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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曆史上形成瞭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曆史上看，在“中華民族”齣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

目錄

自序
導論
中國古史上的民族問題
一 什麼是“民族”
二 漢族“古代民族”的形成、民族意識的發展以及對民族意識的評價問題
三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傢形成的時代問題

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係
一 “戎狄”觀念的演變
二 “戎狄”與華夏文化上的差異
三 “戎狄”的分布
四 華“戎”由對立到融閤

華夏民族
夏民族與夏文化
一 夏族主要的活動地域問題
二 “河南龍山文化”命名之不當
三 夏文化與二裏頭文化、仰韶文化的關係
四 夏文化有無銅器和文字的問題

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
一 問題的提齣
二 商族起於東方的證據
三 從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推測先商族的來源
四 小結附：殷商疆域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點”和“麵”的概念

先周族最早來源於山西
一 小引
二 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據地
三 姬姓之古國在山西者獨多
四 薑姓之族原亦在山西
五 古有易與先周的關係
六 周原一地原在山西太原
七 先周族的遷徙是自東而西

附：瀋長雲《關於華夏民族形成的幾個問題》
少數民族
鬼方考
一 鬼方、昆夷、獷狁乃三種不同之種姓
二 鬼方與商、周之關係
三 鬼方之地望
四 鬼方之後裔
附：鬼方考補正
1．甲骨蔔辭中有無伐鬼方的記載
2．“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如何解釋
3．餘論
獷狁考
一 緒論
1．論鬼方、昆夷與獷狁
2．蔔辭中之印方與獷狁
3．有易、狄、獷狁、犬戎及“允姓之奸
二 獷狁之興衰
1．有易與先商之關係
2．剋商前後周族與狄人獷狁之強弱轉化
3．夷、宣時之獨吞狁
4．獷狁之後裔
三 獷狁之地望及其齣沒地域
1．獷狁的地域
2．鎬、方與葬京之關係
3．與獷狁有關的幾個重要地名
附：論西俞、高陶
附：西周地理及獷狁活動地域示意圖
四 結論
附：獷狁興衰一覽錶
楚族故地及其遷移路綫
一 引言
二 楚族原於河南的推測
三 楚族的東遷
四 楚族徙居吳皖境的史跡
五 由古地名證楚族曾居蘇皖境
六 從“太伯奔吳”與“楚攻徐偃王”二事證
楚族曾居蘇皖境
七 楚族的西遷與越國的成立
八 結論
秦人的族源及其遷徙
一 秦族源於東方證
二 秦族西遷的時間和途徑
附：周平王東遷乃避秦非避犬戎說
後記

精彩書摘

在春鞦戰國之交，我國黃、淮、江、漢流域已基本結束瞭各部族錯居雜處的狀態，成為一個單一的華夏民族的聚居地。在這塊地域內，原來與周族錯居雜處的“蠻、夷、戎、狄”各族，大部分與周族共同融匯於華夏民族中，小部分則遷往瞭邊遠地區。這種現實反映到人們觀念中，是春鞦末年的文獻中開始齣現“四裔”的稱呼。戰國以後，人們普遍認為居住在周邊地區的都是經濟文化落後的“蠻夷”。隻有華夏居住的“中國”（中原）纔是文明禮儀之邦。“中國”成瞭華夏的同義語。用恩格斯的話說，中原地區已實現瞭“各個部落領土融閤成一個民族的共同領土”。這個時期還存在著若乾個諸侯國之間的割據，但這種割據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據，而不是不同部族或部落的對立。各國人口流動，商旅雲遊四方，士大夫求仕於不同國度，反映瞭各諸侯國之間並無種族隔閡。換句話說，各諸侯國的所有土地，都是華夏民族活動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其次，在各華夏國傢內部，由於階級分化日益深刻，彼此混居的各族氏的界綫也告消泯。試看西周初年的銅器，往往繼承商代作風，銘有標誌各族氏的“族徽”，到瞭西周中後期，銅器上的“族徽”便開始減少。春鞦時競至絕跡。與此相應，無論在銅器銘文或是在文獻中，都再找不到像商周時期那樣把整族的人們不分貴賤地視作一個整體，動輒“令某某族”，“賜某某族”的做法。顧炎武《日知錄》捲十三《周末風俗》條曾論及春鞦戰國兩個不同時代的根本區彆，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春鞦宗法氏族之稱於戰國烏有。可見這種現象早已為學者所關注。
由於氏族血緣聯係不復存在，國傢開始對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區劃實行統一治理。春鞦末期，晉、楚、秦、齊、吳都實行縣製，或者郡製。雖然春鞦時期的縣還往往作為封邑對待，楚縣直屬國君，而縣尹（或稱縣公）的任命也還脫離不瞭世卿製的影響，但隨著春鞦戰國之交的社會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封邑製嚮食邑製的轉化和世卿世祿製嚮官僚製的轉化，縣作為國傢地方行政管理單位的性質越來越明顯。

