女子學校,於是謝福蕓加盟創業。這所照搬“紐海姆”模式,旨在培養中國大傢閨秀的學校就選址在紫禁城邊上,可惜造化弄人,學校開張還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換瞭主人。民國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時局跌宕。曹錕“北京兵變”滋事期間,謝福蕓母女一度避難英領館。
後來謝福蕓又避居天津,在蘇慧廉的老友翁斌孫(1860—1922)傢中做客數月。翁斌孫是晚清帝師翁同龢的侄孫、狀元翁曾源的兒子。常熟翁氏為江南望族,世代書香。翁斌孫十七歲便高中進士,蘇慧廉執掌山西大學堂那幾年,他在山西為官,因此兩人結下深厚友誼。民國後翁斌孫不仕,隱居津門,好友的女兒要來,他當然張開雙臂歡迎。但當時還是民國初年,社會風氣循故襲常,一個外國女性竟然要在名門傢族中起居生活,這可讓很多人跌掉眼鏡。但開明的翁斌孫喜歡這個率真、大膽並有抱負的年輕人,收她做義女,還給她取名“福蕓”,意即幸福的園丁。“一開始,我認為這個名字並不適閤於我,但得知其中蘊含的精妙內涵後,我被打動瞭。宮大人笑著說:‘你不就是來給我們中國培育花朵的嗎?’所有思想的花園裏,不也都是開滿瞭不敗的花朵嗎?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激宮大人。他這麼祝福我: ‘希望幸福的園丁在中國的花園裏能夠培育齣更多讓她歡喜的花朵。’”
這段客居的經曆,讓她與後來書中的“宮大人”翁斌孫一傢老小結下瞭終生的友誼。翁斌孫的兒子翁之熹,也就是書中的主角“勵誠”(Li Cheng),一直與她姐弟相稱,並於1925年到訪英倫。翁大人的女兒“花兒”則與她大被同眠,義結金蘭。“我們叫她蘇小姐。”今年正好百歲的翁萬戈老先生給這套書題寫書名時還這樣稱呼謝福蕓。他是翁斌孫的孫子,翁之熹的三子,他與他六妹可能是目前健在、屈指可數的見過謝福蕓的人。已在美國住瞭大半輩子的翁萬戈先生是享譽中西的美術史傢、收藏傢。
這是她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國的生活,雖然為中國培育花朵的教育傢夢想因紫禁城的改換門庭而落空,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段中國行竟然在尾聲奏齣瞭一個浪漫的強音。天蠍座敢愛敢恨、無問西東的她愛上瞭英國駐華外交官謝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一個比她父親還要大八歲的老男人。有爵士頭銜的謝立山不論在英國還是近代中國都可稱大名鼎鼎,除瞭是資深外交官、漢學傢,還是探險傢,他去過除新疆以外的中國所有省份,並留下瞭大量的調查報告。被中國人稱為花梨木的珍稀樹種紅豆樹就是他在中國旅行時發現的,從此紅豆樹的學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為Ormosia Hosie,中國植物界音譯為“何氏紅豆”。他二十三歲就來到中國,直至花甲之年纔告老還鄉。1912年六十歲的謝立山返迴英國,定居於懷特島的桑當(Sandown,Isle of Wight.),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謝福蕓與謝立山正式結婚。
陽光豐沛、海灘迤邐的懷特島位於英國南部,是英倫老者的安居勝地。現被人尊稱為Lady Hosie的謝福蕓(後來英國人一直這樣稱她),在島上很活躍。她服事教會,也關心當地教育事業,1916—1924年一直擔任懷特郡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參與“女童軍運動(Girl Guide Movement)”。
麵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島上生活在六年後戛然而止,1919年英國政府召迴謝立山,請其齣任英國駐華使館特彆館員。1920年,已經六十八歲的資深外交官帶著妻子重返中國,這是謝福蕓第四段中國歲月的開啓。此後的幾年,這對舉手投足間都帶著傲嬌的維多利亞時代風尚的紳士淑女在這片古老的東方土地遊曆。我至今沒見過謝立山的照片,但讀他們的旅行記,腦中浮現的是讓?雅剋?阿諾的電影《情人》中的畫麵。跳躍著黃金般光彩的湄公河(不,是三峽)的渡輪上,年輕的女主人穿著絲質的連身裙,夏日的風微微吹開她敞著的衣領。然後是黑色的甲殼蟲汽車,從老式汽車中走齣的他,尊嚴、睿智、滄桑,戴一頂禮帽,微黃的手指將一本書遞給斜靠在欄杆上的她。再後是溽熱但雅緻的房間,百葉窗的光影隱隱綽綽,窗外是寂靜的走馬樓,一牆之隔是當時混亂而喧囂的重慶。這是仲夏,這是謝福蕓的芳華。
這段鮮衣怒馬的遊曆,對謝立山而言,最大的收獲是編纂完成《中國商務地圖》(Philips’ Commercial Map of China),這是他漢學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
1923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遭受水災。作為中國通、英國名流,謝福蕓決定在來華的歐洲人圈子中為中國募捐。她精心製作瞭幻燈片,然後在教堂聲情並茂地演講。可惜收效甚微,最後隻有一位領養老金的老者遞上一個先令。不是這些英國人沒有同情心,而是她的口頭錶達沒有說服力。謝立山建議妻子用筆寫作,謝福蕓於是給一傢在中國的英文報紙寫瞭篇勸募的文章,結果一下子收到瞭三十英鎊。這段先挫敗後又驚喜的經曆讓謝福蕓看見瞭自己的短處與長處,從此一個多産並成功的作傢誕生瞭。
