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Archaeology]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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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由古物研究會會員、《考古學》雜誌（紐約）特約編輯保羅·巴恩撰寫，摺射齣瞭考古學的持久魅力。南京博物院前院長梁白泉作序推薦。

內容簡介

　　《牛津通識讀本：考古學的過去與未來》趣味橫生，摺射齣瞭考古學的持久魅力。考古作為一種消遣、一份事業和一門學科而獨具吸引力。它囊括瞭整個地球，求索二百五十萬年的曆史。從沙漠到叢林，從深穴到高峰，從石器到衛星照片，從現場挖掘到抽象理論，考古學與幾乎所有的學科相互交叉，試圖重建過去。

作者簡介

　　保羅·巴恩，古物研究會會員，《考古學》雜誌(紐約)的特約編輯。翻譯和編著過多本考古學方麵的著作，同時還擔任電視颱考古節目的主持人。

精彩書評

　　非常生動，絢爛無比，娓娓道來，細緻入微……帶你探訪考古學的珍奇世界。
　　——牛津大學歐洲考古學教授 巴裏·康利夫

目錄

前言
導言
1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
2 確定年代
3 技術
4 人們怎樣生活？
5 人們怎樣思想？
6 居所與社會
7 事物如何與為何改變？
8 少數與女性
9 將過去呈現給公眾
10 過去的未來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書摘

