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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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记录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一书以一人称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沈昌文先生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不到200页的书中，从上世纪40年代上海银楼的童年学徒生涯起，到50年代初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进京工作，直至当上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主编《读书》杂志，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首次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内容简介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中主角沈昌文先生，著名出版人，1931年9月生于上海，前《读书》杂志主编，拥有50年出版经历的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该书讲述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的处世之道，从头到尾都透露出积极的生活态度。沈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常识”，这一为人准则时时在敦促沈先生书写不平凡的人生路程。《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中的“知道”，不是寻常意义的知道某事的知道，而是知“道”。这个“道”就是沈先生处事的原则，交友的准则，生活的规则。倾听沈先生的人生经历，会暂时忘却世界，回到过去，回到心底深处的净土。

作者简介

　　沈昌文，一九三一年九月生于上海。在上海上了七年多中小学后，一九四五年三月起在金银首饰店学徒，讫一几五一年三月。学徒期间，工余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一九五一年三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一九八六年一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一九八○年三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讫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退休后常在海内外文化出版界奔走，为业内临时工。
　　著有《阁楼人语》，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季米特洛夫）、《列宁对全学界妇女的遗教》（蔡特金）、《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目录

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上了很多很多补习学校
在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生涯
从“反右”到“文革”
《读书》杂志创刊过程
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
附录
后记/张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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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不是一般的薄，幸好卓越的价钱并不贵。我读书算慢的，用了不到两天就看完。沈昌文讲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谈及很多人与事。当中出现了很多我未曾听过的文化名人。我是怀着敬意去阅读此书的。目前我们所能接触的文化，很大部分是靠这批老人承传和引进的。在中国这个历尽劫难的国度里，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与这些老人的命运紧密联系着。沈昌文以学徒出身，机缘之下踏进了文化圈，躬逢其盛，此中必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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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说《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史枚改的，而《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二辑）》中范用说那题目是范老自己改的，孰真孰假，非我辈所能考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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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的口述自传取名为《知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名。不过，是否字面下仍有深意呢？在《知道》一书发布会结束后的饭局上，记者问沈先生。他回答说：“书名是出版社给起的，不过和我的意思也有相合之处。我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了，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张冠生先生在‘后记’中说我‘一生读书编书，缘书知“道”’，那我当不起。我怎么敢自称知‘道’之人呢？”　　沈昌文人生的起点并不高。14岁起，他在旧上海当学徒，早早踏入了社会。工余，他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二年级肄业。1951年，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后，他出任总经理。他最为人知的也许是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如果说这份杂志的历史贡献难以抹杀，那沈昌文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虽然他自谦地说自己有些成绩是“靠了点小聪明”，但在外界看来，恐怕不能不认为他是一个颇有人生智慧的知“道”之人；他见证了新中国五十余年的出版史，且又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其所知道的出版界、文化界的人与事，又何止千万？在《知道》一书中，沈昌文将自己从孩童时期起的一生行迹娓娓道来，涉及许多重要的人与事，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　　不过，沈先生这本自传多少有些单薄，算上图片、附录、后记等内容仅仅12万字，一些事情的叙述明显不够详尽，读者读来仍有不满足之感。沈先生说，做这本书，顾虑还是比较多的：第一，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讲；第二，有的地方牵涉某些人物，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就删掉了；另外，有些事情已经遗忘，即使知道的也只是局部。——中国人常说言多必失，沈先生的顾虑自然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不过，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媒体中人，还是希望能从沈先生口中知道更多他所知道的。　　读书报：《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影响很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这场风波是怎么平息下去的？沈昌文：首先，书里面有个错，是我自己讲错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原来的标题，书里写的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其实应该是“打破读书的禁区”。好在书里第108页有文章修改稿的复印件，读者一看就清楚了。　　应该说，这篇文章是说要打破一些禁区，并非主张完全不设禁区。文章中也写到不能允许黄色书籍自由传播，这就是作者同意设定的禁区。但文章发表的时候，标题改得绝对了，当然也更有力了。在当时，这样的提法也有必要，那时禁区太多了，矫枉必须过正嘛。因为这篇文章，那期杂志卖得特别好，还重印了一次，这是很少见的。总的来说，争论主要因标题而起，文章本身写得比较周到，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也就过去了。读书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先生，你曾经说过，“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不知李先生后来的情况怎样？沈昌文：李洪林当时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他思想非常解放，发表过许多很开明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宣部，调到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他现在已经退休。读书报：《读书无禁区》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你觉得现在“读书无禁区”变成现实了吗？沈昌文：你们可能不了解当初无书可读的情况，而现在书多得都看不过来，书多总是好事。那时，找不到书读，可真是苦恼。文革的时候，全国没有停售的书也就一千几百种，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打成了毒草。文革结束后，出版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印了大量文学名著，使得当时的读者开始有书可读。现在书多了，读者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好像吃东西，你喜欢吃甜的就吃甜的，爱吃咸的就吃咸的，所以我个人对目前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读书报：书里有绿茶、陈敏对你的采访，你对他们说：“80年代特别是初期挨批评，常常是因为思想跟不上潮流，跑慢了，因此总是被上级认为思想解放得不够。”是这样吗？沈昌文：其实不好这么概括。主要是刚改革开放那些年，上面的政策不断在变。　　有一个故事，书里没讲，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提到过，说起来很有意思。80年代初期，我们老要去做检讨，下面也流传说，《读书》出事了，要停掉。正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1983年，胡乔木有一次讲话，那是在通俗读物出版会议上，他讲着讲着，忽然讲到《读书》，他说：《读书》杂志大家很有意见，这个杂志该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要办下去，要他们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嘛，等等。所以，新闻出版署赶紧根据这个精神重新研究《读书》怎么办下去，其中一条是，把一个党员沈昌文的地位升高了，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乔木同志给《读书》杂志投了篇稿，是他出版的诗集《人在月光下是美丽的》的序言。他完全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投稿给我们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文章，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用，等等。我就以编辑部的名义回信，对乔木同志来稿表示欢迎，并建议文章做两个改动，其中一个是把“我的拙著”中的“我的”两字删去。他又给我一封回信，同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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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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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去是为了看清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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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沈昌文对很多事情只提供一个大概，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并不清楚，对具体细节又语焉不详。特别范用等人对沈昌文产生了误解一事，口述者的叙述可谓“浅尝辄止”，弄得我越读越糊涂。虽然书名为“知道”，但我发觉自己读后产生了更多的“不知道”。可能是由于涉及的老人尚在人世，尚未是时候把一切都公诸于众，因此比不上何兆武在《上学记》无牵无挂。又或者是我自己本来所知甚少，未能意会其言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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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此书只能算是中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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