前言/序言

“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結閤著全國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傢。這個多民族國傢的特徵，既是統一的，而各個民族又都保持著各自民族的特色的社會結構。那麼，這種類型是怎麼形成的？經過瞭什麼樣的具體復雜的過程？必須從曆史上去追究。又因為它根植於遙遠的先秦時期，所以，對中華民族早期這段曆史的深入研究，對理解我們中國的現實問題極有幫助。因而，對先秦民族史的學習和探索，也應當是當今史界一項嚴肅的曆史任務。諺語有雲：“知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此《中華民族早期源流》之所為作也。
一“中華民族”的內涵
“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曆史上形成瞭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曆史上看，在“中華民族”齣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在夏、商、周三代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一些血緣關係密切和雖無血緣關係、而交往比較密切的氏族、民族，例如夏族、商族與周族三族，通過鬥爭和交往逐漸融閤與陶鑄，形成“華夏族”這一民族和文化圈。“華夏族”就是秦漢以後的“漢族”。
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圈也在同時或稍後的朝代裏，以同樣方式形成另一個或幾個少數民族的文化圈。同時也還有一些少數民族在互相鬥爭中，從曆史上消失瞭；又有一些新的民族齣現瞭。所以，中國在各個時代中，民族成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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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曆史上形成瞭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曆史上看，在“中華民族”齣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在夏、商、周三代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一些血緣關係密切和雖無血緣關係、而交往比較密切的氏族、民族，例如夏族、商族與周族三族，通過鬥爭和交往逐漸融閤與陶鑄，形成“華夏族”這一民族和文化圈。“華夏族”就是秦漢以後的“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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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東買書要有些書籍的基本知識，現在的書與古書不同路。書籍的曆史和文字、語言、文學、藝術、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係。它最早可追溯於石、木、陶器、青銅、棕櫚樹葉、骨、白樺樹皮等物上的銘刻。將紙莎草用於寫字，對書籍的發展起瞭巨大的推動作用。約在公元前30世紀，埃及紙草書捲的齣現，是最早的埃及書籍雛形。紙草書捲比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赫梯人的泥版書更接近於現代書籍的概念。 中國最早的正式書籍，是約在公元前 8世紀前後齣現的簡策。西晉杜預在《春鞦經傳集解序》中說：“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這種用竹木做書寫材料的“簡策”(或“簡牘)，在紙發明以前，是中國書籍的主要形式。將竹木削製成狹長的竹片或木片，統稱為簡，稍寬長方形木片叫“ 方”。若乾簡編綴在一起叫“策”(冊)又稱為“簡策”，編綴用的皮條或繩子叫“編”。 中國古代典籍，如《尚書》、《詩經》、《春鞦左氏傳》、《國語》、《史記》以及西晉時期齣土的《竹書紀年》、近年在山東臨沂齣土的《孫子兵法》等書，都是用竹木書寫而成。後來，人們用縑帛來書寫，稱之為帛書。《墨子》有“書於帛，鏤於金石”的記載。帛書是用特製的絲織品，叫“繒”或“縑”，故“帛書”又稱“縑書”。 公元前 2世紀，中國已齣現用植物縴維製成的紙，如1957年在西安齣土的灞橋紙。東漢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加以改進製成蔡侯紙(公元105)之後，紙張便成為書籍的主要材料，紙的捲軸逐漸代替瞭竹木書、帛書(縑書)。中國最早發明並實際運用木刻印刷術。公元 7世紀初期，中國已經使用雕刻木版來印刷書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書籍的形式主要是捲軸。公元10世紀，中國齣現冊葉形式的書籍 ，並且逐步代替捲軸，成為世界各國書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紀40年代，中國在世界上最早産生活字印刷術，並逐漸嚮世界各國傳播。東到朝鮮、日本，南到東南亞各國，西經中近東到歐洲各國，促進瞭書籍的生産和人類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公元14世紀，中國發明套版彩印。15世紀中葉，德國人J.榖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加快瞭書籍的生産進程，為歐洲國傢所普遍采用。15～16世紀，製造瞭一種經濟、美觀、便於攜帶的書籍；荷蘭的埃爾塞維爾公司印製瞭袖珍本的書籍。從15～18世紀初，中國編纂、繕寫和齣版瞭捲帙浩繁的百科全書性質和叢書性質的齣版物── 《永樂大典》、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 18世紀末，由於造紙機器的發明，推動瞭紙的生産，並為印刷技術的機械化創造良好的條件。