　　第一章 考古學的起源與發展
　　考古學就像懷舊一樣，不是過去的樣子瞭，那麼它來自何方？“對考古學的考古學”是什麼？
　　大多數人都對過去懷有某種興趣。確實，這種興趣再加上下述事實——我們知道我們將會死亡與我們是唯一有能力摧毀我們星球的生物——也許是人類區彆於其他生物的特徵之一。似乎人類總是對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遺跡感到好奇——盡管開始時間已無從考證，但是有許多實例錶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經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紀，巴爾乾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擁有一份石器時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紀與16世紀的易洛魁人遺址中也有著幾韆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據說印加帝國的皇帝們曾經收集瞭莫切文化的富麗堂皇的繪有色情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在當時已是若乾世紀之前的古董瞭。
　　現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學傢”是巴比倫國王納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紀發掘瞭一座廟宇，一直挖掘到一塊數韆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裏菲斯於1916年拍攝的默片《黨同伐異》中，有一個場景有如下字幕：“這天對貝爾沙撒的父親來說是一個喜慶的日子。他發掘齣瞭納拉姆-辛神廟的奠基石，這座神廟是三韆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間，他察覺到波斯人居魯士，巴比倫最強大的敵人，正在靠近這座城市。”這錶明甚至考古學最早期的開拓者們也深深地迷戀他們的專業並且常常會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
　　昔時“考古學傢”的含義與今日大不相同。實際上，在希臘，在公元後最初的幾個世紀裏，“考古學傢”這個詞指的是一類演員，他們用戲劇性的摹擬錶演在舞颱上再現古代的傳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學”這一詞語是由17世紀裏昂的一位醫生兼古物學者雅剋·斯蓬重新創造齣來的。他也提齣瞭archaeography這個詞語，但這個詞像掉在石頭地麵上的陶器一樣摔得粉碎。
　　在羅馬時代，尤裏烏斯·凱撒的戰士發現瞭許多偉大的古代墳墓，當時他們正在意大利與希臘建立殖民地；他們從這些墳墓中劫奪陶器和青銅器，這些東西在羅馬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這是早期的盜墓與古物買賣的一個實例。據史學傢蘇維托尼烏斯所說，甚至奧古斯都大帝也曾經收集“已經滅絕的海洋與陸地怪獸的巨大遺骨（它們通常被稱為‘巨人之骨’）與古代英雄們的武器”。
　　到中世紀時，歐洲人逐漸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甕）由於自然侵蝕或是穴居動物的活動而神秘地從地下顯現齣來。與此同時，人工製造的燧石與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經常由於農夫耕耘土地而重見天日。根據普遍的看法，這些器物是精靈的彈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實際上，它們為甚至遠在非洲和印度的人們所崇拜與收藏，並常常被他們用作護身符或符咒。在歐洲，許多器物被人們收藏在“古玩櫃櫥”內，早期的文物愛好者將自然的與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頭腦更開明的人慢慢地認識到，這些“雷霆弩箭”與“奇妙的陶罐”實際上是古代人類的人造遺物。與此同時，古希臘和古羅馬雕塑的發現鼓舞瞭當代藝術傢去研究古典時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傢庭則開始收集與展齣古典時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紀，在西北歐，有些學者開始真正質疑弗蘭西斯·培根的論點，即“大部分遠古的時代（除瞭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沒在沉默與忘卻之中”。這些學者認識到有關遠古的過去的信息有可能來自對野外遺跡的研究。整整一大隊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學者齣發去走訪與描述這些遺跡。在17世紀和18世紀，伴隨著日益增加的發掘量，這些活動演變為一種更係統化的興趣。雖然大多數挖掘僅僅是為瞭重新獲得來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數開拓者將這項工作當作細緻的解剖，他們注意到器物與不同土壤層之間的關係，並且認識到，總體來說，來自上層土壤的物品必定比來自下層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這種新的追問方法與讀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紙公文，引發瞭挖掘古塚的瘋狂浪潮——發掘西北歐或北美的墓葬山丘。這在過去首先是紳士、牧師、醫生、商人和教師等的閑暇消遣，甚至在今天，從事這些職業的人也對“業餘”考古學做齣瞭十分可貴的貢獻。
　　確實直到19世紀早期至中期的時候，考古學纔取代瞭古物研究而盛行起來，這是在渴望更係統、更科學地瞭解過去遺存的意義上說的。正是在這一時期，由於在西歐發現瞭石器工具與現已滅絕的動物之間的聯係，人類的遠古狀況纔被首次證實並最終得到瞭普遍接受。到19世紀末葉，真正的考古學已經是一項蓬勃興旺的事業，許多“偉人”在勤奮地工作——比特裏在埃及，考爾德威在巴比倫，謝裏曼在愛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顛。對這些開拓者中的大多數來說（也許要除去那位圓滑世故、說謊捏造的謝裏曼），考古不再是對寶藏的追尋，而是對信息的探尋與解答特定問題的手段。
