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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科学术文库：汉代思想史（增补第3版）（CY）》对汉代思想的研究，是在前辈和同行们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点努力。包括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和时代、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等。

作者简介

金春峰（原名金富春），男，湖南邵阳人，196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5年北大中哲史硕士。长期任人民出版社编审、哲学编辑室主任，兼《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1988年后，先后任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等。主要著作有《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等。

内页插图

目录

修订增补第三版序
修订增补版序
序
序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和时代
一 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思想的关系
二 帛书关于道、天、理的思想
三 辩证法思想
四 刑德思想
五 刑名法术思想
六 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
七 帛书产生的年代

第二章 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
一 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
二 汉初黄老思想对陆贾、贾谊的影响
三 韩婴、董仲舒思想中的黄老影响
四 黄老影响不能夸大
五 《论六家要旨》对黄老思想的赞誉
六 黄老思想的退位

第三章 汉初儒家思想的复起及其儒法融合的特点
一 陆贾“仁义为本”的思想
二 贾谊的礼治思想
三 贾谊对黄老无为思想的批判
四 贾谊融合儒法的思想特点
五 贾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及其矛盾
六 韩婴的儒家思想
七 汉初儒家思想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第四章 汉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及其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一 秦汉自然科学成果
二 天人相应、天人一体的基本观念
三 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信息思想
四 系统观念和辩证法思想
五 哲学与自然科学在内容上的相互渗透

第五章 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一 “天论”及其特点和矛盾
二 目的论思想剖析
三 天人感应思想的矛盾及其积极意义
四 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理性因素
五 形而上学体系和局部的辩证法思想
六 人性论思想分析
七 伦理思想的特点
八 社会政治思想
九 《公羊春秋》学的基本精神
十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六章 《淮南子》的思想特点及其政治上的消极倾向
一 天人对立的消极思想
二 宇宙图式及自然论思想
三 人性和人的价值观
四 认识论
五 辩证法思想及其对祸福转化的矛盾态度
六 社会政治思想的特点
七 《修务训》的儒家思想及其意义
八 神仙方术思想及思辨因素
九 《淮南子》思想的评价

第七章 《史记》在历史观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其反映的时代精神
一 《史记》与史学传统及孔子《春秋》
二 究天人之际
三 通古今之变
四 人性论的历史观
五 《史记》与时代精神（《史记》、《汉书》比较）

第八章 《盐铁论》所反映的汉代中期思想领域的变化和孟子思想的崛起
一 法家思想在武帝时期的实际统治
二 孟子思想的崛起
三 汉代思想的两次转折
四 双方代表的社会阶级利益及“文学”社会政治批评兴起的条件

第九章 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一 阴阳灾异和经学之士的兴起
二 石渠阁会议与《毂梁春秋》的兴起
三 礼教向社会的扩大和深入
四 孟喜、京房易学的灾异思想
五 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灾异思想
六 儒学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背景

第十章 孟喜京房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 孟喜易学的卦气思想
二 京房的阴阳象数易学
三 京房注《易》的几种方法
四 《易》与五行的结合
五 京房易学的影响

第十一章 谶纬在哀平时期的泛滥及其思想意义
一 谶纬和政治
二 谶纬和宗教
三 谶纬的元气思想和宇宙生成论
四 “八卦为体”的新观念
五 谶纬对象数思想的发展
六 “河图”、“洛书”数图释义
七 名词定义与象数模式
八 社会理想
九 谶纬的评价

第十二章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时代和思想特点
一 《河上注》非葛洪所作
二 《河上注》是汉代作品
三 《河上注》出于西汉
四 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第十三章 《道德指归》的自然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
一 《指归》的自然思想
二 生成论与本体论
三 经验论和思辨因素
四 社会政治思想
五 《指归》版本的几个问题

第十四章 扬雄思想的成功、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一 《法言》的理性精神
二 《太玄》对《周易》的模仿及其失败
三 《法言》、《太玄》的经验教训
四 扬雄思想在汉代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

第十五章 刘歆与西汉正统经学的结局
一 刘歆的经学思想
二 刘歆与《左传》及《周官》
三经学投靠政治的恶果

第十六章 《白虎通》与两汉神学经学的思想方式
一 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的产生
二 《白虎通》的学术性质
三 关于“三纲”的思想
四 哲学范畴及其特点
五 神学、经学的思想方式
六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命运

第十七章 王充思想剖析
一 元气自然论剖析
二 “实知”、“知实”的理性精神
三 无神论的经验教训
四 命定论的逻辑推演
五 黄老自然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矛盾
六 “定贤”辩论的时代和思想意义
七 王充哲学提出的两个问题
八 寒门细族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典型意义
九 王充哲学的历史地位

第十八章 《太平经》的思想特点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一 关于《太平经》成书的情况
二 神道理论
三 神学体系的内在矛盾
四 社会政治思想
五 谶纬向宗教的转化
六 《太平经》与方士化的儒生
七 黄老道与《老子想尔注》
八 《太平经》何以成为道教经典

第十九章 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
一 皇权与士族的矛盾
二 皇权与宦官
三 士族反宦官外戚的斗争
四 党锢之祸与经学的没落