1924年是謝福蕓創作的第一個噴薄期,她除瞭為報章撰寫很多時評、見聞外,還齣版瞭她的處女作:《Two Gentlemen of China》,也就是這套叢書中譯為《名門》的第一本。英文書名有很長的副標題:An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wo Patrician Chinese Families, Their Homes, Loves, Religion, Mirth, Sorrow, &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ir Family Life。書裏的故事開始於辛亥之前,名校畢業的“我”追隨父母腳步重迴中國,在北平創辦貴族女校。故事隨後展開,並以兩個世交的貴族傢庭漢人宮(Kung)傢與滿人駱(Lo)傢為載體,記錄瞭他們的傢庭生活及身處時代轉摺之中的他們對傢庭、宗教、愛情的觀念。書中的宮傢,就是她曾客居的天津翁斌孫傢,在辛亥之年遭遇國破傢亡的駱大人則是曾任山西巡撫的滿族高官寶棻。
“使她真正有資格寫下這本書的,是因為她曾在中國人的傢庭中生活過,這些中國人的傢族,既有富裕的小康之傢,也有傢徒四壁的窮人傢。她和這些傢庭裏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們過從甚密,毫不費力地進入她們的內心世界,共享著她們的秘密,歡樂著她們的歡樂,傷悲著她們的傷悲。她在中國的一傢名門望族暫住的時候,萌發瞭寫作這樣一本書的想法,醞釀至今,終於付梓,與讀者見麵。這本書寄托著她對中國人深厚的愛與尊重,因為她就是在他們之中長大的。”當時已是歐洲最有名望的漢學傢之一的蘇慧廉為女兒的第一本著述親撰序言。
這本厚達三百多頁,並有二十餘張黑白照片的《名門》,1924年由倫敦著名齣版商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齣版,後多次再版。1926年還推齣瞭德文版。暢銷的處女作讓謝福蕓一舉成名,華麗轉身。
人生又有多少場華麗在等著,不多,不多。躥紅的第二年,謝福蕓即步入人生低榖。1925年3月10日,謝立山與世長辭。“謝立山的去世,不僅使我們學會失去一位榮譽會員,更使英國失去一位資深並自我犧牲的忠僕,也使中國失去一位真誠並忠誠的朋友。” 皇傢亞洲文會如此發布訃告。《泰晤士報》更稱他是英國領事界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中國內部事務瞭解最透徹的人。
在懷特島上埋葬瞭七十二歲的夫君,收拾好十二年的婚姻記憶,謝福蕓隻身離島,遷往牛津與父母為伴。蘇慧廉時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夫婦均已年邁,需要有人照顧。但遷居牛津還沒幾個月,蘇慧廉即受英國政府委派齣任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並將齣訪中國。許是為幫助女兒走齣喪偶的悲痛,當然女兒本人也是中英關係專傢,於是謝福蕓成為訪華代錶團中的一員,以秘書的身份於1926年年初第五次登上瞭開往中國的船。以威靈頓勛爵為首的代錶團2月24日抵達上海後,便奔赴南京、杭州、漢口、天津等地展開密集的考察。5月上旬休會期間,謝福蕓還陪同父母迴溫州省親。5月中旬代錶團匯聚北京,討論考察報告。之後英方成員相繼離開。
迴到英國後,謝福蕓將這段中國行的見聞與思考寫成瞭她的第二本中國故事,即叢書中的《中國淑女》。英文書名是《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29年由英國Hodderand Stoughton齣版社正式齣版。《中國淑女》講述的仍是中國貴族傢庭的生活及如何麵臨時代轉型的故事,似是《名門》的續集,書的前言便是上本書主角勵誠的一封信。但這本書的主角換成瞭一位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美麗少婦,上海的宋太太(Mrs. Sung)。宋太太齣身名門,父親是著名外交官,丈夫也是外交官,曾齣使北歐,現是上海海關高級官員。宋太太是謝福蕓1926年在中國的輪船上認識的。1926年前後的中國並不平靜,民族主義如烈酒般激蕩起很多國人的熱血與激情。五卅慘案、省港罷工、南京事件等震驚中外的大事先後發生,這也自然成瞭本書的時代底色。代錶團當時在各地考察,拜會朝野名人,謝福蕓的所見所聞便是書中的敘述主體。代錶團中英雙方成員都是一時之選,因此書裏也留下瞭不少這些民國名人的未見於中文史料的軼事趣聞,還有他們難得一見的身影,書中亦有二十餘張舊照片作為插圖。
此書英文版超過四百頁,是本需要花點時間纔能讀完的書,但一齣版仍是購者踴躍、好評如雲。1929年英國初版,次年即有美國版,後還有不帶插圖的簡裝版。到這時,謝福蕓已成為一個在歐美都頗有名氣的中國問題專傢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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