　　20世紀，由於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諸如惠勒在不列顛和印度，賴斯納和伍萊在近東，尤爾和基德爾在美洲，鮑德斯和勒羅-高漢在法國），考古學成為瞭一項基礎雄厚的、多學科的事業，匯集瞭無數個領域的專傢——從地球物理學傢（他們可以藉助一係列裝置來探測地錶以下的東西）和空中攝影師到動物學傢、植物學傢、化學傢、遺傳學傢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傢，他們能夠從考古得到的物質中或從包裹這些物質的沉積物中確定年代（見譯文第17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迄今為止，考古學有兩個主要的趨勢。第一，發掘已經變得比原來緩慢得多，也更加艱苦。過去人們用鶴嘴鎬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藥爆破！）考古地層，而現在，每一地層都被細緻地鏟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後每樣東西都要過篩，這樣纔不會遺失土壤裏可能包含的任何一點兒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爾卡的“遺骨之穴”這個岩洞深處的密室裏，藏有許多至少有二十萬年的骷髏（實際上，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禮儀式——見譯文第44頁），發掘者每年的7月隻移去大約十英寸的泥土。這裏已經發掘齣瞭大約三百具人類骸骨，這就是發掘者們可以擺弄的全部東西。因為每一具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與保存，這項工作進行得難以置信地細緻，連留下的沉積物都要清洗與過篩，所以甚至連內耳的微小骨骼也被發現瞭。
　　第二個主要的趨勢是，我們不僅獲得瞭數量急劇增長的各種類型的材料，而且——由於新技術與新的科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從每件器物上獲得多得多的信息，這一點頗有諷刺意味。例如，拿一塊陶瓷碎片來說（這是陶器上的碎片，屬於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遺存類型），過去，一塊碎片隻能簡單地依據其形狀、材料與裝飾（如果有的話）而被歸為某一種類型。但是現在，你可以獲得對它的原料的詳盡分析，從而使你能夠確定這些原料的來源；你還可以獲知它是在什麼溫度下燒製的，以及它是用什麼材料燒製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熱緻發光技術來確定其年代（見譯文第23頁），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來分析其內部錶麵上沉澱物的最不明顯的痕跡，從而告訴我們它原來是用來盛放什麼東西的！
　　換句話說，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它正在用比原來少得多的材料來做比原來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在生産著比原來多得多的東西。全世界的考古學傢的數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他們為職位而競爭，並且所有的人都試圖提供信息或新的資料。大量的討論會與專題會正在舉行，其中大部分最終將其成果以書的形式齣版。因此，這一專業的文獻已經失去控製，一隻巨大的多頭許德拉正帶著新的雜誌和係列專著年復一年地躍起，很少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資料，甚至連圖書館在目前的緊縮預算之下要購買它們也感到很吃力。沒有人能指望擁有關於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或某一專業的所有文獻，更不用說關於某一大陸的考古學的所有文獻瞭，更遑論全世界的考古學文獻瞭。
　　第二章 確定年代
　　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東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麼研究過去就沒有什麼意義。無論對這一學科有著多大的熱情也不能代替一張可靠的年錶——如果你不能獲悉時間，隻有愛好也無濟於事。那麼，考古學傢是如何獲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為止，隻有兩種確立年錶的方法——確定相對年代（這並不意味著與你的錶妹齣去約會）與確定曆史年代。確定相對年代隻涉及將事物——器物、沉積物、事件與文化——排成一個序列，確定孰先孰後。曆史年代則來自已經有瞭文字記載的時期，諸如中世紀時期或羅馬時期。對史前時期來說，隻有可能確定相對年代，所以，雖然人們可以說青銅時代先於鐵器時代，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但是人們說不齣具體早瞭多長時間。
　　確定相對年代背後的基本推理來自地層學，這是對地層或沉積物如何一層覆蓋著另一層的研究。總體來說，首先鋪好的是下層，所以，下層在時間上早於上層。對於在這些地層中發現的器物也是同樣的道理，除非曾經存在過某種擾動，例如，由穴居動物或者盜墓，垃圾坑或是腐蝕與再次沉積所導緻的各種擾動。
　　通過化學定年法可以確定在某一地層中的骸骨是否屬於相同的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埋入土裏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並且骸骨要逐漸吸收氟與鈾。所以測定這些元素的含量將可以錶明一組骸骨是同一時期的還是不同時期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這種方法揭露瞭所謂的皮爾當騙局——皮爾當人被人信以為真地認定為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生物”，於1912年在蘇塞剋斯被“發現”，但後來被證明是一齣徹頭徹尾的騙局。化學定年法顯示這一頭骨是新近的，而下齶則來自一隻現代的猩猩。這些骨骼曾經被染過色，牙齒也經過修補銼平，以使它們看起來顯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關於誰應當對這一惡作劇負責的爭論仍然在無盡無休、令人厭煩地進行著。
　　另一種確定相對年代的主要考古學方法是“類型學”，即將器物按照材料、形狀和/或裝飾紋樣的特點進行分類。這整個體係依賴於兩個基本思想：第一，來自某一給定的時代與地區的器物都有一種可以識彆的風格（物以類聚），而這種風格的變化是相當漸進的；第二，在實際情況中，不同的風格可以共存，個彆的風格可以延續很長的時間，而變化可以相當突然地發生，但是對短小的引論性書籍來說，好處就在於沒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復雜的情境之中！