第二十章 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及其与魏晋思想的
联系
一 王符的社会批判思想
二 崔寰的社会批判思想
三 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想
四 “本末”、“名实”与魏晋思想

第二十一章 许慎、郑玄、虞翻与两汉经学的终结
一 《说文解字》与经学
二 《五经异义》
三 郑玄的遍注群经
四 郑玄《易》注的理性因素
五 引《老》注《易》的开始
六 虞翻象数易学的特征
七 儒通互补与汉末风尚
后记

精彩书摘

一些著作据此认为司马谈在这里概括了汉初黄老思想的特点，因此汉初的黄老思想是融合了各家之长的新思想。实际上，司马谈在这里，不过是站在道家的立场，观察与批评各家的思想而已。因为墨家思想的要义和精髓本来是“尊天”、“明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强力”、“非命”。站在墨家的立场上，这才是墨家之善。但是对墨家的这种观点，司马谈都批评为“尊卑无别”，“俭而难遵”。在司马谈眼中，墨家的惟一优点是“强本节用”。而“强本节用”正是道家思想所内在地涵具的（老子思想既强调崇本，又强调俭、朴）。儒家思想的要义本来是仁义道德，礼乐教化，宗法情谊。站在儒家的立场，这是儒家之善。然而这种善，司马谈却批评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司马谈眼中，儒家的惟一优点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即严格君臣等级名分。这种优点，正是黄生在景帝面前所强调的，也是道家的人认为道家思想所内在地涵具的（帛书《经法》就强调着这些思想）。对阴阳家，司马谈也这样分析。至于法家，名家，如前所论，本来和《老子》就是一个思想体系，法术刑名是其思想的组成部分。因此，司马谈所谓道家“采儒墨之善”等等，并非说他崇奉的是一种既道又儒，道儒兼容，采集了各家学说之长的杂家式的新道家，而是表明，司马谈是用道家的立场与尺度，①观察分析了儒家，墨家，得出了各家思想的长处是道家思想已经涵具了的结论，这是司马谈站在道家立场上对道家思想的一种赞誉和推崇。
汉初，儒家和道家、阴阳家、名家、法家等，确在相互影响、吸收和融合。如上所述，陆贾和贾谊的思想中，就有儒道融合的表现。但并没有出现一种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新的道家著作和思想体系。《老子》不是这样的体系，《黄老帛书》也不是这样的体系。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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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对欧阳先生的批评实际是在曲折地反映中国传统佛教（中国化佛教）本位与印度瑜伽行派本位间的冲突。这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佛教强调义理通观与印度瑜伽行派强调名相分析间的冲突。印度瑜伽行派的特色是既注重完整性又注重差别性，逻辑谨严、界定清晰，因此，该派学人注重名相分析与义理阐释论证，其著述与论说风格常不免流于烦琐。这与中国佛教重悟而轻言、重通观大略而轻细致分析的传统相异。如前所说，欧阳先生严守瑜伽行派法度，而太虚法师则以中国传统佛教通观思维方式解读瑜伽行派思想，二者间发生思想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二者发生思想冲突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对中国传统佛教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中国传统佛教背弃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传统，是一种相似佛教，倡导回到印度大乘佛教，回到瑜伽行派的清晰教理中去。这导致了支那内学院与中国传统佛教界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太虚法师与欧阳先生之间的这场论辩，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反映。因此，太虚法师对欧阳学说的批评，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佛教思维方式对支那内学院的反思运动的反击，带有维护中国传统佛教“意识形态”的色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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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评分☆☆☆☆☆

很早之前就想买这本书，一直是在图书馆借着看。这次搞活动，赶紧收了。大家经典之作，必收。印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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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之作，必不可少，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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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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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对欧阳先生的批评实际是在曲折地反映中国传统佛教（中国化佛教）本位与印度瑜伽行派本位间的冲突。这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佛教强调义理通观与印度瑜伽行派强调名相分析间的冲突。印度瑜伽行派的特色是既注重完整性又注重差别性，逻辑谨严、界定清晰，因此，该派学人注重名相分析与义理阐释论证，其著述与论说风格常不免流于烦琐。这与中国佛教重悟而轻言、重通观大略而轻细致分析的传统相异。如前所说，欧阳先生严守瑜伽行派法度，而太虚法师则以中国传统佛教通观思维方式解读瑜伽行派思想，二者间发生思想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二者发生思想冲突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对中国传统佛教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中国传统佛教背弃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传统，是一种相似佛教，倡导回到印度大乘佛教，回到瑜伽行派的清晰教理中去。这导致了支那内学院与中国传统佛教界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太虚法师与欧阳先生之间的这场论辩，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反映。因此，太虚法师对欧阳学说的批评，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佛教思维方式对支那内学院的反思运动的反击，带有维护中国传统佛教“意识形态”的色彩。①

评分☆☆☆☆☆

但印顺法师对欧阳先生与太虚法师的“分、合”之辩的评论，具有不同的色彩。一是离开了当年激烈的“佛教意识形态”之争的背景多年，二是本着现代学术的立场，此二者使得他的评述似乎较为客观公正。但印顺法师的立场外在于佛教本位，这是可诟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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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於秦，不能自脱。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汎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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