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文化重点出版项目,百位学者联袂编撰,还原历代思想家在中华思想传承中的成就与影响,指导:钱穆、王云五、屈万里、萨孟武等,审阅: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萨盂武、王尔敏、张朋园、陈鼓应、张玉法等。
坦率地说,我对历史著作的评判标准是很高的,通常会要求它在叙事上要“讲故事”,在分析上要“有洞见”。这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更让我赞赏的是其深层次的史学态度——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作者在评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方哲学导向时,并没有采取那种简单的褒贬态度,而是深入剖析了统治者对“思想秩序”的维护需求,以及学者们如何在维护稳定的框架内,寻求知识的自主与超越。他笔下的思想家,都不是孤立的圣贤,而是有血有肉、在特定制度下挣扎的个体。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忠实呈现,让我对清朝的思想史有了更加立体和去神圣化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收尾时对下一阶段趋势的预判,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布局中早就埋下了伏笔。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清晰的逻辑分层。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在处理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庞大信息量时,所采用的精细划分和阶段性总结。他似乎深谙“带着问题去阅读”的重要性,每一章的开头都会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时代命题,然后围绕这个命题展开对相关思想家的论述。读到中后期关于“晚清思想的转向”那几章时,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知识分子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思想上产生的巨大张力与焦虑,那是一种近乎痛苦的求索过程。作者在引用原著时也显得非常克制和精准,避免了将大量的古文堆砌在一起,而是提炼出最核心的观点,并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高度凝练的阐释。这使得即便是像“考据学”这样需要耐心细品的领域,也能被清晰地勾勒出其学术贡献和时代局限性,实属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没得挑,那种沉稳中带着一丝古朴的气息,拿在手里就感觉像是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我原本以为这种聚焦特定朝代思想史的书会写得比较枯燥,毕竟清朝的思想界变动复杂,涉及的流派众多。但作者的叙事功力着实了得,他没有陷入生涩的哲学名词的泥潭,而是将那些抽象的理论脉络,巧妙地编织进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之中。读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反而像是在听一位博学的长者,娓娓道来那些昔日智者的光辉与挣扎。特别是对于早期清代儒学内部“乾嘉学派”的兴起和他们如何回应前朝遗留的学术困境,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让人对“实学”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本书显然是经过了大量的文本考据和深思熟虑的结构安排,绝非泛泛而谈的科普读物,它具备了扎实的学术底蕴,同时又照顾到了普通爱好者的阅读体验,这种平衡把握得非常到位,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关于思想史读物中的上乘之作。
评分这本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值得一提,毕竟阅读这些偏向学术性的文字,清晰的字体和合理的行距能极大地提升阅读的舒适度。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作者在处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清代的知识分子网络是错综复杂的,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师承关系、地方性社团进行思想交流。作者没有将他们视为一个个孤立的雕像来介绍,而是将他们置于那个庞大的知识共同体中去考察。例如,书中对南方和北方学派在义理与考据上的侧重点差异的对比分析,就揭示了地域文化对思想流变产生的微妙影响。这种对“网络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描摹,让原本静态的“思想史”读起来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它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持续演进的清代学术图景。
评分初次翻开这套书,我最惊喜的发现是其对“非主流”思想流派的挖掘深度。我们通常谈论清代思想,不免先想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力如何式微,以及后来的乾嘉朴学如何占据主流,但这本书很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比如,书中对于一些涉及社会批判、民间信仰,甚至是一些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异端”思想家的着墨颇多,这些内容在一般的通史教材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被完全忽略。作者没有将清代思想史写成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展现了一个多元、碰撞、甚至相互否定的思想图景。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想象。每当读到一个新的人物或学说,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查阅相关的历史事件,去体会他们思想产生的时代土壤。可以说,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重新审视传统学术谱系的“方法论”。
评分康有为纯为后人臆说,不可尽信。
评分北京市金台西路2号院临街的两栋5层居民楼已准备拆除,门窗都卸了。几米之外,就是接近完工的32层人民日报社报刊综合业务楼(简称大楼)。设计大楼时,为避开这两栋当时未计划拆除的居民楼,设计师周琦将大楼的角度往北移了一点。由于大楼整体是曲面设计,而非方正外形,所以这点移动没有对楼体效果造成影响。
评分收入过很多版本的思想史,九州版的也不错过
评分所致。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从周文王正朔以记月次,故
评分康有为辩称,将该书等名目加入,恐太暴露而引起当时儒者的攻击,不过略加一二语,使当时人忽略而留下暗笔。此种解释,亦太牵强。《史记》中未提及之书,不能即谓为刘歆所伪造。
评分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 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 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评分康有为辩称,将该书等名目加入,恐太暴露而引起当时儒者的攻击,不过略加一二语,使当时人忽略而留下暗笔。此种解释,亦太牵强。《史记》中未提及之书,不能即谓为刘歆所伪造。
评分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阮元督山东学政,两年后任满,改任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和经筵讲官。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署浙江巡抚,旋即奉谕实授巡抚职,其间丁父忧去职,后复任。十四年,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时舞弊,为言官论劾,嘉庆皇帝饬令严加参奏,“以示大公于天下”,阮元因与刘是同年进士,曲为其解。经查实,嘉庆帝责备阮元“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遂被褫职。这是阮元仕途中唯一的一次失意。
评分末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于是梨洲治史,便先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对近代的史实有了了解,然后才上溯二十一史,如此便能收触类旁通之效。这种治史而注意当身现代之史,与后世言史而多偏于研究古史者不同。第三,注意文献人物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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