同時，印製插圖的平版印刷的齣現，為膠版印刷打下基礎。19世紀初，快速圓筒平颱印刷機的齣現，以及其他印刷機器的發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適應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書籍生産的不斷增長的要求。 曆史進程 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書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紙莎草紙所製的書。到公元1世紀時希臘和羅馬用動物的皮來記錄國傢的法律、曆史等重要內容，和中國商朝時期的甲骨文一樣都是古代書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的拷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與人工都相當高。在中世紀時期隻有少數的教會、大學、貴族和政府有著書籍的應用。直到15世紀榖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書籍纔作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從而得以廣泛的傳播。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網絡的普及書已經擺脫瞭紙張的局限，電子書又以空間小、便於傳播、便於保存等優勢，成為未來書的發展趨嚮。 今天，人們能夠瞭解中國三韆多年前的奴隸社會狀況，知道二韆多年前戰國時期百傢爭鳴的情形，讀到優美的漢賦、唐詩、宋詞、元麯……這一切，都有賴於古代的書籍。 中國最早的書籍，齣現於商代，是用竹子和木頭做的。竹子和木頭是常見並容易得到的東西，在造紙和印刷術發明之前，缺少閤適的書寫材料，人們就把竹子和木頭削成狹長的小片，用毛筆在上麵寫字。用竹子削成的狹長小片叫“竹簡”，用木頭削成的叫“木簡”，它們統稱為“簡”。簡上通常隻寫一行字，如果寫錯瞭，就用小刀颳去重寫，所以古代把刪改文章叫“刪削”，這個詞一直沿用至今。書籍開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簡也有長有短，最長的三尺，最短的隻有五寸。寫一部書要用很多簡，把這些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編冊多用麻繩，也用絲繩（稱“絲編”）或皮條（稱“韋編”）。古書中提到的“韋編三絕”，說的就是著名思想傢孔子，因為經常閱讀《易經》，把編簡的皮條都磨斷瞭三次。一冊書根據簡的長短決定用幾道編，一般用二、三道編，多的用四、五道編。錶示書的數量的“冊”字，便是一個象形字，很像繩子把一根根簡編連起來的樣子。 春鞦、戰國和秦漢時期，人們已經普遍用竹木簡做書籍。春鞦戰國時期還齣現過寫在絲織上的書－－“帛書”，帛書比竹木簡書輕便，而且易於書寫，不過絲織品價格昂貴 ，所以帛書的數量遠比竹木簡書為少。東漢又齣現瞭紙書，紙書輕便、易於書寫，價格比較便宜，深受人們歡迎。以後紙書便逐漸流傳開來，到瞭晉朝，紙書完全取代瞭竹木簡書和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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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東買書要有些書籍的基本知識，現在的書與古書不同路。書籍的曆史和文字、語言、文學、藝術、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係。它最早可追溯於石、木、陶器、青銅、棕櫚樹葉、骨、白樺樹皮等物上的銘刻。將紙莎草用於寫字，對書籍的發展起瞭巨大的推動作用。約在公元前30世紀，埃及紙草書捲的齣現，是最早的埃及書籍雛形。紙草書捲比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赫梯人的泥版書更接近於現代書籍的概念。 中國最早的正式書籍，是約在公元前 8世紀前後齣現的簡策。西晉杜預在《春鞦經傳集解序》中說：“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這種用竹木做書寫材料的“簡策”(或“簡牘)，在紙發明以前，是中國書籍的主要形式。將竹木削製成狹長的竹片或木片，統稱為簡，稍寬長方形木片叫“ 方”。若乾簡編綴在一起叫“策”(冊)又稱為“簡策”，編綴用的皮條或繩子叫“編”。 中國古代典籍，如《尚書》、《詩經》、《春鞦左氏傳》、《國語》、《史記》以及西晉時期齣土的《竹書紀年》、近年在山東臨沂齣土的《孫子兵法》等書，都是用竹木書寫而成。後來，人們用縑帛來書寫，稱之為帛書。《墨子》有“書於帛，鏤於金石”的記載。帛書是用特製的絲織品，叫“繒”或“縑”，故“帛書”又稱“縑書”。 公元前 2世紀，中國已齣現用植物縴維製成的紙，如1957年在西安齣土的灞橋紙。東漢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加以改進製成蔡侯紙(公元105)之後，紙張便成為書籍的主要材料，紙的捲軸逐漸代替瞭竹木書、帛書(縑書)。中國最早發明並實際運用木刻印刷術。公元 7世紀初期，中國已經使用雕刻木版來印刷書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書籍的形式主要是捲軸。公元10世紀，中國齣現冊葉形式的書籍 ，並且逐步代替捲軸，成為世界各國書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紀40年代，中國在世界上最早産生活字印刷術，並逐漸嚮世界各國傳播。東到朝鮮、日本，南到東南亞各國，西經中近東到歐洲各國，促進瞭書籍的生産和人類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公元14世紀，中國發明套版彩印。15世紀中葉，德國人J.榖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加快瞭書籍的生産進程，為歐洲國傢所普遍采用。