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文化重点出版项目,百位学者联袂编撰,还原历代思想家在中华思想传承中的成就与影响,指导:钱穆、王云五、屈万里、萨孟武等,审阅: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萨盂武、王尔敏、张朋园、陈鼓应、张玉法等。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清晰的逻辑分层。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在处理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庞大信息量时,所采用的精细划分和阶段性总结。他似乎深谙“带着问题去阅读”的重要性,每一章的开头都会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时代命题,然后围绕这个命题展开对相关思想家的论述。读到中后期关于“晚清思想的转向”那几章时,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知识分子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思想上产生的巨大张力与焦虑,那是一种近乎痛苦的求索过程。作者在引用原著时也显得非常克制和精准,避免了将大量的古文堆砌在一起,而是提炼出最核心的观点,并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高度凝练的阐释。这使得即便是像“考据学”这样需要耐心细品的领域,也能被清晰地勾勒出其学术贡献和时代局限性,实属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没得挑,那种沉稳中带着一丝古朴的气息,拿在手里就感觉像是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我原本以为这种聚焦特定朝代思想史的书会写得比较枯燥,毕竟清朝的思想界变动复杂,涉及的流派众多。但作者的叙事功力着实了得,他没有陷入生涩的哲学名词的泥潭,而是将那些抽象的理论脉络,巧妙地编织进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之中。读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反而像是在听一位博学的长者,娓娓道来那些昔日智者的光辉与挣扎。特别是对于早期清代儒学内部“乾嘉学派”的兴起和他们如何回应前朝遗留的学术困境,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让人对“实学”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本书显然是经过了大量的文本考据和深思熟虑的结构安排,绝非泛泛而谈的科普读物,它具备了扎实的学术底蕴,同时又照顾到了普通爱好者的阅读体验,这种平衡把握得非常到位,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关于思想史读物中的上乘之作。
评分坦率地说,我对历史著作的评判标准是很高的,通常会要求它在叙事上要“讲故事”,在分析上要“有洞见”。这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更让我赞赏的是其深层次的史学态度——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作者在评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方哲学导向时,并没有采取那种简单的褒贬态度,而是深入剖析了统治者对“思想秩序”的维护需求,以及学者们如何在维护稳定的框架内,寻求知识的自主与超越。他笔下的思想家,都不是孤立的圣贤,而是有血有肉、在特定制度下挣扎的个体。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忠实呈现,让我对清朝的思想史有了更加立体和去神圣化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收尾时对下一阶段趋势的预判,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布局中早就埋下了伏笔。
评分初次翻开这套书,我最惊喜的发现是其对“非主流”思想流派的挖掘深度。我们通常谈论清代思想,不免先想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力如何式微,以及后来的乾嘉朴学如何占据主流,但这本书很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比如,书中对于一些涉及社会批判、民间信仰,甚至是一些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异端”思想家的着墨颇多,这些内容在一般的通史教材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被完全忽略。作者没有将清代思想史写成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展现了一个多元、碰撞、甚至相互否定的思想图景。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想象。每当读到一个新的人物或学说,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查阅相关的历史事件,去体会他们思想产生的时代土壤。可以说,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重新审视传统学术谱系的“方法论”。
评分这本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值得一提,毕竟阅读这些偏向学术性的文字,清晰的字体和合理的行距能极大地提升阅读的舒适度。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作者在处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清代的知识分子网络是错综复杂的,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师承关系、地方性社团进行思想交流。作者没有将他们视为一个个孤立的雕像来介绍,而是将他们置于那个庞大的知识共同体中去考察。例如,书中对南方和北方学派在义理与考据上的侧重点差异的对比分析,就揭示了地域文化对思想流变产生的微妙影响。这种对“网络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描摹,让原本静态的“思想史”读起来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它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持续演进的清代学术图景。
评分(1)既以《史记》一书为根据,又指该书有伪造。康有为以《史记》为根据,凡《史记》未提及者,皆为刘歆伪造。但《史记》中亦言及古文,康有为指为刘歆羼入。康有为以同样方式引《汉书》支持他的说法,但是《汉书》中有不合康有为的说法者,康有为便指为伪造。此种考证方式,自难令人信服。既然刘歆可以伪造,何不将《左传》、《毛诗》等书名加入《史记》中,则更可免人攻击。
评分还没读,书收到了,质量不错,印刷也很好
评分末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于是梨洲治史,便先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对近代的史实有了了解,然后才上溯二十一史,如此便能收触类旁通之效。这种治史而注意当身现代之史,与后世言史而多偏于研究古史者不同。第三,注意文献人物之史。
评分阮元夺职回京后,任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累迁内阁学士。其间受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迁工部侍郎。十七年出为漕河总督。十九年调江西巡抚。二十一年调河南,擢湖广总督。次年改任两广总督,直到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其间还兼任过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后,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奉旨进京,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获恩准,濒行又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赐与鹿鸣宴。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谥文达。
评分不错 !!!!!!!!!!!!1
评分(2)《春秋左传》以记事为主,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即多据左
评分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丛书共24册(九州出版社简体版集合为14册),其中每行每句都与精神灵性的关怀相关,都是一扇打开的大门,在召唤着游子回归。当经济高速发展前所未有地动摇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时,当多元化的纷扰让内心失去宁静时,这套丛书为我们指引着一条“本立道生”之路。
评分以箸其义。”如此一来,则可以自由解释,无所拘束,如何能令人
评分为其弟子推察孔子的学说而称呼的,非孔子自居于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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