　　無論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傢——尤其是那些來自德語國傢的考古學傢——都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瞭這樣一份事業，即建立詳盡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製的序列，並嘗試將來自不同地區的序列組接到一起。同時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歸為一個“集閤”，而各個集閤也可以按順序排列，並進行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比較。
　　其他的相對年錶是基於冰河時代氣候階段的前後相繼關係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進階段；間冰期，或者叫溫暖間歇；以及被稱為亞冰期和間亞冰期的小波動），但我們現在知道——通過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蘊藏的詳細氣候信息——冰河時代的氣候比人們所認識到的要復雜得多，也波動得更為厲害。來自沉積物的花粉也能産生氣候與植被變化的序列，但這些序列是區域性的。依據動物群來確定年代——基於不同種屬的動物骨骼的齣現與否——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特彆是對於更新世考古學（對冰河時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為在這一時期，“耐寒”與“喜熱”的物種伴隨著氣候與環境的變化輪番登場。
　　能確定序列當然非常好，但確定年代——“絕對年代”——則是考古學傢夢寐以求的。直到20世紀，可以獲悉的僅有的年代是那些與古人建立的年錶和日曆發生考古關聯的年代，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關重要。這些日曆中有許多——諸如羅馬人、埃及人、中國人的日曆，等等——是基於他們的執政官、皇帝、國王或是“王朝”的統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過從亞曆山大大帝徵服埃及起進行迴溯的方法來確定其年代，而從希臘曆史學傢那裏，我們得知亞曆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徵服埃及的。進一步的細節與解釋來自埃及對天文事件的記錄，這些事件的年代我們也可以從各個不同的科學信息來源獲知。
　　中美洲的瑪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詳細的日曆，它不是基於統治者或王朝，而是基於二百六十天與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環，這一長期的記述始於公元前3113年8月（依據我們自己的日曆體係）。
　　所有這些都給瞭考古學傢們機會去確定具體器物的年代，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統治者的手稿，當然還有羅馬和中世紀的錢幣，這些錢幣上麵有當時統治者的名字。當然，人們必須總是銘記在心的是，確定器物的年代並不一定要確定從中發現它的地層的年代——一枚錢幣可以流通或是貯藏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但它至少會給你一個該地層年代的上限：地層不會比錢幣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錢幣是後來侵入的），但卻可以比錢幣年輕得多。
　　離開這些曆史的和日曆的年代，考古學就一籌莫展瞭，直到科學嚮它提供瞭一整套從不同材料獲得“絕對年代”的方法。一部（相當）精確的年錶是科學贈予考古學的最貴重的禮物（因為眾所周知，沒有什麼禮物能與時間媲美……）。
　　戰前，隻有兩種區域性非常強的技術——斯堪的納維亞的“紋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樹木年輪。紋泥（varves）是一個瑞典詞，指的是每年由於冰層融化而鋪下的沉積泥層。它們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樣，溫暖的年份會導緻融化加劇，因此會有一個較厚的泥層。通過測量一係列泥層的相繼厚度並將其與其他地區的泥層模式相比較，就可以將數韆年的長期序列聯係在一起。與此完全相同的是樹木的生長年輪——一係列厚薄相間的年輪是由當地氣候的波動引起的，可以通過將取自不同樹齡的樹木的樣本重疊起來，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們現在在德國已經有瞭可以迴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間斷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較古代的木材，從而確定這些木材的樹齡。
　　自然，這種技術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歐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乾旱使得許多古代的木頭得以保存；在歐洲的西北部，在沼澤地區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豐富。現在，令人驚奇的精確結果正在齣現。例如，在不列顛的薩默塞特，對橫跨一片沼澤的名為“斯威特之路”的一條木闆走道的木材進行分析，結果錶明這條走道建造於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鼕天。
　　通過樹木年輪來確定年代的方法在檢驗通過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時也具有巨大的價值。通過放射性碳確定年代的方法引起瞭考古學的革命，但它在某種意義上也證明瞭“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實的”。研究的樣本包括來自考古地點的有機體材料，諸如木炭、木頭、種子和人類的或動物的骨骼等等，因為這種方法測量的是在有機體組織中殘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機體組織在活著的時候吸收碳14，但在死後則逐步地喪失它。在名為加速器質量光譜測定法（AMS）的新近技術之下，隻需要非常少量的樣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計數。年代的誤差仍有大約五萬年。
　　……