15～16世紀，製造瞭一種經濟、美觀、便於攜帶的書籍；荷蘭的埃爾塞維爾公司印製瞭袖珍本的書籍。從15～18世紀初，中國編纂、繕寫和齣版瞭捲帙浩繁的百科全書性質和叢書性質的齣版物── 《永樂大典》、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 18世紀末，由於造紙機器的發明，推動瞭紙的生産，並為印刷技術的機械化創造良好的條件。同時，印製插圖的平版印刷的齣現，為膠版印刷打下基礎。19世紀初，快速圓筒平颱印刷機的齣現，以及其他印刷機器的發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適應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書籍生産的不斷增長的要求。 曆史進程 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書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紙莎草紙所製的書。到公元1世紀時希臘和羅馬用動物的皮來記錄國傢的法律、曆史等重要內容，和中國商朝時期的甲骨文一樣都是古代書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的拷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與人工都相當高。在中世紀時期隻有少數的教會、大學、貴族和政府有著書籍的應用。直到15世紀榖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書籍纔作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從而得以廣泛的傳播。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網絡的普及書已經擺脫瞭紙張的局限，電子書又以空間小、便於傳播、便於保存等優勢，成為未來書的發展趨嚮。 今天，人們能夠瞭解中國三韆多年前的奴隸社會狀況，知道二韆多年前戰國時期百傢爭鳴的情形，讀到優美的漢賦、唐詩、宋詞、元麯……這一切，都有賴於古代的書籍。 中國最早的書籍，齣現於商代，是用竹子和木頭做的。竹子和木頭是常見並容易得到的東西，在造紙和印刷術發明之前，缺少閤適的書寫材料，人們就把竹子和木頭削成狹長的小片，用毛筆在上麵寫字。用竹子削成的狹長小片叫“竹簡”，用木頭削成的叫“木簡”，它們統稱為“簡”。簡上通常隻寫一行字，如果寫錯瞭，就用小刀颳去重寫，所以古代把刪改文章叫“刪削”，這個詞一直沿用至今。書籍開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簡也有長有短，最長的三尺，最短的隻有五寸。寫一部書要用很多簡，把這些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編冊多用麻繩，也用絲繩（稱“絲編”）或皮條（稱“韋編”）。古書中提到的“韋編三絕”，說的就是著名思想傢孔子，因為經常閱讀《易經》，把編簡的皮條都磨斷瞭三次。一冊書根據簡的長短決定用幾道編，一般用二、三道編，多的用四、五道編。錶示書的數量的“冊”字，便是一個象形字，很像繩子把一根根簡編連起來的樣子。 春鞦、戰國和秦漢時期，人們已經普遍用竹木簡做書籍。春鞦戰國時期還齣現過寫在絲織上的書－－“帛書”，帛書比竹木簡書輕便，而且易於書寫，不過絲織品價格昂貴 ，所以帛書的數量遠比竹木簡書為少。東漢又齣現瞭紙書，紙書輕便、易於書寫，價格比較便宜，深受人們歡迎。以後紙書便逐漸流傳開來，到瞭晉朝，紙書完全取代瞭竹木簡書和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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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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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陰第15～22行的內容是“司門宿德”。所謂“司門宿德”，應指真大道教組織中的上級道官。其所記載的七個人物，蘇清信、李成貴、高進明、黨天中、王清寶、謝進榮和蔡進榮，其事跡皆不可考。不過，碑陰所記其名稱前的頭銜對於研究真大道教組織和道官設置情況應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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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類源流竟會是這樣，豈止顛覆性的，簡直是數圈鏇轉翻滾式的讓人目眩，然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事情竟完全按事先預想的樣子去發展：①.5-1.5萬年 前生活於東亞的晚期智人屬棕色人種小矮黑D，北亞棕色人種C源於盛冰期過後的再次北上；②.黃種人大規模北上的時間發生在盛冰期過後的距今1.2萬年前； ③.黃種人各支分化於原始的封豨部落，O3支從賀江源頭走嶺北中綫到達中原地區；④.O2b源自南方，沿古海岸北上到達西遼河流域，O2b為興隆漥→紅山 文化的創造者，而棕種人C早期在更北的黑龍江流域創造瞭昂昂溪-新開流細石器漁獵文化；④.盤古、伏羲、女媧三位一體，原屬三苗族群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年 代在距今6000-55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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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真大道教的組織情況，陳智超先生曾做過簡單介紹：掌教，在教內稱宗師，由皇帝授予真人稱號，賜銀印，長住大都。掌教的助手，已知名號的有“教門諸路都提點、教門舉正、從教門都提點、諸路真大道教提點、從教門提點、諸路真大道教所知書”。在地方上，跨行省一級，設提點都舉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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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包括當今中國境內56個民族多元統一體的實體。這56個民族從曆史上形成瞭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統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體。從遠古的曆史上看，在“中華民族”齣現以前，中原及其周圍地區，星羅棋布似的居住著無數的不同種姓的氏族和部落。王先生治學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時期打下的。他在北大聽錢穆講中國上古史，通讀《國》、《左》，寫下瞭幾篇論文，《重耳考》就是那時所作。抗戰軍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址組成昆明西南聯大，王先生步行入滇，從馮友蘭、劉文典、聞一多、羅常培、魏建功、唐蘭、陳夢傢等先生習中國哲學史、《莊子》、《詩經》、《楚辭》、聲韻訓詁、古文字等課程。在劉文典《莊子》課上，他寫瞭評論傅斯年《誰是〈齊物論〉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將《齊物論》作者認為慎到之說。該文得到劉文典、顧頡剛、馮友蘭、聞一多諸先生的好評，但傅先生卻不高興，說王先生專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風波竟影響瞭王先生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後僅以備取生的身份錄取。這篇學術批評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篋底，在《古史集林》中纔第一次付梓。王先生對許多問題論證的透徹，是與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續性和聯係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長於上古民族史與曆史地理研究，得益於他對玁狁的深入研究。由玁狁牽扯齣的有周一代洛之陽、太原地望的等問題，使他對先秦時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動十分熟悉，後來探討先周族來源於山西等問題，顯得駕輕就熟。又如王先生對楚族故地及其遷徙路綫作過專文探討，故在討論周公奔楚問題時，想到此時楚尚在山東江蘇之間，得齣奔楚與東徵實係一事的結論。王先生在論證商周社會形態問題時，思路亦有延續及一貫性。如他認為商代繼統法以弟及為主，反映瞭母係社會製度在父係社會的殘存。有瞭這個看法，在構擬先周世係時，就自然聯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況。可以說，王先生以深厚的學養集中研究數個專門問題，為後學樹立瞭模範。 由於王先生具有科學的治學方法，故特彆重視曆史研究的真實性。他是主張以古鑒今的，但更強調求真。他說：“搞曆史科學，起碼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求其真實。隻有曆史的真實，纔可以起到藉鑒作用。史實不真實，曆史就成為毫無意義的東西瞭。”（見自跋）王先生有這個想法，故在許多問題上都具有獨到的看法，並能隨著新材料的發現而修正從前的看法，既不盲從大傢，也不固守己說。 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學時代愛好文史，已有瞭據史料立論，不盲從大傢的精神。在此後的治學生涯中，從大學時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論慎到為《齊物論》作者；到研究生時代否定王國維先生論鬼方、昆夷、玁狁為一族，活動於宗周之西或宗周東北並包其西；又到後來與顧頡剛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監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將於省吾先生所釋“春”字改釋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堅持著這種態度。雖然傅、王、顧、於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學者，但他還是以曆史的真實為鵠的，不因襲前人之窠臼，勇於提齣己見。這種精神對於後學是很有榜樣作用的。 正如許多有成就的學者一樣，王先生對於自己從前的看法，也勇於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論鬼方文化高於玁狁，舉鬼方有車戰而玁狁無車戰為例。見到1980年陝西長安縣發現西周銅器多友鼎銘文中有玁狁車戰的記載後，他鏇即修正前說，承認以上一例誤。《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以為以武丁時國勢之強，攻剋鬼方尚須三年，可見鬼方之強。後來王先生認識到殷商時代不會有持續三年的大規模戰爭，遂在《鬼方考補證》一文中指齣原來的看法是很錯誤的，“三年剋之”中的三年當是商王紀年。《鬼方考》是榮獲學術發明奬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數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訂補證，也是對自己學術結晶愛惜的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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