前言/序言

　　馬剋思在講到一般意識形態和德國哲學時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麵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說到曆史，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人類自身的曆史。
　　什麼是我們自身的曆史？一般將其理解為以文字記錄的曆史文獻。可是，無論中外，自古以來就有人對此持懷疑的態度。
　　“疑”字多義。《詩·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麵，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書·王佩解》：“時至而疑”，注“疑，猶豫不果也”；《說文解字》：“疑，惑也”，“惑，亂也”；宋《廣韻》：“疑，恐也”、“不定也”。
　　《後漢書·桓譚傳》：“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曹褒傳》：“互生疑異，筆不得下”；《鄭玄傳》：“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陶淵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南宋硃熹在《近思錄·緻知》中指齣：“學者先要會疑”；近代鬍適也提到，“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在西方，17世紀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認為以懷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對“懷疑論”（skepticism）的影響很大。
　　曆史是什麼？從認識論齣發，當今的史學傢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後現代”（p·stm·dern）史學。後現代史學傢的觀點有：曆史是“一門科學或一門藝術”，“曆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其內容為杜撰的與發現的參半”。人們因而要問：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們曆史學的工作者習慣於把曆史學的組成分為三個基本部分：一是曆史文獻，如我們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學（ethn·l·gy）、民族誌（ethn·graphy），特彆是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西方殖民國傢在世界各地調查、記錄下來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現狀和知識，如摩爾根（L.H.M·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會》等等；三是18世紀中葉以來因發掘意大利龐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遺址而建立起來的考古學，其中著作很多，舉不勝舉，例如柴爾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銅時代》、《工具發展小史》等等。
　　關於曆史文獻，人們大多深信不疑。因為列強侵略，西方思潮湧入，學者反躬自省，對古文獻的價值産生懷疑。近代梁啓超指齣：《二十四史》不過是一部“帝王傢譜”，是帝王傢族的“相斫書”。上世紀30年代，以鬍適、顧頡剛、錢玄同等學者為首的“古史辨派”曾對我們的古史全麵質疑。馮友蘭又提齣“信古、疑古、釋古”三階段的曆史劃分。
　　西方16世紀啓濛思想傢、懷疑論研究者濛田（Michel de M·ntaigne， 1533-1592）告誡人們，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彌篤”。
　　剋羅齊（B. Cr·ce， 1866-1952）指齣“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說一切曆史都必須從當代齣發，曆史總是後人或彆人的論述，隻反映瞭後人或彆人的曆史觀。
　　英國古典學者、曆史學傢伯裏（J. B. Bury， 1861-1927）提齣瞭嚴厲而苛刻的要求：“曆史是一種科學——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於是詹京斯在他的《曆史的再思考》一書中感嘆“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知道過去。”
　　民族學記錄的原始民族或處於母係或父係社會，或處於奴隸製或農奴製社會。民族學傢說：他們或多或少地證明瞭今天先進民族曾經經曆過的曆史階段。但這隻是推測，隻是可能，隻是“例子”，而不是“證據”。列寜（V. Lenin， 1870-1924）說過：“例子不是證據”，例子隻是類似的可資比較的東西，證據是事物的全體或局部。
　　看來，隻有考古學，由於遺址、遺跡、遺物的直觀性，具體性，原生性和生態性，纔能比較好地幫助我們認識“曆史”。考古學並非萬能。第一，由於自然、人為的原因，先人的遺存已經大量消失，僅存者難以展示他們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學科的專傢參與進來，共同認識和解讀；第三，正如我們認識、解讀古代文獻一樣，存在著類似“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的問題，做到完全的客觀和準確仍是非常睏難的。
　　我國的考古學從西方輸入，百年來成果輝煌，證明瞭我們的古史基本可信，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引進西方的成果。
　　本書作者保羅·巴恩（Paul Bahn）是英國著名考古學傢、翻譯傢和考古節目主持人，1979年獲劍橋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發錶論著四百多篇，齣版專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學考古專業的參考書目。他善於把高深、艱澀的學術概念用通俗、活潑、有趣的文字錶達齣來。他說：“如果考古學不能給人們帶來快樂，那它就一錢不值。”在今天這個繁忙喧囂的社會中，這非常符閤讀者的需要。不少諾貝爾奬的獲得者都強調學習要盡量與興趣相結閤，且要持之以恒。本書為你打開瞭一扇古老的門，請你不要輕易將此門關上。
　　希望本書的閱讀過程能夠給你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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